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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來鴻4】德國防疫之殤——犧牲工人造車?

作者:湯瑪斯·薩布洛斯基 (Thomas Sablowski)

日期:2021年4月5日

德國政府的新冠封鎖政策漫長而惱人。之所以會持續這麼久,是因為德國政府對企業老闆太照顧了。而本文是針對德國新冠政策的評論。

示威者抗議德國政府的防疫措施。圖片來源:Fox News

現在,聯邦和部分州政府已經承認,他們遏制新冠病毒蔓延的「平坦曲線」政策失敗了。但他們並沒有採取相應的新措施。相反,聯邦政府和各州州長罔顧大多數病毒學家和流行病學家對第三波病毒蔓延的警告,施行了「解除封鎖」政策。由於聯邦政府的防控政策相互矛盾,德國疫情遲遲沒有像澳洲、紐西蘭或越南那樣得到遏制。新冠危機開始以來,政府除了控制疫情外,還在追求與防控政策相矛盾的另一個目標,即盡所有可能不阻礙資本價值的增值。


德國經濟的心臟——出口部門及其關鍵產業(如機械製造和汽車工業)——沒有也不會為防疫政策所撼動。然而,2020年春季的產量卻也出現了嚴重的下滑。顯而易見,這是中國和義大利的供應中斷造成的。當義大利的工人出於對健康的擔憂而罷工,迫使意大利政府將部分行業停產數週時,德國政府卻毫無動作。以戴姆勒為例,其2020年的利潤高達86億歐元。


2020年3月,德國政府三心兩意的防控政策好不容易推出,商貿協會、媒體和政界中的資本客就已經開始推動「解除封鎖」。政府受迫於壓力,逐步解除了控制疫情的措施,並竭力避免第二次的全國性「封鎖」。他們的方法之一是將責任下放給下級政府:如果「感染率」在7天內上升到每10萬居民30人以上,則由各市縣負責採取新的遏制措施。然而,當感染率確實上升時,下級政府卻沒有採取什麼有力措施。相反,最初的門檻還提高到每10萬人口50人感染,且當局也悄悄完全放棄了商定的目標。直到感染率全面飆升,衛生部門早已無法追蹤感染的蔓延情況,聯邦和州政府才被迫採取新的措施。


緊接著的第二次封鎖基本沿用了第一次封鎖的模式。12月時疫情愈演愈烈,證明11月實施的措施顯然不夠有效。但進一步限制生產和工作對於政府已然成為不可能的選項——關於這點甚至沒有公開討論。政府本來可以很好地利用聖誕節這段時期,以相對較低的政治和經濟成本實施持續的封鎖——放幾個星期的特別假,並繼續為大多數人支付工資。但政府浪費了這個機會。當它再次下令關閉學校和幼稚園時,卻讓企業繼續營業。工人在上班途中和工作場所仍然面臨感染的風險。


自2020年春天首次討論「封鎖」和「解除封鎖」以來,關於如何遏制疫情的政治辯論就在兩極之間擺動。一邊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他們願意接受大規模死亡,願意犧牲老弱病殘來換取社會的正常運行。另一邊是那些擔心醫療系統不堪重負的政客,強調重症監護室沒有空位讓病人得到治療。如若施行戰時的「分診」制度(根據病情程度決定診治優先順序),那麼當局的政治成本可能會變得很高。對他們來說,「避免」衛生系統的「超負荷」,實際上意味著給醫生和護士盡力施壓來使醫療系統全速運轉,同時還能避免採取更嚴厲的防控措施。


在這個過程中,右翼反對派與執政黨之間的區別也越來越模糊。同時,在德國越來越多的人因感染病毒去世。根據羅伯特-科赫研究所 (RKI) 的資料,截止到2020年5月6日,即德國總理和各州州長在第一次封鎖後就影響深遠的「解除封鎖」達成一致共識的日子,德國已有6996人死於新冠病毒。當時,當局洋洋得意地認為,與其他國家相比,德國很好地度過了這場新冠危機。到2020年10月28日決定「輕度封鎖」時,死亡人數加起來已達10183人。12月13日決定重新關閉幼稚園、學校和商店時,死亡人數已經達到21787人。與此同時,另有超過7.7萬人直接或間接因為新冠危機而身故。


東亞、東南亞以及太平洋區域的許多國家都表明,可以採取更有效的防疫政策來遏制病毒蔓延。根據2021年3月30日的世衛組織情況報告,目前德國因新冠病毒累計死亡的人數為每10萬人口90.6人,而中國為0.3人,韓國為3.4人,越南為0.0人(編者注:越南報導的新冠死亡人數只有35,因此比例非常之小。),泰國為0.1人,澳洲為3.6人,紐西蘭為0.5人。


遺憾的是,整個德國左派至今未能就如何遏制疫情達成統一立場,也未公開提出有力的觀點。從一開始,左派就徘徊於兩種意見之間,一方面批評防控措施對公民基本權利限制所導致的破壞性後果,另一方面批評政府疫情控制不力,防疫政策三心兩意。左派一直擔心,國家在緊急狀態下對公民基本權利施行限制會演變成永久性限制。這個問題固然很重要,但左派觀點的搖擺反復已證明是一個弱點。


左派的立場應該不難定位——工人的健康必須優先於資本價值增值的考慮。雖然這事關停產數週的問題,但如果同時採取確保就業和重新分配收入等團結工人的基礎措施,工人在經濟上也是可以承受的。必須防止企業解僱員工;必須繼續支付工人工資;個體戶和僱員不超過10人的小企業必須快速、不受官僚主義拖累地獲得國家財政援助;規模較大的公司如果破產,則必須實行國有化,以保住就業。


2020年春天,德國的第一次封鎖和限產已經將感染數字降到了符合控制要求的低水準。我們還要感謝意大利的工人罷工和中國的衛生政策,否則德國的限產也不會實行到這種程度——關鍵字是供應鏈。可惜,出現的機會被浪費了。否則,我們今天也會處於類似於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情況。現在是時候從這些經驗中得出正確的結論了。


(本文是2021年1月發表在《LuXemburg》雜誌上的文章的刪節和更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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