龔鵬程大學堂beta

龔鵬程,1956年生於台北,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 辦有大學、出版社、雜誌社、書院等,並規劃城市建設、主題園區等多處。講學於世界各地,現為世界漢學中心主任、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推廣中心主任。已出版論著130餘種,包括《文學與美學》《美學在台灣的發展》《中國文學批評史論》《俠的精神文化史論》《中國傳統文化十五講》等。

中藥西傳是一場守法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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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圖片由Y.H Lee在Pixabay上發布

我曾說:歷史上君子與小人爭,君子多失敗。因為君子們首先就亂了,為了採取什麼對抗方法才符合正道,先要大打一架。結果,架還沒打完,就都被小人收拾了。所謂「宋人議論未定,金兵早已渡河」。

把小人換作瘟疫,情況是一樣的。這不才說中醫也被允許參與抗疫,就出現無數黑中醫的帖子。才說雙黃連口服液可能有用,就有人說十五年前德國某教授指出過:雙黃連雖可抑制病毒,但經實驗,其中因子或可讓公雞睪丸縮小40%。

中西醫交仇,是我們民族的不幸。我也不好說什麼,但我想到另一位德國人以及一些德國人。


一、 中醫藥在世界的擴散

曼福瑞德.波克特(Manfred Porkert), 中國名字叫:滿晰駁。意思是:以飽滿的責任感反駁西方明晰科學的不足。曾任德國慕尼黑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醫學家,國際中醫規範辭典執行主編。他信中醫。有次眼晴不好,用茯菟丹和六味地黃丸吃好了。

像他這樣的人還不少。據德國知名的埃倫巴赫民意測驗機構調查,61%的德國人願意接受中醫治療,只肯信西醫的只有18%。曾經接受過中醫治療的人,願意再接受中醫治療的比率高達89%。

所以德國已有500多家醫院設有中醫門診部,醫療管理部門也建議醫生和患者廣泛地採用中醫療法。已有4萬名中醫師,其中針灸醫師2萬多名。病人很樂意去看中醫,德國Kortzting中醫院預約病號甚至要等半年之久,全部費用由保險公司報銷。全國還有三分之一的西藥房銷售中藥。

把這種情況更擴大到全球範圍看。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前幾年世界草藥市場的總額就已超過600億美元,並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長,預計國際傳統藥品市場很快將超過1,000億美元的銷售規模。

目前,丹參、五味子、薏苡仁、桂枝、紅參、金銀花、何首烏、三七、靈芝等13個中藥品種的46個質量標準已被《美國藥典》收載。

穿心蓮、積雪草、肉桂、青蒿、靈芝等5個中藥材被收入美國膳食補充劑法典。

另已有人參、陳皮、白朮、大黃、水紅花子、虎杖、三七等66種中藥材進入歐洲藥典。歐盟還將與我們共同研究起草《本草專論》。提煉青蒿素的屠呦呦,更已獲得諾貝爾獎。

所以,罵相信中醫的人只是在交智商稅,說西方人認為中醫藥不科學、不接受中藥等等,只是我們內部中西醫對抗下形成的一套「迷思」,用以對某些人自我催眠。

正因為我們內部雜音太多,中醫藥在世界的推展自然就很滯後。現在世界上中藥專利的70%以上被日韓占據,據《世界專利數據庫》統計,在世界草藥和植物藥專利申請中,中藥專利日本占44.4%,我國僅占0.3%。


二、早期阿拉伯世界對中醫藥的吸收與推廣

說中藥逐漸推廣到西方,也別忘了西方的藥亦早已傳入中國。中西醫是個共同體,彼此交流,各取所需,乃是常態。

只不過早期世界貿易以中國、阿拉伯、印度為主,所以中國吸收外來藥較早,唐人《海藥本草》已記述了由海外傳入中國的藥物達96種。

西方的漸次崛起是十五世紀大航海以後的事,故其接受中醫藥比較晚,且還有個過程(以前我談過脈學、經絡、針灸等,故底下只說藥)。

期間居中的中介者是阿拉伯。成書於公元11世紀初,相當於我國宋朝的阿拉伯文阿維森納《醫典》,共分五部,第二部是關於草藥的藥性、藥理和藥物治療學的內容;第五部是處方,大部分是草藥組成的複方。

其中明確指出有17味草藥從中國進口,其中包括了細辛、薑黃、桂枝、肉桂、大黃、荔枝、樟腦、麝香、蘆薈、檀香、玳瑁、莪朮和郁金等。

後來它被譯成波斯文、土耳其文、烏爾都文,12世紀更被譯成拉丁文。中世紀的歐洲將該書作為權威性的醫學教科書一直沿用了700餘年。

有人說,在活字印刷術發明後,《醫典》印刷次數之多,僅次於《聖經》。

它的脈學體系與中醫的脈學極其相似。第一部「脈論」中共記載了19種脈象,包括長脈、短脈、和脈、寬脈、細脈、高脈、伏脈、糙脈、大脈、小脈、數脈、遲脈、續脈、結脈、滑脈、澀脈、實脈、虛脈和平脈。

