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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dalf | 认知科学, 公共教育, 非常糟糕的艺术家

一个不再需要人格测试的时代,没有人为心理学哀悼

在这个每个系统都了解我们时代,好像只剩下我们不了解自己。

你的主导色是什么?你的朋友圈大概也被这个问题和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长图刷屏了。可能你已经读腻了关于人格心理学的科普和辟谣,所以我保证不在此赘述。因为或许,我们已经来到一个不再需要人格测试的时代。


没有人为心理学哀悼。

但这似乎并不重要。当五颜六色的“性格主导色”在朋友圈刷屏的时候,网易云音乐便已经为这场营销的成功收获了识时务者们的尊重,并将以胜利者的姿态迎接自己的独立上市。随后而来的对人格心理学的科普和辟谣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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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是这些辟谣也是老生常谈。比如,测试声称依据的书籍的作者并不是心理学家(书中理论所依据的是古希腊的“四种气质”而非现代心理学);比如,有用户表示两次测试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而有效测试的前提是可靠性(reliability),尤其是人格的定义往往包括一段时间内的稳定性);再比如,测试的结论中包含基本的逻辑谬误(50%的人喜欢你的主导色不代表平均每两个人就会有一个喜欢你,这就像是在说“有50%的人喜欢你的性别那么平均每两个人就会有一个喜欢你”)。更不要说使用颜色归类人格极大地简化了人格的复杂性也无视了颜色这一概念本身的连续性了。

你会发现,这些批评可以应用在大部分流行的人格测试上,比如MBTI(也就是当人们在描述自己究竟是INTJ还是INFJ的时候),以及大部分基于星座的人格描述。心理学的批评从未能够打败心理学的名义,直到心理学本身也找不到自己的边界。


然而,作为心理学研究者,我们的哀悼也极有可能是不完整的。科学往往被认为是“没有出发点的视角(view from nowhere)”,但重塑心理学作为科学的历史,却可能发现心理测试背后的愿景,非但没有在流行心理学的洗刷下变得模糊,而是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被实现着。

我们且把历史的目光望向19世纪末:机械与秩序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西方社会的两大关键词,它需要机械有秩序地运转,需要人来有秩序地运行机械,而这需要新的社会治理技术。比如,军队的“演习(drill)”成为了在军队、监狱、学校等机构中培养行为习惯和塑造服从而有序的公共心理的完美范式(Classen, 2012)。但人毕竟难以如齿轮一般标准化,而尚且年轻的心理学便成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有力工具。

行为主义奠基人John B Watson曾毫不隐讳地如此定义心理学:“theoretical goal (of psychology) is the prediction and control of behaviour. ((心理学的)理论目标是对行为的预测和控制)” (Watson, 1913)。而Watson “man as a machine(人是一台机器)”的说法更是映照了行为主义时期心理学作为社会控制技术登上历史舞台的一幕。

1917年,美国士兵完成心理测试(National Archives)

在这样的背景下,心理测试所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为一战时期的美国挑选合适的士兵。当时的医生发现,一些参战的英国士兵在经历炮击后醒来时,一部分会有极端紧张的情况出现(Myers, 1915),最终使得英军不得不因为“炮击恐惧(shell shock)”而送15%的士兵回家。今天我们知道这些士兵经历的是PTSD,然而在当时“炮击恐惧”被认为与人格弱点相关,而美军倘若可以预先筛选出这些士兵,便可在参战时减少士兵流失。最终,这些最初的心理测试被用在约1,727,000美军士兵身上,并筛选掉了百分之二的候选者(Thulin, 2019)。

正如对潜在“炮击恐惧”患者的筛选,作为一种关于“预测与控制”的社会治理技术,早期心理测试几乎完全关注人格中的负面特质,以提早发现可能的“偏离的(deviant)”个体(Gibby & Zickar, 2008)。譬如,心理测试被用于提前发现任何“行为异常(conduct deviation)”,“情绪失落(emotional upsets)”或“有违社会性的行为(unsocial ways of behaving)”(Buckley, 1989)。


