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爾尼卡

歷史學本科生

无法疏浚的管道 ——读《在国家与劳工之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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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最乐观的学者也不能否认,今日的中国社会结构,乃是一种金字塔型的底大上小式结构。在这种结构之下,普通工人大众无疑的处在了社会的底层。理论上讲,当工人面临困难时,工会可以帮助工人解决困难,同样的,工会也应该反应工人的诉求,然而考虑到中国工会在政治上具有与西方工会不同的特点,所以在现实社会中工会并不总是能够起到理论上的应有的作用。陈峰先生所著的《在国家与劳工之间》一文,就以翔实的资料和缜密的论述,反映了工会组织的问题与无奈与中国工人面对困难时的无助,以及集权主义国家对于现代社会的反动作用,笔者读后略有领悟,遂做此文。

   第一部分:双向管道:国家法团主义与工会定位

  如果要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究竟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来起到这样的作用,就不得不探讨它的定位,或曰性质。陈峰先生运用古典二元论,提出中国的工会组织“是具有双重身份的组织,它既有国家属性,又有社团性质,既是国家的工具,又是工人组织”。不过在此处笔者认为,似乎政府属性要比国家属性更能够反应工会的第一重身份。在中国,工会组织的发展历史不足一个世纪,新中国的建立前的工会大多是在工人自发组织和外力促成的情况下建立而成的,为了争取职工权力而组织各种斗争,发动游行、罢工,甚至组织武装暴动。虽然这些早期的工会组织数量极少,即使在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工人之中也仅仅覆盖了其中的少部分成员,而且其合法性往往得不到当时政府的承认,但是我们可以认为其几乎完全是工人的组织,并且成为后世工会的祖先。新中国建立之后,在这些早期工会的基础之上,通过将工会纳入国家政治制度设计中而使得工会开始具备国家属性,最终形成颇具特色的二元化的中国工会。

提到此种状态下的工会,就不得不提到中国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也不能不提到国家法团主义。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其成员控制着政府的咽喉关键,因此实际上掌控着各级政府,而各参政党只有批评建议的权力,这就使得很大程度上共产党高层和中国各级政府成为了一体,尽管在名义上依然要进行严格的区分。而中共本身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最近又开始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在理论上可以认为,工会所应代表的工人利益,已经被中共和由中共操控的政府所“代表”了,这也使得工会作为工人社团的职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显得有些多余,既然党和政府已经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那么还要工会做什么呢?

然而,工会组织终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建立而消失,反而随着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发展而越来越壮大,其关键因素就在于,新中国的工会组织除了社团性质之外,还具有国家属性,政府需要依靠一些具有双重身份的组织,更好的将底层民众组织起来,为其目标而服务,就工人而言,这个组织就是工会,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工会组织大发展,除了工业化建设使得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之外,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需要通过组建工会,而将工人组织起来。工会组织作为政府的工具,往往是自上而下的组建的,虽然其主要领导人员往往需要通过选举产生(至少从理论上讲应该是这样,实际情况则是五花八门),但是选举出的人员必须经由上级机构的批准才能获得正式的任命,这实际上要求工会领导必须对上级负责,而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讲,工会在新中国的政治架构中占有即使谈不上举足轻重至少也称得上有着一席之地的地位,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探究“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工会的关系”问题。

对于工会,列宁主义试图将其定位为“传送带”,即工会发挥着连接党和政府与工人之间的管道作用:工会自上而下代表国家的集体利益,传达指示,动员工人进行生产劳动;自下而上传递工人要求,保护工人权利和利益。(注释:Alex Pravda and Blair Ruble, Communist Trade Unions: Varieties of Dualism, In Alex Pravda and Blair Ruble,(eds.), Trade Unions in Communist States, Boston: Allen & Unwin, 1986, pp. 1-22.)在这种构想之下,工会就如同一条双向的管道,其中一支自上而下,另一支则自下而上,工会与政府的关系应当是既有合作(传达指示动员生产)又有斗争(传递工人要求,保护工人权利)。事实上不仅在处于发展中的我国,在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代表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工会理论上也应该是承担这样的使命的。然而,由于工会需要为政府“传达指示动员生产”也就意味着,在国家权力的建构中,工会同政府事实上有着上下隶属的关系,这也就促使人们使用国家法团主义的观点来对工会同政府的关系进行研究,陈峰先生的文中就对此做了这样的引述:

