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瑪吉·貝雷爾（Marge Berer）：英國倫敦國際婦女安全墮胎權運動的國際協調人，1993-2015年在自己創辦的雜誌《生殖健康事務》（Reproductive Health Matters）擔任編輯。

原文鏈接：Abortion Law and Policy Around the World

譯者按：

這篇2017年的有關世界各地墮胎法和政策的研究顯示，當時的婦女墮胎權益正整體向一個積極的方向發展。短短5年，我們卻看到世界各國（尤其是過去認知的先進國）的嚴重倒退。6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的歷史性裁決，結束了憲法過去50年對婦女墮胎權的保障，而美國13州早已醞釀多年的「觸發法」（trigger laws）也揭示了極右勢力多年的籌備和積極反撲。

在很多人「恍如隔世」（怎麼一覺醒來人權倒退那麼厲害？！）的驚嘆聲中，譯者認為，重新和歷史性地認識墮胎權益史是重要的。本研究雖然篇幅很長，但其涉獵時空之廣能讓大家更清楚認知墮胎（女性）權益發展和局限的複雜性，值得花時間細讀。當中重要的訊息包括：

一、墮胎權益之路是漫長且艱辛的，但從來不是不可能的任務，所以我們不該放棄，儘管倒退總比前進來得容易和快。

二、維權需要廣泛的支持與配合，絕不是一小撮人的努力就可以做到的。

三、儘管過程中難免有妥協，但把墮胎罪從法律中全面劃除，才是最理想且最應該努力的終極方向。

四、各國政權都會把婦女的生殖權益當成政治籌碼和用來維護父權對女性的剝削，但女性身體的主人是她們自己。要維護墮胎權，就要拒絕霸權凌駕。

摘要

本文的目的在於提供世界各地有關墮胎的法律和政策的全景圖，以及各國的例子。這些例子顯示，圍繞墮胎累贅且錯綜複雜的法律和限制，在法律或公共衛生方面都不合理。只有當女性有權利墮胎，費用在可負擔範圍內，且服務普及化的情況下，墮胎才可能安全。從這個角度來看，現有法律多數都不符合這一目的。然而，法律改革之路漫長而艱辛。為了實現安全墮胎的權利，倡導者需要研究各國現行的政策、衛生系統、法律、司法和社會文化現實，並決定哪種是他們想要的（如果有現成的話）。他們面對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定下可實現的目標，建立足夠的支持，並與法律專家、議員、衛生專業人員和婦女一起努力修改法律——盡快讓每個意外懷孕的女性可合法墮胎。

墮胎非刑事化的定義

簡單來說，墮胎非刑事化就是從法律上去除對墮胎的具體刑事制裁，修改法律和相關的政策法規，以達到以下目的：

• 不懲罰任何提供安全墮胎服務的人，
• 不懲罰任何墮胎者，
• 警方無權對安全墮胎的規定或做法進行調查或起訴，
• 法庭無權決定是否允許墮胎，並且
• 將墮胎納入醫療保健範疇——也就是說，在墮胎服務、墮胎師培訓以及實證指南的製定和應用中選擇最佳做法，並運用現行法律來處理任何危險或疏忽。

墮胎歷史

直到19世紀末，絕大部分國家的法律都限制墮胎。這些法律主要來自歐洲帝國——英國、法國、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都在其殖民地實施本國禁止墮胎的法律。

根據聯合國人口司（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關於墮胎法的綜合網站，限制墮胎的法律制度分為三大類，主要是在16世紀以後的殖民主義時期發展起來的：

• 普通法：英國及其大部分前殖民地——澳洲、孟加拉、加拿大、印度、愛爾蘭、馬來西亞、新西蘭、巴基斯坦、新加坡、美國，以及非洲、加勒比和大洋洲的英語系國家；
• 大陸法：歐洲其他大部分地區，包括比利時、法國、葡萄牙、西班牙及其前殖民地，土耳其和日本，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區，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非英語系國家，以及中亞和西亞的前蘇聯共和國。此外，一些北非和中東國家的法律受到法國大陸法的影響；
• 伊斯蘭法：北非和西亞等以穆斯林人口為主、且對屬人法有影響的國家，例如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巴基斯坦。1

從歷史上看，限制墮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

1. 墮胎危險性很高，很多婦女因而喪命。因此，這些法律的目的在於保護婦女的公共健康——儘管如此，婦女們仍在尋求墮胎途徑，哪怕冒著生命危險;直到今天，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她們仍然會這樣做。