英國李約瑟認為其必與中醫脈學有淵源。它論疾病多言寒熱虛實,而且對人體津液、疾病標本的論述亦與中醫學相似。

另一部相當我國元朝時期,用波斯文寫成的系統介紹中醫藥學成就的書籍《唐蘇克拉瑪》,也利用中醫「氣」的概念,並以穆斯林醫學典型的燒灼療法為例,闡發自己對側支循環修復的創見。

作者拉什德曾派遣一名年輕的醫學生遠行中國,跟隨中國學者學習,並帶回了一些中醫藥學書籍。在他的領導和組織下,這些文獻還被系統地收集起來,譯成波斯文。此,天方之玄奘也。

1938年,土耳其蘇菲國立圖書館發現了《唐蘇克拉瑪》的殘本。全書519頁,現存四分之一。

1996年獲得土耳其政府的許可,影印《唐蘇克拉瑪》的殘本和插圖,並複製成微縮膠片。


三、對西方博物學、本草學、藥用學的開拓

十五世紀大航海以後,西方開始往東方尋找黃金、白銀和香料。

1517年,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委派在馬六甲從事香料與藥品生意的葡萄牙人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率葡萄牙使團抵達廣州,這是西方來華的第一個外交使團。

之所以選擇皮列士,是因為他剛寫了《東方志:從紅海到中國》。

這是第一部由歐洲人撰寫的描述東方包括中國地區的歷史、地理、博物學、人種志學、經濟和商業等人文信息的專著。

皮列士的航線與鄭和下西洋的航線大致相近,故也可能是受了鄭和的啟發。

皮列士原來就是葡萄牙王子艾費尼松的藥劑師。15、16世紀歐洲大部分藥都來自植物,故藥劑師就是專業醫生。他們嫻熟歐洲傳統知識體系的博物學,可採擷本草、分析其不同療效。

此後葡萄牙西班牙來華者愈來愈多。1575年西班修士馬丁.德.拉達(Mardin de Rada)到福建地區,收集大量學術書籍,涉及占星術、天文學、手相術、算學、律法、醫學、劍術和經學等。

但他認為「所有別的方面都不值一顧」,唯一肯定的中國學術只有醫學:「他們像草本學家一樣從經驗知道草藥的本性,並像我們在《迪斯科里德》(Droscorides)書裡那樣對草藥加以描述」。

他收藏的醫藥和本草書籍,頗涉及中醫辯證論治理論和預防等內容。

這些西方藥劑師和博物學家常收集採擷異域的新奇花果與藥草,寄回國內。1658年波蘭籍耶穌會傳教士卜彌格(Michal Boym)在寫給意大利托斯卡納大公爵的信中就說:「給您寄去兩種在寒冷氣候中也能結果的樹的種子,信中還有關於這兩種樹的說明。」

收集東方植物的種子或藥材標本寄回的傳教士很多,如李明、杜德美、馮秉正、殷弘緒、巴多明、宋君榮、湯執中和韓國英等都是。

1723年法國傳教士巴多明(Domonique Parrenin)在與巴黎科學院的通信中介紹了三七、當歸、人參、冬蟲夏草、大黃,並寄回了製作阿膠的原料,以供醫生和博物學家研究。

法國博物學家安托尼.傑西(Antoine de Jussieu)和本納德.傑西(Bernard de Jussieu)用實驗方以檢測巴多明的藥物。

耶穌傳教士白晉說他的同僚劉應心無旁騖地翻譯解釋了數百種中國草藥的特性。

甚至有傳教士將新鮮製作的麝香寄回歐洲。18世紀,世界著名博物學家林奈(Carlvon Linne)還鼓勵學生彼得.奧斯貝克帶著科學眼光去中國考察自然世界,為其編寫《植物種志》在世界範圍內收集植物的信息。

瑞典的彼得.奧斯貝克《中國和印度群島旅行記》則說:「我非常渴望了解中國藥草的知識,以及各種草藥所對應的疾病信息,……我希望徵詢那些能在這方面給予我指導的人,並獲得一定答案」。

這些來自中國的信息和知識大大豐富了歐洲的博物學和藥學研究。


四、中國藥在西方

中國藥進入西方人生活中以後,西方對什麼較感興趣呢?

