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辈不为徒劳而打败

我的2019年是被一刀劈开的两半。

上半年我辞掉了工作，前几年毫无意义的职场生活，想把养家糊口的事情和自己的爱好分开，工作时间等待下班，每个月盼望发工资的那天，拿到工资也不会有丝毫兴奋。不仅是金额不足以兴奋，还有是我不知道钱可以买到什么欢愉，只是我付出了时间，时间就是生命，因此必须有所得到。

在网上有人听从我的想法，在线下我是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之一，我也倾向于这样。我希望自己的想法对这个世界有所改变，但不希望本身获得什么关注。所以我沉没的时候，也沉没得很坦然。

在辞职的近半年里，我每天在家，有时看着窗外的梧桐和阳光，看着远处的火车，一天经过好几列，起风的时候打开窗户，有时一个人在家听音乐跳舞，点一切高热量的食物，昼夜颠倒，一个人去看电影，看演出，喝酒，享受娱乐活动，瘦了十几斤，学习化妆，好像外面的世界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当我去接触它时，只是去享受我感兴趣的创作。

另一方面我花大量的时间在网络上，相比起生活里的风平浪静，我在信息的世界里，好像承受一个接一个的巨浪。从18年8月回到微博，到19年4月被炸号的8个月里，平均每个月有2、3000万的阅读。这些涌向我的流量，虽然微小，但加强了我身上的社会责任感。人们的关注力是有限的，我必须缩小自我，把他们投向我的关注放在更需要的事情上。

在每一个以我的职业素养能判断真实的社会新闻里，我都尽力贡献自己能做的一点推动，倾听网友的困境，给予关心的人后续反馈。也似乎是预料到这条路并不长久，在去年12月特地开了一个手机号，注册微信加了很多网友，建了很多群。那时候虽然在家，这些事情其实花费了比工作更多的精力，也有很多负面的声音和情绪向我涌来。

不过我这个人，好像在某方面有特别柔韧的神经，虽然对事件里的主人公尽力共情，但我不会因此抑郁，也不会疲倦，包括负面的声音，大多数时候对我的影响很小。炸号这件事也是一样，朋友们惋惜我写过的东西付之一炬，我却没有太难过。我说，“创造的痕迹消失了，但创造痕迹的人还在”。

我想我相信的是我自己。如果此后我做不出更好的事情，写不出更好的东西了，留下过去的印记也不能为我带来什么光荣。

彼时的微博和朋友圈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微博上哀鸿遍野，朋友圈静好一片。被迫离开微博是个不得不应对的场面，但我也将它视作打破同温层的机会。

从4月到7月，我们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为整个朋友圈点亮了上千条彩虹，在南京市民被封杀的夜晚几百个人一起唱歌纪念他，也是一种抗议，我们分享在读的书、得到的思考、获得的信息，我们一起讨论电影和社科，倾听他人生活中的悲伤，给予彼此鼓励。我们在同胞的至暗时刻声援，一起经历和周围人出于价值观的决裂。

直到某一天，有个网友过关被带去问话，翻出了手机里的我们，出于保护自己和所有人的念头，我解散了那些群。那一刻我着实伤心。觉得曾经带给过这几千个人一些什么，但是无力守护，又硬生生从他们手里夺走了。感觉自己陷入很深的疲惫。好像被人用枷锁紧紧套住不能动弹，有浑身的力气，有领导力，却不被允许做任何事。呆在家中，不知道是不是也会有人来敲我的门。

包括后来满腔热血写了又立刻被删除的文章，发了又锁上的推，也都是相同的禁锢。好在有篇文章发上了区块链，得到了最尊敬的媒体人之一的认可，也被一些从未听说过我名字的人阅读。我又相信，只要我还是自己，写下去，就不是没有意义的。

就像李翔伟的照片被人转发，无出处引用，他说版权根本不重要，内容能够触达更多人，影响更多人就够了。我想我的文字应该也是这样，人们不需要认识我的名字。可以永远被陌生人阅读，就是网络的价值。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去找了份工作。这份工作很适合我，需要花大量的脑力去比较总结事物，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虽然是商业的；需要跟人多打交道，需要学习，需要换位思考；需要充分的理性，加上一点点的感性。带给我另一种视角的思考。

我骨子里就是一个穷人，我很清楚，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农民阶级后代，不太有知识的知识分子。过去写过的文章里，自己最喜欢的是那篇，《每一种生活，都有被记得的权利》。它非常清楚地传达了我构建自我的核心——诚实、坦然、谦卑、骄傲、自爱、抗争。

在过去，我一直致力于着眼去看这世界小人物的故事。就像19年一席里我最喜欢的那一期演讲，《我一直在寻找这些横冲直撞，也目睹着一些无可奈何的不公》。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单独看到他们，可能就是一个个为了活下去，或是为了活得更好的普通个体，各自有各自的选择。但把他们放在一起，也许能帮着我们看到更多。比如，看到一些驱动他们的力量，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基于种族、文化、历史和现实而产生的几乎无法撼动的阶层感”。