2. 認為墮胎是罪惡或違背道德的，法律旨在懲罰墮胎者，並起到威懾作用。

3.    在某些或所有情況下，為了保護胎兒生命而限制墮胎。

由於墮胎方法已變得安全，因此禁止墮胎的法律的意義，僅在於懲罰和威懾，或保護胎兒生命高於婦女生命。雖然有些現有法律被用來針對導致傷害或死亡的不安全墮胎，但更多的情況是，法律經常被用來對付那些在法律範圍之外進行和提供安全墮胎的人。諷刺的是，正是另一個時代遺物的限制墮胎法，導致了數以百萬計的婦女死亡和受到傷害——因為她們無力支付安全非法墮胎的費用。

本文旨在提供當前關於墮胎的法律和政策的全景圖。從全球角度來看，這些法律多數都不具備任何法律或公共衛生意義。事實是，法律越嚴格，不遵守的情況越多。無論是什麼導致了目前為婦女利益而進行的法律改革陷入僵局——無論是污名化、厭女、宗教、道德還是政治怯懦——現有的墮胎法律絕少名副其實。

1900年以來墮胎法的改革和實踐

第一個改革墮胎法的國家是蘇聯，在女權主義者亞歷山德拉·科蘭泰（Alexandra Kollantai）的推動下，於1920年10月通過了一項關於婦女健康保護的法令。2自此，人们開始以公共健康和人權為理由宣揚進步的墮胎法改革（這是有利於婦女的），用以推动基於人口和環境目的的小家庭模式，另外婦女教育和社會經濟地位的提高也創造了生育的替代方案。也許最重要的是，當今各國在生育控制方面已有了成熟的技術，文化上也得到接受。然而，儘管經過了100年的安全墮胎運動，避孕也已經完全合法化，但墮胎仍無法全面合法化。

如果遵循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指示，墮胎是最安全的醫療程序之一。3但是，在不安全情況下進行的墮胎也是至少六分之一孕產婦並發症死亡的原因。4 2004年，世衛根據所有國家的估計和數據進行的研究表明，墮胎法律限制越少，因不安全墮胎而死亡的人數就越少。5事實上，研究發現，大多數國家允許墮胎的主要理由只有六種：

理由一 – 生命危險

理由二 – 強姦或性虐待

理由三 – 嚴重的胎兒異常

理由四 – 對身體健康（有時包括心理健康）造成風險

理由五 – 社會和經濟原因

理由六 – 根據要求

調查結果表明，上述理由一到理由六每增加一種得到允許，死亡人數都會下降。幾乎沒有因不安全墮胎而死亡的國家，是那些無限制允許墮胎的國家。

這證明了，終止不安全墮胎的最佳方式是取消所有限制墮胎的法律，並普及安全墮胎。我們可以如何改善墮胎限制，實現最好（也是最應該）的改變，仍是一個問題。

墮胎從幾乎完全的刑事定罪轉變為部分（更不用說完全）非刑事化的努力進展緩慢且困難。為什麼？因為懷孕（風險）是控制女性生活的最佳方式。女性應該接受「上帝賜予的所有孩子」的傳統信念，近來對胎兒重於母親的美化，以及男性主導的文化，都極其有效地用來為刑事限制辯護。然而，墮胎的需求是擁有子宮的決定性經歷之一。

2010-2014年間，全球受孕婦女中有25%選擇了人工墮胎，包括在避孕普及率高的國家。6 經過了多年有效宣傳，越來越多婦女在捍衛墮胎的必要性和安全墮胎的權利——隨時獲得相關服務的權利。此外，越來越多的政府，包括發達國家和近期更多的發展中國家，都開始承認，防止不安全墮胎是其致力減少可避免孕產婦死亡的承诺及國際人權法義務的一部分。

雖然有些人仍寄望通過提高避孕藥具使用率或僅通過墮胎後護理就可以減少孕產婦死亡率，但事實並非如此。避孕藥具有時會失效，人們有時不使用避孕藥具，這兩者都是常見的性行為情況。

國際人權機構在呼籲法律改革方面的作用

近年來，在倡導安全墮胎方面多了一個新的層面，即基於現有法律如何影響婦女和女孩以及法律是否符合國際人權標準的分析。聯合國人權機構在呼籲逐步改革墮胎法上發揮了越來越明顯的作用。这些機構包括人權事務委員會，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經濟、社會和政治權利委員會、法律和實踐中婦女歧視問題工作組，以及專注於可達到最高健康標準權、非洲婦女權利和酷刑問題的特別報告員。7

