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本學生

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中，大學的好壞有很明確的排序，由前到後能分成幾個區間：北清復交、985、211、一本、二本、三本。幸存者偏差常讓人們誤以為北清復交滿大街，但若大學生的分布是一個常態分配，中心點往外一個標準差的大多數人，多是落在二本這個區間的，更並別說大學生群體本身就是少數。

黃燈是位七零後的教師，同時我覺得她還是一位在學校臥底的社會學家。以多年執教的學生作為觀察樣本，《我的二本學生》是她感知與體悟的總結。因為她描繪的學生們四捨五入約略是我的同齡人，所以閱讀起來特別有趣：看一個人原生家庭的條件，再看求學中的表現狀態，去猜其畢業後的發展，再與實際情況交叉應證。全書先以宏觀的差異作為骨架，諸如城市與鄉村、南方與北方、窮困與富裕、七零後與九零後、精神與物質、理想與現實、迷茫與篤定，再填入一個個有血有肉的故事。這樣的寫法，既避免了宏觀敘事常有的空洞，也減少了個體敘事代表性不足的問題。以下羅列一些書中有趣的主題。

教學現場

我滿腔慣有的熱情頓時冰封，他們只需一個低頭看手機的動作，就足以消解班主任角色給我帶來的“權威”，凜凜的漠然中，讓我意識到一種真實的尷尬。我感到此前持有的、負載在班主任身上的話語系統，已難以進入他們的頻道，更讓我忐忑的是，我不知道自己所持有的價值觀念，在度量這個群體時，是否依然有效。教師職業所面臨的根本挑戰：知識的傳達，不再成為教師理所當然的優勢，氾濫信息對學生注意力的爭奪，成為教師面臨的最大現實。

已經不是第一次聽到之前的老師在交談中跟我抱怨，現在的學生程度越來越差，也越來越難教，當然，這從人類智力的演化上去看，是極為不可能的事情。我猜，原因可能也很簡單：老師與學生的代溝更大了。而這邊的代溝，最有可能的就是電子設備與網路的熟悉程度：一個數位原住民的學生，與一個注音輸入都不太用會使用的老師，雖然外表都是人類，但本質上已經是不同生物了，應該歸屬於不同種。這也另外說明了，相對年輕的老師，或還在第一線做前沿研究有在自我迭代更新的教授比較鮮少有這種抱怨。

原生家庭

儘管一紙文憑沒有太改變他的處境，他還是感覺單薄的生命打開了別的空間，他堅信好的大學依舊能改變人的命運，會給人帶來更多的選擇和社會資源。對農村孩子而言，他始終堅信，名牌大學依舊是改變個人命運的捷徑。他們也許錯過了“讀書改變命運”的時代，但他們避免了，若不讀書，就會滑入更為糟糕境地的可能。

在看完很多案例之後，小結論是，原生家庭肯定在每一個身上有烙印，且在經濟上的外溢程度特別明顯，也就是說，經濟狀態傾向於傳遞。但只把命運侷限在金錢是很可悲的，令人欣慰的是，求學的過程讓一部分的人知道，不管真實社會多麼悲催凌亂與不公，透過閱讀與學習，永遠有另一個美好的世界為你敞開，而這對一個人來說，是個珍貴的信仰。

時代名詞

對那些多子女家庭的學生而言，父母“躲計劃生育”的經歷，是他們必須承受的生活常態，伴隨這一無從逃避的宿命，被留守或隨父母居無定所，成為他們必須承擔的隱匿痛苦。這些灰暗處的細節，說起來觸目驚心，卻是學生平時和我聊天的常見話題，也是女生的作文、郵件中經常寫到的事情。種種無形的傷害，說不清前因後果，也找不到任何責任主體，在我從教的十幾年裡，一直沉沉地壓在我的心底，我知道，現實的邏輯，就這樣消解了很多沉甸甸的嘆息。

我們都只是時代大浪下的一朵小浪花，但反過來說，正由於一則則我們的個人故事，正是生活中的那些瑣碎，才有了所謂的歷史，我們既是歷史的參與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很多課本上的名詞其實離我們生活並不遠，在中國的語境中，是計劃生育、文革、下崗、改革開放、鄉村城鎮化；在台灣的語境中，是慰安婦、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幣制改革、白色恐怖、野百合學運等等，這些看似遙遠的大名詞，其實都真真正正的發生於上一輩與上上一輩的生命中，並以一種隱匿的方式影響至今。例如我阿公因為經歷過舊台幣換新台幣的幣制改革，家中累積的財富一夜全無，至今還認為國民黨是台灣最大的強盜組織；彰化四信跟十信案這種報紙上看過完全不會有記憶點的名詞，正是我爺爺至今都還拿出來跟我說的，他職業中的高光時刻。

在書中的例子，例如計劃生育，除了表面上有畸形的男女比、超生黑戶人口的問題，具體到真實故事中，有父母繳完罰金就沒有經濟能力的，有因為父母到處躲避的生活型態以至於整個童年處在一個沒有家庭關心與愛的環境的，有女生因為父母的求子心態一輩子心中不平衡的，諸如此類，廟堂之高的某一群菁英知識份子，用著某學某派的先進學術理論與數據，深刻影響了很多人的一生。

除了那種由上而下的影響，另一種是自下而上的傳遞。例如中國的鄉村城鎮化，更多時候不是在強硬的、刻意的行政規劃中完成，而是千萬個家庭，改善生活的渴望與子女們自然的成長路徑，自然而然的透過大規模的肉身聚集，完成了城鎮化。所以說，上而下與下而上之間，有時候很難講清因果關係。

風口與買房

三個家庭與房產的遭遇史，呈現了近十年來，普通人戲劇化的命運。對深圳而言，失控的房價，給它自身的發展，留下了巨大隱患，並從根本上瓦解一個實業見強城市的後勁和活力。對那些條件成熟早日買房的學生而言，因為抓住了房價並未過高的時間窗口，大都過上了安穩的日子；而對那些經濟條件不成熟的學生而言，錯過了買房的黃金時期，此後的生活則陷入了被動的泥坑。

改革開放之後的四十年，也就是從1978到2018這段時間，估計是人類有史以來，綜合考慮體量與程度，經濟改善最為巨大的一個時期，作為歷史的見證者，幾個假說都在一個個故事中獲得了證實。

一是有關買房。踩在風口上，豬也會飛，而房地產就是這一階段最大的風口。越早在越大的城市買房的這個群體，或出於家境相對殷實提供了首付，或出於較早結婚安定下來的人生安排，或出於一咬牙的狠勁，或出於對有土斯有財的保守理財信念，基本都是誤打誤撞的，踩在了時代巨大的紅利之上。講誤打誤撞的原因是，放到當時，一是房價大家已經覺得很貴了，二是因為創業浪潮，資金拿去買房不是一個主流的選擇。是站在現在往回望，一切才那麼理所當然。

二是有關做生意。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在那一段野蠻生長的時間段是不成立的，士農工商的排序錯得離譜。沒接受到高等教育，而提早踏出社會的這批人，更早的踏到浪上，抓住了窗口，以一種極低的成本實現了彎道超車。用投資的術語來說，這批人就是，在牛市的時候，搞一些高風險的操作。

三是有關買房與做生意。所有的故事都說明，在病態的房地產市場，買房，槓桿，再買房的收益大於老老實實的做企業。要我說的話，這是透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經濟發展換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