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va
geneva

一个自留地。

一月:这个世界会好吗

(编辑过)
人生其实是一架电梯,有上行有下行。有人碰巧乘坐的是一辆上行的电梯,于是一路顺风顺水,平地青云,疑惑为何有人居然能事事挫败,继而认为世间之事不过要肯为人先,事在人为而已;有人碰巧乘坐的是一辆下行的电梯,无论殚精竭虑,无论如何用尽全力挣扎,也挽回不了永远下行的颓势。

在老师被书堆得满满的小办公室里,开着窗户,窗外是一月的雨,绵绵不绝,拍打在茂密葱郁的树叶上。老师捧着装着茶的保温杯,我捧着装着温开水的塑料杯。

我们谈到了人生际遇。老师谈到1984年与他一同高考的一位极富才华、家境高知的文科状元,名叫顾刚,睡在他的上铺,读的是新闻。在那个年代,他在复旦食堂门口卖自己编纂的李敖文集,还有一些朦胧诗派的小集子,颇受欢迎,他的小摊总是被学生们一抢而空。而老师那时候甚至都还不知原来大陆对岸有个叫李敖的人。这个才华横溢的青年顺利地保了研,继续留在学校读新闻,也顺利当上学生会主席,其女友也是国政系的同学,一时挥斥方遒。1988年,第二届亚洲大专辩论会(现在的国际大专辩论赛)在新加坡,正是由他出战,舌战群雄一举夺冠。父母都是教授的高知家庭,其人无论才华还是心性都远胜于同龄人,又是学生会主席,按照这样顺遂的路径走下去,当然前途不可限量。直到时间的刻度拨到了89年。青年首先写了大字报贴在学校布告栏,高调宣告自己退党。后尘埃落定,人民日报甚至在头版上刊登了对他的处置:开除出党,开除学籍,遣回原籍。传说当时领导人如李鹏亦曾求情,但因其实乃学生运动领袖典范,杀鸡儆猴之意不可消磨,因而作罢。时隔三十载,顾刚这个曾经显赫的名字早已无人知晓,老师听说改革开放后,那个已不再是青年的青年去了上海浦东第一家外营饭店希尔顿饭店做服务员,只因没有任何一家单位敢收留他。

(搜在油管到顾刚做三辩的辩论片段,1988年新加坡亚洲大专辩论会决赛,辩题:儒家思想能否抵御西方歪风?复旦是反方,以5:2获胜,曾经幽默而激昂的青年啊……)

谈到六四,我也回忆起我的县城中学里终于熬到校长的那位老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沦落于此,最终长达几十年的表忠心,即使送儿子去港读书,大概也只有当事人才知其中唏嘘。

老师提到一个观点,说人生其实是一架电梯,有上行有下行,有人碰巧乘坐的是一辆上行的电梯,于是一路顺风顺水,平地青云,疑惑为何有人居然能事事挫败,继而认为世间之事不过要肯为人先,事在人为而已;有人碰巧乘坐的是一辆下行的电梯,无论殚精竭虑,无论如何用尽全力挣扎,也挽回不了永远下行的颓势。两架电梯都是人生,却是平行永不相交。我点头,我一直以来也是如此侥幸,侥幸自己出生智力尚可,侥幸自己视读书为幸事,侥幸自己能一路受到支持继续读书,侥幸自己能在大学遇到神交的朋友和老师,侥幸自己虽也曾遇挫却还是走过来了,但这一路都是侥幸,除此之外,我并不敢想象倘若我的人生际遇不是如何又当如何。

老师提到梁鸿当年写第二部出梁庄记也曾来访,与老师同坐并一起采访,老师提议第一部不妨名为《中国在梁庄》。我说我高中时读《出梁庄记》甚失望,并未从中感到所谓的“乡村”和“大地”之感。老师点头,其实不过是因为我们都来自乡村,自然对这些都熟稔内心了,自然不会被熟悉的东西触动。于是就谈到非虚构是否是一个好的呈现复杂现代生活的问题,梁鸿的尝试其实很粗糙,只妙在她开始尝试的时间比较早。这种形式也好,新闻现在已经固化甚至僵化的报道形式也罢,其实都在有意无意地抓住典型,寻找戏剧冲突,但那些更多的更匿名的异质的大众呢?他们的故事才是真真切切被我们忽略,因为我们就是他们,他们也是我们。这一类人的生活循环要怎么去书写?这也是个大问题。