美洲人權法院（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歐洲人權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和非洲人權和人民權利委員會（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簡稱ACHPR）等國際機構在這方面也非常積極。ACHPR在2016年1月呼籲根據《馬普托協議》（Maputo Protocol）在整個非洲實現墮胎非刑罪化，並在2017年1月重申了這項呼籲，在整個非洲掀起了波瀾。8

合法化或非刑事化：名詞代表了什麼？

有趣的是，沒有任何人權機構呼籲應在女性要求的基礎上允許墮胎，但許多人呼籲將墮胎非刑事化。這就帶出了一個問題，即「非刑事化」一詞在不同方面的理解是什麼。

多年來，國際上的墮胎權運動一直呼籲「安全、合法的墮胎」。最近，還出現了要求「墮胎非刑事化」的呼聲。這些是否意味著同樣的事情？簡單地說，它們可以這樣區分：墮胎合法化意味著通過確定允許墮胎的理由，將墮胎以某種形式保留在法律中；而墮胎非刑罪化意味著完全取消對墮胎的刑事制裁。

在這個意義上，除了少數幾個國家外，今天所有國家的墮胎都只是基於一種或多種理由（大多以法律的特例情況）合法，而加拿大則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個通過最高法院1988年的一項裁決，有效地將墮胎完全非刑事化的國家。9 其他國家，無論其法律改革多麼自由，都不願意將對墮胎的限制完全從法律中劃除。

然而，這種區別往往不能真實反映其內涵。相反，這兩個詞被交替使用——也就是說，墮胎可能因某些或所有原因而合法化或非刑事化。似乎沒有人能夠改變這種術語界定模糊的情況。儘管如此，在建議墮胎法改革時，明確界定其內容是關鍵的。無論使用這兩個術語中的哪一個，在探討了所呼籲的改革的複雜性之後，我將在本文的後面再來討論這個問題。

當今各國的墮胎法

對墮胎行為的刑事限制包含在了成文法中（所謂成文法，就是立法機構通過的法律），有時是刑法典（整合了一套刑事法規）的一部分。以英國為例，1861年的《侵犯人身罪法》（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Act）第58和59條將墮胎定為犯罪，1929年的《嬰兒生命保護法》（Infant Life Preservation Act）對其中一個方面作了進一步界定，然後1967年《墮胎法》（Abortion Act）允許在某些理由和條件下進行墮胎（但不包括北愛爾蘭），之後1990年的《人類受精和胚胎學法》（Human Fertilisation and Embryology Act）做了進一步修正。1967年的《墮胎法》中，墮胎的合法理由規定為刑法的例外情況；然而，1861年的法案至今日仍然有效，被用來起訴非法墮胎。10

愛爾蘭以前是英國的一部分，也受制於1861年《侵犯人身罪法》，僅在2013年的《孕期生命保護法》（Protection of Life during Pregnancy Act）中撤銷了強行將墮胎行為幾乎完全定為犯罪的第58-59條。11前英國殖民地塞拉利昂（Sierra Leone）也在2015年12月通過的《安全墮胎法》（Safe Abortion Act）中廢除了1861年的《侵犯人身罪法》，並在2016年2月第二次一致通過。該法案允許在懷孕的前12週內應要求墮胎；24週內，在強姦、亂倫或對胎兒、婦女或女孩的健康有危險的情況下，墮胎也是允許的，但該法案最終沒有簽署成為法律。12

在二十世紀末，世界上98%的國家在法律上允許為挽救婦女生命而墮胎。13允許以其他理由墮胎的國家比例如下：保護婦女的身體健康（63%）；保護婦女的精神健康（62%）；在強姦、性虐待或亂倫的情況下（43%）；胎兒畸形或損傷（39%）；經濟或社會原因（33%）；以及應要求（27%）。

2002年，允許以上述每種理由墮胎的國家數量因地區不同而有很大差異。因此，65%的發達國家允許應要求墮胎，但只有14%的發展中國家允許；75%的發達國家允許因經濟和社會原因墮胎，但只有19%的發展中國家允許。14一些國家允許額外的墮胎理由，例如孕婦患有艾滋病；年齡在16歲以下或40歲以上；未婚；或有很多孩子。少數國家還允許為保護現有兒童或因避孕失敗而墮胎。15