在中國藥材市場中,歐洲人比較容易辨識的是大黃、胡椒、肉荳蔻和麝香,他們不僅了解到麝香製作過程,還知道麝香有真假。

麝香,在17世紀歐洲的知名度和市場需求量,可藉莎士比亞的戲劇略窺一斑。

《李爾王》中說:「好藥劑師,給我一盎司麝香,讓我除去想像中的臭味道。」

另一種藥材是大黃。

第一位進入中國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發現麝香和大黃雖然最早是由西方引進中國的,可是現在又由中國高價返銷至歐洲,獲取巨額利潤:「在這裡買一磅大黃只要一角錢,而在歐洲卻要花六七倍之多的金塊。」

大多數植物、水果和本草他們並不認識,更不明晰藥草用法與療效。

比如,利瑪竇說「這裡還可以找到葡萄牙人叫作中國木,而別人則喚作聖木的那種能治多種疾病的著名藥。它不用栽種,野生在荒地上,只要花點採擷它所必需的人工錢就能買到,但卻以高價出口」。

1535年,葡萄牙人將此樹根介紹至歐洲。「中國木」的紀錄還出現在1585年羅馬出版的西班牙人門多薩(J G de Mendoza)編著的《中華大帝國史》中。17世紀歐洲人都將這種樹根稱為「中國木」,當作治療梅毒的良藥。

「中國木」究竟是何種草藥?卜彌格在《中國植物誌》(Flora Sinensis)說是茯苓(FoLim)。

他解釋:「葡萄牙人稱中國根為PaodeCina,歐洲人稱它為China。它大量生長在雲南、廣西和廣東省,……中國人將它和肉放在一起,用來做湯。它也做藥用,能治病。如它能治梅毒,消除血栓,防治中風,也可以治其他各種各樣的病,消除骨頭和全身的疼痛。……這種根中國人叫白茯苓。」

此外,《中國植物誌》中還記錄了另一種被喚作「中國」的香料,歐洲商人將桂皮樹譯作「Cina」和「momun」 — — 「又香又甜的中國的樹」。

1661年奧地利傳教士匡衛國(Martino Martini)的《中國新地圖誌》(Atlassinensis)則明確指出「中國根」就是「土茯苓」而不是「白茯苓」,首次對兩種藥草做了甄別。

另一種「有效的根」是人蔘。

最早提到人參的是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的《大中國志》(Relatio de magna monarchia Sinarum,ou Histoire universelle de la Chine,1643)。

1653年卜彌格在《中華帝國簡錄》也介紹人參能使病人恢復元氣,並強調它價格是「相同等重量的白銀數倍」。

匡衛國的《中國新地圖誌》中也特別提到中藥中「最出名的是人參,它是中國藥物中最顯貴的根」。李明將此稱作為「靈丹妙藥」。

1687年德國漢學家門采爾(Christian Menzel)寫《論人參根》時,介紹10餘種在歐洲可見的人參植物並繪製圖形,其中有兩種是中國人參。介紹人參生長地在東北,可以恢復陽氣,明目,治神經病。

1711年耶穌會傳教士杜德美(Petrus Jartoux)在其致中國和印度傳教區巡閱使神父的信中詳細描述了人參的產地、形狀、生長、採擷和療效,並糾正了匡衛國書中關於人參產地的謬誤。


五、中草藥採集與《本草綱目》西傳

前面提到好幾次的卜彌格很重要。他父親是波蘭國王御醫,他則於1642年來華傳教,並捲入南明朝廷試圖復辟的政治事件中。

在華期間,他翻譯了多部中醫著作,1652年至1653年間編寫《中華帝國簡錄》和《中國事物概述》也涉及許多歐洲人不知道的草藥。

《中華帝國簡錄》記錄治療眼疾的黃連、能延年益壽的不死草和人參。《中國事物概述》介紹了麝香的製作過程,並指導讀者如何辨別麝香的真偽,此外還有大黃、「中國根」茯苓、肉桂、生薑和沈香。

1653年他用拉丁文編寫圖文並茂的《中國植物誌》,1656年在維也納出版。這是歐洲出版的第一部中國植物學專著。其中收錄29種生長在東南亞和中國的動植物。

每種植物都仔細描述其葡萄牙語或拉丁文和中文名稱、生長區域、形質特徵、藥物製作方法、治療的疾病和銷售情況。動物中有鳳凰、野雞和像鹿又像虎的麝。

168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藥劑師克萊耶爾(Andreas Cleyer)在法國出版《中國指南》(Specimen Medicine Sinicae),此書乃是剽竊卜彌格的手稿。其中有兩部分與中藥相關的文章:《對作者王叔和脈診醫病的說明》和《單味藥 — — 中國人用於醫療的單味藥》。

《單味藥》是一部中醫本草學作品,有289味草藥的用法,49幅彩色插圖。有學者認為即是《本草綱目》的節譯本或選​​譯本。

1578年李時珍著成《本草綱目》,1596年在金陵刊行。不久便引起西方知識界的注意,李明的《救荒本草》(類似西方的《植物誌》,介紹植物及其食用知識)即開始介紹。

1735年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根據耶穌會士寫回法國的通信編輯《中華帝國通志》在巴黎出版,其中更收有法文的《本草綱目》[《節錄《本草綱目》即中國本草學或中國醫用博物學》(Extrait du Pen Tsau Cang Mou C'est-a-dire de l'Herbier Chinois,ou histoire naturelle de la Chine,pourl'usagede medecine)]。