可见,心理测试在诞生之初似乎与“了解自我”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不论是应用于军队、医院、还是公司中,心理测试都是围绕着“治理”展开。而对于“了解自我”的执着,似乎又与新自由主义所鼓励的毫无保留的个体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今天,当“自我培养”成为个体的的道德责任,心理测试也由机构使用的工具成为对自我的控制手段,不论其在科学上是否站得住脚。

然而在今天,恐怕诞生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心理测试正失去其意义。虽然心理学早已从行为主义中获得解放,但是Watson的行为主义愿景正在以新的形式被新的技术实现着:我们来到了数字行为主义(data-behaviourism)时代 (Rouvro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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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的构想与人工神经网络的作用机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前者认为,准确预测和改变人的行为只需理解输入(刺激)和输出(行为)的关系,并通过奖励和惩罚改变目标行为的频率。而后者似乎正是前者的完美诠释:一个通过反馈来学习输入和输出关系的分类/预测系统。

而数字行为主义时代所见证的,便正是这样一种由技术带来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实现。我们不再需要填写复杂的人格问卷,因为我们留下的数字轨迹足以允许人工神经网络们对我们的行为模式作出准确的预判。在2019年发表在PNAS的研究中,Rizoiu和同事们使用机器学习对128,279名Twitter用户发表的内容进行了语义分析,并由此生成其性格特质的描述,并据此判断每位用户的职业,达到了超过70%的准确率 (Kern et la., 2019)。

图片来自网络

行为主义心理学将人类认知过程比喻为一个黑匣子,在人工神经网络中则是一个不可解释的权重集合。在输入和输出的关系网络里“意义”并不是其语言的一部分。在以上的研究中,关于人工神经网络应用的普遍批判依然适用:某一人格特质的个体从事某一工作并不能代表ta享受这一工作,倘若某一群体在某个行业中是未被充分代表的,那么未来这一群体的成员也更不会收到AI对这一行业的推荐。

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已经很熟悉:困在系统中的外卖员,无法被人脸系统识别出人脸的非裔用户。一切都被知道,却不需被理解。而这一系统背后的社会愿景,早在一百多年前便已被描绘:我们乐此不疲的心理测试便是实现它的第一次尝试。然而在监控与数据的时代,这一社会控制技术的实现已经不再需要心理测试,不需要向你提问,因为你的行为本身,已经成为了答案。

所以网易云音乐并不需要提供一个可靠的心理测试,它并不需要知道你的人格色彩——它已经了解你了,从音乐品味到消费习惯。而在这个似乎每个系统都了解我们,都在决定着我们该做什么的时代,好像只剩下我们不了解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只好去做人格测试了。

没有人为心理学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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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的部分论点首次出现于我与艺术家Moya Sun合著于《DOMUS中国》的文章《有智慧也有情感:由物理环境塑造新世界的情感连接》中

References

Buckley, Kerry W. 1989. Mechanical Man: John Broadus Watson and the Beginnings of Behavior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Classen, C. (2012). The deepest sense: A cultural history of touch.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Gibby, R. E., & Zickar, M. J. (2008). A history of the early days of personality testing in American industry: An obsession with adjustment. History of psychology, 11(3), 164.

Kern, M. L., McCarthy, P. X., Chakrabarty, D., & Rizoiu, M. A. (2019). Social media-predicted personality traits and values can help match people to their ideal job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6(52), 26459-26464.

Myers, C. (1915).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shell shock.: Being an account of three cases of loss of memory, vision, smell, and taste, admitted into the Duchess of Westminster's War Hospital, Le Touquet. The Lancet, 185(4772), 316-320.

Rouvroy, A. (2012). The End (s) of Critique: Data Behaviorism versus Due Processm. Privacy, Due Process and the Computational Turn. The Philosophy of Law Meets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ulin, L. (2019). THE FIRST PERSONALITY TEST WAS DEVELOPED DURING WORLD WAR I. Smithonian Magazine.

Watson, J. B. (1913). Psychology as the behaviorist views it. Psychological review, 20(2),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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