我们谈到了学校与人生选择。老师高考的年代,只有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这两个分野,老师笑称自己出生于1967年,这一辈人是前头和后头的好处都占尽了,大概是习惯于攫取所有的利益并认为这都是理所应当,因而现在的贪官污吏也都多出于这个年龄。老师回忆自己高考时的同学,即使考得能上清华北大的高分,喜爱建筑的同学依旧会选择同济,喜爱新闻的同学依旧会选择复旦,并没有那么看重学校本身的名号。现在高校的三六九等,是人为故意划分之,然而这种赤裸裸的学阀式教育等级制,将引领我们走向何处?当然,这也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阶级分层,教育,是实现阶层流动的手段。问题是,这个手段造成的受益者是谁?祖辈的生活循环和困惑,当下这辈人四处碰壁的挫败感,两代人的生活所感又是否有何共通之处?

老师当时硕士研究生论文选择的是经济史有关的选题,适逢上海经济研究所一资深老师离校,推荐他去试讲。当时试讲已过,只等走马上任时,得知学校分配自己去海城,立马推脱差事一鼓作气南下。我问老师是如何抉择的,老师哈哈一笑,说自然是因为钱。当时改革特区尤以深圳最为吃香,其次是厦门、宁波、珠海,乃至汕头,而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虽已下令,但大家依旧处于观望这是否是一纸空头文件的阶段。在上海的月工资是200元,而去到海城则是两倍。当下选择自然是一目了然。

老师又谈到自己的一位好友,毕业后选择去到广东省市桥一山头上的乡镇实业公司,任职宣传部员工。老师曾前去拜访,上午从广州出发,一路辗转到下午来到市桥,一打电话才知原来眉山(音)实业公司原来真的在山上。夜半,还是顺着蜿蜒山路前去与友人相会。在夜晚的乡村大排档,吃烧烤喝啤酒,周遭全是年轻人,毕业于清华北大者甚众,足可见当时乡镇企业发达程度。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大为兴盛,后来的格力、美的之流亦是从乡镇走出一步步发展壮大,此是后话。

夜宵间见旁边一人大醉狂呼,涕泗横流,老师怪异之,朋友解释这也是一位清华毕业生,来到这个乡镇企业,见地处偏远而前途渺茫,深感人生被骗,却又已经在当地结识对象甚至谈婚论嫁,见人生锚定于此,便颇有破罐子破摔之意,终日大醉不醒,怒吼宣泄。那时大多数人包括老师的那位好友,都已经嗅到乡镇企业的颓势不可避免,已早有树倒猢狲散的自觉,各为谋划新前程。老师感叹,其实颓势早在这些年轻人去到之前就已有,只是大家都目之不所能及。我叹,能于混沌中摸清趋势看清方向,那注定只是少数先知才能做到的事了。

聊到老师来到海城,又遇一好友,在哲学系当教授,与其妻也结为好友。夫妻就住在餐厅旁的教师宿舍,原址正是在现今的xx理发店。三人常起居坐卧不拘,乃至三餐都一起解决。还一起开办顾问广告公司,颇赚得一笔钱,房子也有了好几套。后夫妻得一女,女生却得了严重的产后抑郁。但当时的环境对人心实在缺乏必要认知,老师只知好友夫妻争吵不断,却不知源头。女生给老师打电话,埋怨老师怎么都不去看看她。老师奇怪,都是天天见面的好友,怎么会说出这样的埋怨之语?当时报社事情也繁杂多忙,便不以为意。直到女生爬到华商大楼顶楼,随后一跃而下。女生的家人都不在海城,于是便是一群好友将女生尸体好好收敛在大生里殡仪馆。我问老师,那个小女儿怎么样了?那个男生还在大学当哲学系教授吗?老师长叹,原来不过几年,男生查出皮肤癌,短短半年后便撒手人寰。在离世之前,在病床上口述一本几十万字的书,用最后一口气述完,并将此书献给他的妻子。而那个小女儿,也随家中亲人迁居外地,学校的房子早已卖掉,音讯便断了。我听后默默无语。