“法团”是作为国家的一种辅助性、依附性机构建立并维持的。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国家单方面确定它与其它社会团体交往的内容和条件。社会中的所谓“代表性组织”首先要服务于国家目标,同时,这类组织也有预防性功能,国家用它抢先占据相应的制度空间,阻止自发的代表阶级和社会利益的组织的出现。中国的工会就是这样一种国家法团主义的工具,国家利用它来实现对产业工人的控制。”

既然政府希望利用工会实现对产业工人的控制,则必然会强化工会在“传达指示动员生产”方面的作用,同时又由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就能够“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从而使得其“传递工人要求,保护工人权利”的职能会出现相对的弱化,这一强一弱之间,就会使得工会越发单纯的编成政府的控制工具和传声筒,同时又由于工会本身作为工人组织的合法性,使得工人自发组织的团体失去了相应的制度空间,也就使得政府有更为充分和恰当的理由来拒绝接受其他任何工人自发组织的团体,甚至直接将其宣布为非法组织而予以取缔,并以此形成威慑,来达到维持稳定的目的。

在我国,这套手法在信息相对封闭,经济成分相对单一的前改革开放时代,无疑有着不错的效果。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所有的工业产业都是国有或者集体所有,工人的生老病死都有着完整的福利制度,而且由于制定有严格的且普遍适用的工资评级制度,同一工种的同等级工人彼此之间的收入差异微乎其微,虽然工资收入远不能算丰厚,但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在收入差异不大且保障较为完善的情况下,工人对于权利的诉求也显得不那么激烈。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工会这种作为政府工具的职能强化而代表工人利益的职能弱化的情况并不会导致工人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也不会引发大范围的工人群众对工会的不信任和强烈的不满,国家法团主义下的中国工会显得似乎无足轻重,但是依然能够得到政府和工人的信任。

  第二部分:工会的困境:不止是阵痛的改革副作用

诚如陈峰先生所言,当市场化改革开始之后,“旧的国家法团主义制度安排的内部紧张日益明显。”公有制企业的改革和私有制经济的放开,使得工人的处境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

 市场化改革开始后,党和国家直接推动的国有企业的减员、包括重新合同制和股份制在内的一系列改革行动毫无疑问的损害了相当一部分工人的利益,国家希望通过引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生产经营方式提高经济的活力,开始不愿意充当工人的“家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人将会顿时感到无助,同时会感到困惑,为什么“国家不管我了?”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往往会选择通过工会的管道向上传达他们的呼声,然而如前所述,工会的传递工人要求,保护工人权利的职能本身已经弱化了的,而传达国家指示和精神的职能则是强化的,而减员增效和国企改革正是的国家的意志,其结果自然是工会对工人的呼声感到无能力为,因为他们不能直接的站出来反对这些政策,用陈峰先生的话说就是“工会维护工人权益的角色,不能与国家政策和目标相冲突。在某些特殊的问题上,工会可以站在工人一边,但是,它们不能违背或者挑战国家的劳动政策和产业政策,即使这些政策损害了工人的利益。”因为“国家期望工会做是让帮助工人去适应国家的发展战略,而不是促使他们去反对这种战略。”这种情况下,工人往往不能从工会的途径来获得令自己满意的答复,由此则不免对工会产生失望、反感甚至怨恨的情绪。

  而在新兴的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工会的建立本身就存在有很多困难。工会的成立需要复杂的审批程序,而工会管理成员的任命也需要通过一整套官僚程序。而且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使得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有机可乘,阻挠其工会的成立。即使经历万难成立了工会,这个工会也依然需要由政府加以控制操纵,依然要服从其“招商引资”的战略目标,从这个目标出发,对私人资本和境外资本的很多损害工人利益的行为采取默许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对这些情况视而不见,受到政府控制和操纵的工会能有所作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此,在市场化改革的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也正是工人为了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同时也是工会最令工人失望的时候。无论是从人们的观感还是统计数字中,都能够感受到工人们对工会的失望,以及政府对工会的高压。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工会在工人心目中的地位开始日渐下滑,政府也开始对工会稳定工人情绪平息事态的能力多有责难,在政府战略目标和工人切身利益的冲突之下,身兼“双向管道”职能的工会,可谓是两头受气,而那些或好或坏的工会官员的个人行为,也仅仅能反映出其人本身的道德操守与工作能力,不能改变工会进退两难的现状,也不能掩盖这种现状背后所介绍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第三部分:无法疏通的管道:怎么看和怎么办