这同样是我在观察了很多像我以及我见过的人一样的个体后得出的感受——阶层。一切的牺牲、宰割、归顺、对立、冲突、矛盾、缓和，都是因为阶层。如果将工作视为创造价值的途径，为一个高于我的阶层创造价值，也为和我一样的人带去新的结构，我有好奇心知道另一个维度的思考。

比如对我来说，罗振宇是毫无所谓人格魅力的，但我接触过的老板都非常信奉他的话，所以今年我也去看了他的跨年演讲——时间的朋友。确实，他和喜欢他的阶层是站在同一个视角说话的，他是他们的“吾辈”。你会发现，所谓做大事的人，一定是站在大关系的构图下说话，看到大的成绩，解决大的问题，收获大的回报。他们是这个时代最聪明的人之一，但也因为看待事物的颗粒太大，合理化了一些牺牲。

站在全社会的角度，这群人一定是有很大的价值的，他们推动了经济发展、制造了产品、创造了就业岗位，也因为深知自己的价值，常常拥有无边的自信，觉得这个世界里，他们是最重要的“吾辈”。

如果说2019年我学会了什么，那就是，站在所有阶层之外，事情常常没有所谓的正确错误之分，只是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视角看待问题。但在一个阶层和另一个阶层的对抗中，就有难以忍受的压迫和牺牲，也有一定程度上的互相成就。

年前的时候我和网友们提到了一个概念，新世界。一方面这个世界的新是对我而言的，我觉得自己第一次跳出自身的阶层来审视这个巨大的齿轮，相信《贫穷的本质》里提到的，“只提出问题而不给予解决方案，社会就会陷入瘫痪”，决定以更实际的方式去挑战旧的秩序；另一方面，我确实相信，这个世界已经和我出生、成长的那个旧世界不一样了。

比起一味地应激，我需要在这个新的规则里找到一段可以重新编程的代码。

我说，新世界是所有人欲望的链接。它脱离谁都可以运行下去，不管你是默默无闻，还是达官显贵。性别和性向在新世界中一定是趋于一个乐观的方向的，因为经济运行的方式已经变了，这些都不再重要。用好听的话讲，这是一场新的革命；用难听的话讲，谁的人性在这场新革命里都无关紧要，我们都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跨年那天，334在线上还是唱响了，因为时代变了，live不止在现场。好像今天的疫情，字节和欢喜一个聪明的举动，收获了口碑和经济的双赢，把电影带到了线上。这都是大背景下必然会发生的改变。

在我敬重的人入狱之后，包括自己也无力再做些什么，有段时间我确实是消极的，也失去了表达欲。不是无可表达，而是认定了说什么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有了声响，又带来了不匹配的危险。社会机器的螺丝拧得很紧，每个人的思想也都拧得很紧，或许只是一味地炮灰，不会激起任何浪花。

但曾经我影响的那些人，开始对我产生了一些反作用力。在群里认识的人，即使群解散了，他们也一直见面，恋爱，结婚，彼此打气，在每个节日向我发来祝福，有一种超越这个浮华时代，近乎质朴的情谊。

虽然他们大多还年轻，只能提出问题，不能解决问题；大多产生了政治抑郁，也受自身环境压抑；但从来没有一天，他们放弃去关心那些，无法为自己发声的阶层。也是因为他们，有一天我对同事说，“也许我现在不觉得只提出问题足够产生价值了，但我深知，提出问题在这个国家是需要勇气的。你们去嘲讽他们，但说到底，你们什么也没有失去；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因为提问题，付出了实实在在的代价。他们守护了自己的信念，你们守护了什么呢？”

也许还是同温层吧，不过仅仅是这2000个年轻人，就叫我重新开始心怀希望。有个网友昨晚写道：“根本不赚钱的学生弟弟妹妹在踊跃捐款，上班族拿出一个月工资购买物资给一线医务人员，门外汉这两天学会医用器材的标准区分，普通网友组建起一个个群几乎24小时即时分享信息互相提醒，陌生人组建起了志愿者网络安抚病患，记者冒着风险留在疫区，医生们自愿上前线。谁说我们没有公民社会的潜力？那我们又为什么没有呢？”

这一状况，与我看到的也是相似的。中年人分享的大多是新闻陈述，但年轻人在广泛地调动各种信息去伸出援手，寻求真相。让我想起了很多名字，寿光、响水，那些不曾知晓最后却深深铭记于心的地方。

所以有一瞬间我很感慨，好像心中的积雪又有些融化。人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还是会变得。下一代真的不一样了，虽然为信息掌控，也可以凭信息颠覆，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也许就是这一辈，可以实现那个公民社会。

在他们身上，我也看见了我的吾辈。吾辈是厌倦但热爱生活的，吾辈是感性娱乐但理性严肃的，吾辈身上不止有经济和数据，也仍有为人的尊严和理想，吾辈心中不止有我们自己，“无数远方的人都和我有关”，吾辈不为徒劳打败。

有些事情明知道做了也不会改变什么，你还是一直去做，这就是相信未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