儘管這些2002年發表的百分比已經過時，但它們並沒有發生巨大變化。2017年底，世衛組織生殖健康和研究部/人類生殖项目的研究更新了世界上關於墮胎的法律，並增加了相關政策的新信息。該研究將納入聯合國人口司的網站。16

墮胎管制

然而，事情沒有那麼簡單。除了成文法之外，其他放寬、限制或監管墮胎服務的方式也具有法律地位，包括以下幾種：

·      至少有20個國家的憲法，如愛爾蘭的《憲法第八修正案》（1983）；

·      最高法院的決定，如美國（1973年，2016年）、加拿大（1988年）、哥倫比亞（2006年）和巴西（2012年）；以及高級法院的判決，如印度（2016年，2017年）允許個別婦女在超過20週上限的情況下墮胎；

·      習慣法或宗教法，如突尼斯（Tunisia）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對穆斯林法律的詮釋，允許120天以內的墮胎，但其他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根本不允許墮胎；

·      一方面要求衛生專業人員保密，另一方面又要求衛生專業人員報告他們可能獲悉的犯罪行為，例如提供治療時發現的因不安全墮胎引起的並發症。

·      醫學倫理守則，例如允許或不允許基於良心的反對。

·      關於提供墮胎服務的臨床和其他監管標準和準則——如報告準則、紀律程序、父母或配偶的同意，以及對哪些衛生專業人員可以提供墮胎、在哪裡提供墮胎服務、誰可以批准墮胎以及可以使用哪些方法的限制——都是法律的輔助手段（但並不一定是正式法律的一部分）。

里德·波蘭（Reed Boland）發現，有關墮胎的法律和法規之間的區別並不總是很清楚，有些國家，通常是那些墮胎法限制性很強的國家，根本就沒有發布任何法規。最複雜的情況是，多年來有很多個文本，其中可能包含相互衝突的規定以及晦澀過時的語言。結果可能是，沒有人確定什麼情況實際上允許墮胎，什麼情況不允許，這可能會全面妨礙安全和公開的墮胎服務。17

烏干達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根據阿曼達·克里非（Amanda Cleeve）等人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烏干達的憲法和刑法相互衝突，導致人們對墮胎合法以保護婦女健康和生命這一事實的解釋模糊不清，且缺乏認識。此外，雖然烏干達有國家生殖健康政策，但它既沒有得到法律的支持，也沒有執行。2015年，為了釐清這種情況，衛生部長和其他利益攸關方制定了《預防不安全墮胎的標準和循證指南》（Standards and Evidence-based Guidelines on the Prevention of Unsafe Abortion）。其中包括了誰可以提供墮胎服務，以及在哪里和如何提供墮胎服務的細節，還有指定的醫療服務責任，如護理水平和墮胎後護理。然而，由於遭到宗教和政治力量的反對，這些準則於2016年1月被撤銷了。18

自從1994年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s Programme of Action）的行動綱領中規定了墮胎後護理以治療不安全墮胎後遺症標準以來，在那些法律改革幾乎沒有前景的國家，作為一項權宜之計，已經建立了墮胎後護理系統以拯救婦女的生命。但是，這在一些非洲國家並不成功。如坦桑尼亞（Tanzania），根據其1981年修訂的刑法，仍然沒有清楚說明為了保護婦女的身心健康或生命的墮胎是否合法，因此造成16%的孕產婦死亡仍由不安全墮胎導致。19 儘管政府試圖擴大墮胎後護理服務，但2015年的一項研究發現，「仍然存在重大差距，大多數婦女沒有得到她們需要的護理」。202016年初，根據CCTV-Africa的報導，因為最近有報導稱公立和私立醫院醫生收費提供墮胎服務，而且據說並發症案例有所增加，所以新任總理與總統一起威脅要解僱並可能監禁從事非法墮胎的醫生。21

某些時候，與墮胎無關的其他法律也會對墮胎造成障礙。在摩洛哥，墮胎法是在1920年制定的，當時摩洛哥是法國的保護國。2015年5月，在不安全墮胎導致婦女死亡的報導引發了公開辯論之後，該國根據國王的一項指令啟動了擴大法律保護的改革進程。據摩洛哥計劃生育協會（Moroccan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稱，儘管人們一致認為，如果婦女的身體和精神健康有危險，以及在強姦、亂倫或胎兒先天性畸形的情況下，應允許在頭三個月內墮胎，但未婚婦女並不包括在內，因為該國婚外性行為是非法的。22