  如果说上个世纪90年代的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已经迫使中国工会开始重视如何代表工人的问题,那么当时间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工会面临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如何代表工人,而是如何重新获取工人的信任,如何以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方法,在达成政府希求的同时,为工人大众争取权益。然而遗憾的是,就现在的情况看来,我们依然未能发现工会为此而做出的努力达到上述效果中的任何一条。

在看到这样的不幸的事实的同时,我们必须对这些的问题加以思考,究竟什么样的工会才能真正的发出工人的声音,为工人争取利益呢?诚如陈峰先生所主张的观点,工会的力量源泉并不来自于广大工人大众,而来源于政治制度安排。中华全国总工会可以依靠其行政级别上的优势向省级政府施加影响,同理省级的工会也能如法向市级政府施加影响,但是企业中的工会组织却很难向企业管理层施加多大影响,这就是对这一观点的最好注脚。

在现行体制之下,工会很难在政府与工人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当政府政策与工人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则更是为难。可以这样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中国市场化以及私人资本的日益发展,工会已经日益失去了其存在的主要意义,从政府的角度讲,工会不能如其所愿的将工人群体性事件防患于未然,又不能以的有效的手段将此类事件予以化解,更不能确保同一事件不再故态复萌,正在逐渐失去对工会的耐心;从工人大众的角度讲,工会很大程度上不能将他们集体的声音传达出去,对于他们共同面临的问题也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效果,因此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对工会丧失了信任。

但是,从今日看来,现存的工会组织依然有存在的必要——哪怕其主要意义已经日渐消失:就政府而言,是消除任何独立于政府——毋宁说是中共的控制之外的工会组织,就工人大众而言,是在发生个体事件是提供帮助,也正是拜前者所赐,中国工会没有向某些政府机构——比如铁道部——一样消亡。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冷战末期开始,党和政府对于任何独立于党控制之外的团体都抱着出于条件反射式的反对和恐惧——请原谅我未能找到一个更理想的词语——心理。中国的工人数量是如此的庞大,工人对于社会的作用是如此之重要,所以中国现任的执政党和现政府有充足的理由对于工人的力量心怀敬畏,也有充足的理由担心这股力量脱离其控制范围。然而正如同压力需要管道才能疏导一般,工人的诉求也是如此,当管道舒畅的时候,压力可以逐渐的向外传导,得以宣泄,而当管道堵塞的时候,压力就会积聚,直到达到某个临界点,最终形成爆炸。如果工人整体的诉求不能以现有管道得到有效的宣泄,且不能自己独立开辟新的管道时,当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迎来总爆发,其后果无疑是可以想见的。

陈峰先生的此文成文于本世纪初期,他非常准确的预言了未来中国工会的窘境,在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非常遗憾的看到了他的预言成为现实。我们也看到他对这种困境所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把现存的工会为国家一部分的国家法团主义转化成某种集中化的社会法团主义,在这种体制下,工会成为国家的伙伴,并且在三方的制度性安排中具有独立地位。”并为这一方案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国家的自由开放与最终民主化,然而十余年后的我们也依然没有看到在这方面我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毕竟将某些东西写入法律条文和实际运行之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然而中国工会是否依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待国家的自由开放与最终民主化这个前提,再去实施这个解决方案呢?我们恐怕不能十分乐观的给予肯定的回答。是否我们能够探讨一个作为临时急救的,除了疾风骤雨式的推倒重来和缓不救急的渐变改革之外的第三种办法,即通过成立由中央政府高层和工会高层成立特别工作组,深入基层秘密调查来获取广大工人群众第一手材料的办法,来为渐变性改革争取时间呢?也许可以,也许不可以,我们无法给出答案,但是这似乎值得一试。

在本文的最后,笔者打算引用卡尔·波普尔在《开放性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一段话作为有些不知所云的本文的结语:

  “社会工程师并不关心历史趋势或人类命运。他相信人是历史的主宰,相信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目的来影响或改变人类历史,就像我们已经改变地球表层一样.他并不相信这些目的是我们的历史背景或历史趋势强加给我们的,而认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或创造’就像我们创造新的思想、新的艺术作品、新的房子或新的机器一样。历史主义者则与认为,只有首先判定历史的未来进程,才能有明智的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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