法國醫生旺德蒙德(Jacques François Vandermonde)在澳門行醫時得到《本草綱目》,按書所載,收集了80種無機礦物藥標本,並在當地中國人的幫助下,按書中所述對每種藥作了說明,一一做標籤,然後用法文編寫了《〈本草綱目〉中水、火、土、金石諸部藥物》。同時,他還寄回法國24種礦物標本。

1738年在瑞典東印度公司工作的瑞典博物學家萊格斯特倫(M. von Laerstron),則在中國南方採集植物標本,並得到《本草綱目》原著。

他是著名生物學家、植物分類體系奠基人林奈(Carl Linnaeus)的朋友。回國後,將這批標本送給林奈。林奈在《植物種志》中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種植物的屬性午屈萊科(Lythraceae)紫薇屬(Lagerstroemia)。

英國博物學家蘇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在中蒙邊境狩獵採擷,1925年完成《一個博物學家在中國的筆記》(A Naturalist's Note-Book in China)。

1871年,在漢口從事醫學傳教的波特.斯密史(Porter Smith)醫生研究《本草綱目》《爾雅》和《廣群芳譜》,並訪查民間草藥,編著了中英文對照的《中國本草的貢獻》(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 Materia Medica and Natural History of China)。

目的,一是希望以其在中國十餘年積累的草藥辨識與使用的經驗,幫助在華外國醫生和醫學生辨識草藥,解決行醫缺藥的困境。

二是針對當時西醫中譯出現的醫學術語難題,嘗試由本草切入,以中文、拉丁文和英文三種語言對譯的方式,開闢出一條醫學翻譯的新路徑。他創建的術語對照方法奠定了後來中國醫學術語編寫的標準框架。

1874年,法國駐華領事鐵桑(M. Dabryde Thiersant)的《本草綱目》在巴黎出版,西方學者認為該書提升了歐洲人對中國醫學思想和藥物治療的認知。

1881年貝勒(Emile Vasilíevitch Bretschneider)《早期歐洲學者對中國本草學的研究》,回顧了16世紀以來歐洲學者本草研究史,以及中國本草學對歐洲的影響。

1892年他的《中國植物誌》(Batanicum Sinicum)出版,對《本草綱目》更說:「《本草綱目》為中國本草學名著,有此一書,足以代表。……李時珍不愧為中國自然科學界卓越古今的代表人物,後本草學著作蓋無能出其右者。」

1887年在華醫學傳教士成立博醫會,首先確定的重點就是中國本草學,博醫會歷任主席都會重申該主題的研究意義。1911年博醫會主席師圖爾(G A Stuart)與斯密史合作研究李時珍的專著出版,名為《中國本草學 — — 一部按現代分類法編輯的藥物手冊》。

1939年協和醫學院藥學系系主任伊博恩(BHRead)用分析化學的方法研究中藥本草,翻譯《本草綱目》中金石、獸、禽、鱗、介、蟲和魚等七個部分,並對《救荒本草》中414種植物進行考證。他開創的現代實驗科學方法研究中藥的範式,至今還應用在中藥研究領域。

這只是粗略的名單,但可以看到許多感人的故事。

幾百年間,好多代人,在摸索尋找中國靈藥。飄洋過海,還常要深入山野、以身試藥。他們真正體現了醫者濟世之心,也是中西醫共同體的開拓者。

經由他們的努力,自16世紀開始,《本草綱目》原著就已進入歐洲,至19世紀,該書分布在世界各大圖書館。

大英博物館有1603年的江西本、1655年張去中刊本及1826年英德堂本。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有1655年太和堂刊本、1694年的刊本、1717年本立堂本、1735年三樂齋本。

德國柏林皇家圖書館珍藏有1596年金陵本和1603年江西本。美國國家圖書館收有1596年金陵刊本和江西本,耶魯、哈佛、哥倫比亞、芝加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都有收藏本……。

相較之下,我不知道我們收藏了什麼西方古代重要(而他們都可能失傳的)醫典、藥典。

所以,最後,我要引一段卜彌格的話,大家來體會體會。大疫當前,重思醫道,消戾氣,增福慧!

他說:「我們談的不是中國人如何了解我們的藥,和我們從中國人那裡得到了什麼。而是在世界的另一個地方,人們間接地通過脈診,對病情有了解;通過創新的技能和智慧,長時期的經驗積累和臨床運用,就對疾病有了深入了解。只要時間允許,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把他們運用的方法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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