我还是向老师谈到了我大三那一整年的犹疑彷徨和痛苦,学业的无意义之感、亲人的紧逼控制、朋友的背后插刀,因而尤为感谢老师当时夏令营给予我的慷慨赞赏。我已从中走出,其实那一段时间不过是太过于“我执”,但这痛苦才真正如一道门槛,让我从混沌的人生中惊醒,开始真正理解新闻、人世和痛苦,这道痛苦之后,我无法想象经历之前的我是什么样,也无法想象如果不经历我又会是什么样,我学会了谦卑和自知之明。老师感叹,实在太好了,从一次痛苦中能悟出这么许多,实在是天赋一种,反观自己,大概是小时候受到太多痛苦,因此对痛苦的承受程度太高,每经历一次痛苦都只能学会一点点。

我问老师是否曾想过把自己的经历写成札记或是回忆录,老师摇头说从未想过,倒是想把近几年接触灵修、修禅的神神叨叨的人和团体的经历写一写,必当是很有趣。我笑,就像是老师给我看的那本灵魂修行学一样?老师也笑,在大红封面的习近平在福州和正经的大辞海这些书中,他把那本台湾人神神叨叨的书藏在最下面一层书架里,笑称自己大概是被国民党渗透了。

老师的纸箱里、书架上和垒得高高的乱七八糟的书堆里,有老师前些年颇爱的各种创刊号休刊号的杂志,也有好几本一样的书。这些都是老师看到好的书,便一买好几本以备送人,比如在外图看到《长乐路》,便一口气把书架上所有的长乐路都买下来,老师狡黠地说这本书现在可买不到了。老师甚至递给我一本张春桥的小册子,得意地说这现在可不好买了,我翻到其中论资本主义的法权思想这一节,不由得感叹实在是历史循环。还有一本《many voices,one world》的联合国报告,称当时xx(实在记不得人名了)去美国访学,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是这个报告,另一本是施拉姆的《报刊的四种理论》。

老师从台湾访学回来之后就开了几年的公民新闻与媒介素养,认识了颇多外院的愿意做新闻,也有新闻理想的同学。他笑称他认识两个“职业革命家”,一个是之前在人大认识的赵辉,另一个是x大的陈坤,后者大学肄业但被特招去背景一文化研究所做理事,得诸多文化名流赏识(当然这研究所也早已倒闭)。这学生当时联合几位同学搞了一个不毕业联盟,果真是视学历为无物。x大在写思想史时,这些人物,却无从列名,实在可惜。我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概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人也完全有可能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志士也未可知。

我感慨看了老师的海城日记和台湾日记,能感到老师的心境由灰暗逐步走向光明,变得越来越亮堂。老师说,当然要亮堂。梁漱溟和他的父亲梁济的临终谈话,问这个世界会好吗,梁当然还是乐观主义的,说他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济后来投净业湖自尽,这个大疑问现在还是不可能被解决。我们人生活在当下,要么觉得过去是好的,儒家讲恢复周礼,要么觉得未来是好的,渴望乌托邦。八九前包括老师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都有着天真的想象,认为改革开放后由先富带动后富,物质的极大丰饶必定会带来广大的中坚的中产阶级力量,再由中产阶级开启民智,实现整个社会的启蒙和开化,最后达到精神文明的最终结局。当然,这个幻象已经被狠狠击碎了。当时对经济体制改革带动政治体制的改革信心满满的人们,如今早已三缄其口。

老师陪我一同在校外的公交站等公交车,互相默默无语。老师认为课程设置和老师的教导能起到的作用依旧还是非常大的,我笑我大一时学的所有的概论课都忘得一干二净,对这些知识的了解全来自于自学,完全是野路子。老师大笑。

 海城的夜雨,潇潇而下。

CC BY-NC-ND 2.0 版权声明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加载中…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