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地理空間

熱愛地理學嘅香港人,成日幻想就咁行路都可以環遊全世界。大學畢業幾年都搵唔到份長工,惟有流落街頭送貨,順便將觀察到嘅社區小事同每一位鍾意香港嘅人分享。

我和你 | 疫情下的城市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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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在全球爆發至今,只要是在這個地球上生活的,或多或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同時亦無聲無息地改變著城市空間的利用和分配。

二零二零年九月的一個周末夜晚,隨著食肆堂食禁令於十時生效,本應熱鬧的街道,人流也開始變得稀少。相反,在連接旺角朗豪坊與酒店之間的行人天橋上,卻慢慢變得熱鬧起來,聚集起一羣又一羣無處可去的年輕人,當中有在訴說心事的密友、互相依偎的情侶和在享用甜品外賣的嗜甜之人。

這時這刻,行人天橋這個常被視為城市中的骯髒面的角落,竟然被青年們同時佔據;他們外貌斯文,一點也不像平時會在街上流連的街童。在所有年輕人常去的處所都幾乎被強制關閉的情形下,這條在鬧市中的行人天橋,就成為了一個屬於年輕人相聚的都市空間。在那兒,你我雖然各自在進行不同活動,但從眼神中可以看出大家心中的無奈,只是為求與朋友多一點傾談的時間,也只能這樣了。

諷刺的是,這一切其實都是發生在一間五星級酒店的入口處,橋上亦有不少應是住客的香港人出入,大多是中青年的,或者是一家大細的,相信是趁著周末進行俗稱「Staycation」的本地旅遊,其中不少在回到酒店時都有提著一袋袋的戰利品和宵夜外賣。還記得有住客在路經酒店入口時,還不忘小聲批評在橋上脫下口罩飲食的年輕人毫不注重衛生。

區區一條劃分酒店與行人天橋範圍的界線,就好像分隔了社會中的兩個族群、兩個時空。年青的,卻因為生活中慣常到訪的空間範圍被大大收窄,才無可奈何地走到街上;較年長的,不是也在面對相同情況嗎?只是他們有經濟能力租住酒店,以金錢換取社交空間,才有一個暫時的私人空間與朋友共聚。說真的,筆者絕不覺得在酒店房間中長期脫下口罩渡假的病毒傳播風險,比在橋上短暫脫下口罩飲食來得低。所謂在酒店中「Staycation」,其實本是在平民「Party Room」中短聚的貴價版和高級版,但卻成功地把負擔能力較低的年輕族群,透過經濟手段排除於此之外。(當然,如果「Staycation」如同「Party Room」般被禁止的話,遭受影響的則不再是小商戶,而是經營酒店的大財團,但這又是後話了)

城市空間利用的重新劃分,或者也會影響到一些該空間的原有使用者。其中令筆者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衣著殘舊,手中攜著報紙和雜物的老伯,走到這條被年輕人佔據的橋面上走踱,彷彿希望在這裡找到一個休息的角落,但事與願違,伯伯走了一圈後,便搖搖頭轉身離開。在此看來,雖然精通網路,且學習和接收資訊能力高的年輕族群,成功在疫情中找到進行夜間社交生活的折衷空間,但無形中使得原來就在該處活動的老人、露宿者等社會地位較低者,被擠壓至其他條件更差的城市罅隙中掙扎求存。

政府一系列防疫措施的設計,基本上可以說是針對普羅大眾,尤其是弱勢人士的──因為權貴們根本用用不上公共空間。借羅致光局長一席話,他除了在家工作,就是乘搭私家車出入。也許他根本不知道,在土地問題嚴峻的香港,擁有一個私人空間本來就來之不易。在爭奪城市空間的過程中,缺乏權力、缺乏財力,亦缺乏話語權的一群,更是長期處於劣勢,而防疫措施則進一步向他們的生活空間擠壓著。

這次疫情中,當權者不諳民情的本質,再一次在鎂光燈之下表露無遺。只能感嘆,原來在同一個城市中,防疫也有分富與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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