在印度，1971年通過了當時非常寬鬆的墮胎法。但該法的執行情況很差，而且不一致，因此至今仍有很高的墮胎後並發症和死亡率。23即使在15年前，診所要登記以合法提供墮胎服務的過程也是非常艱難的，因為可登記的診所數量是有限的。24此外，還有兩項法律導致了對墮胎的限制：《孕前和產前診斷技術（禁止性別選擇）法》（Pre-Conception and Pre-Natal Diagnostic Techniques [Prohibition of Sex Selection]）禁止為確定性別而進行超聲波檢查，並導致對所有孕中期墮胎規定的限制；《保護兒童免受性犯罪法》（Protection of Children from Sexual Offences Act）要求呈報未成年性行為，因此懷孕的未成年人在尋求墮胎服務時會沒有安全感。25

在不修法的情況下限制墮胎

在無需修法的前提下，正規的法律和政策也可能遭到破壞，墮胎的機會也可能遭到限制，取而代之的是通過政策迫使婦女生育更多的孩子，政治和宗教領袖公開譴責墮胎，或限制婦女獲得墮胎服務。婦女在尋求墮胎服務過程中可能遭遇官僚主義的障礙，例如要求她們進行不必要的醫療檢查，即使婦女認為沒有必要的情況下也被迫進行諮詢，必須獲得一名或多名醫生的簽名，從預約到墮胎期間必須等待，或必須獲得伴侶、父母或監護人甚至是法官的同意。

例如，1983年土耳其為了應對人口增長，政府通過了一項法律，允許調節生育，在受孕後10週內可應要求終止懷孕，以及可以絕育。尋求墮胎服務的已婚婦女只需在手術前獲得丈夫的許可或提交一份承擔所有責任的正式聲明即可。26然而，近年來，埃爾多安（Erdogan）總統採取了生育主義的立場，敦促土耳其夫婦至少生育三個孩子。自2012年以來，他一直將墮胎稱為謀殺，反對提供墮胎服務，並威脅要限制該法律。2012年，婦女們針對這些威脅進行了大量的抗議，才使得法律至今沒有修改。但是，為了使預約墮胎的程序（仍然主要由醫院的婦產科醫生負責）變得更加困難，政府還是進行了行政改革。

這些使得婦女要在政府醫院獲得墮胎服務是幾乎不可能的事；事實上，一些政府醫院已經完全停止提供墮胎服務。雖然沒有比較數據，但2016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431家設有婦產科的政府醫院中，只有7.8%的醫院不受原因限制地提供墮胎服務，78%的醫院只在有醫療需要的情況下才能提供墮胎服務，11.8%的醫院根本不提供墮胎服務。在58家設有婦產科的教學和研究醫院中，只有17.3%的醫院提供不受原因限制的墮胎服務，71.1%的醫院只在有醫療需要的情況下提供墮胎服務，11.4%的醫院完全不提供墮胎服務。總的來說，儘管法律允許不受原因限制的墮胎，但土耳其81個省中有53個省的全部政府醫院都不提供。27

因此，享有安全墮胎不僅取決於法律上的允許，還取決於環境的允許、政治支持以及保健服務和保健專業人員提供墮胎服務的能力和意願。與土耳其相比，埃塞俄比亞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未完，待續下篇。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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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Women’s Right to Safe Abortion. Feature: 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calls for decriminalisation of abortion in Africa. 2016 Jan 22; http://conta.cc/1OKSHmy Available at.

9. Arthur J. “Canada: Proof that no country needs an abortion law” 2016 Jan; http://www.safeabortionwomensright.org/portfolio/canada-proof-that-no-country-needs-an-abortion-law presentation. Available at.

10. Abor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bortion_in_the_United_Kingdom#Section_1.281.29_of_the_Abortion_Act_1967 For a summary, see Wikipedia. Available at.

11. Protection of Life during Pregnancy Act 2013. http://www.irishstatutebook.ie/eli/2013/act/35/enacted/en/pdf Ireland. Available at.

12. Se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Women’s Right to Safe Abortion. Sierra Leonean President Koroma still won’t sign Safe Abortion Act into law and calls for referendum. 2016 Jul 6; http://www.safeabortionwomensright.org/sierra-leonean-president-koroma-still-wont-sign-safe-abortion-act-into-law-and-calls-for-referendum Available at.

13.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Abortion policies: A global review. 2002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abortion/abortion-policies-2002.shtml major dimensions of abortion policies. Availabl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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