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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语学习者

【译文】为工作而活

几个世纪以来,工作对于荷兰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谋生方式。它是天职、惩罚、自豪的来源和表示谦卑的方式。但是从1960年代开始,严格的职业道德受到质疑。为什么人们要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你也可以享受生活,不是吗?

原文:Leven om te werken

作者:Mirjam Janssen

来源:Historisch nieusblad

【无授权翻译,仅供个人学习】


1960-1970年代,嬉皮士引起人们的极大厌恶。有人说这些没有为老板工作过的年轻人是“懒惰的长发人渣”。他们喜欢在水坝广场听音乐,尽量减少消费,最重要的是他们想享受自由。但是在战后的荷兰,劳动力太重要了,批评者们无法想象人们不去工作。一个良好市民必须工作——为了金钱,为了地位,他理应如此。在那个时期,人们的观点开始分化,劳动逐渐成为一个问题,并逐渐被讨论。

水坝广场上躺着的“懒惰的长发人渣”(Ed van de Elsken,摄于1968年)


但首先让我们回溯这种严格的职业道德的起源。它在中世纪就已经存在了。在当时,公会会长是社会的重要角色。他们通过手艺获得声望,能够参与城市政府协商和宗教仪式。

公会会长在教育新一代上也不可或缺。他们把年轻人带到家里数年,教他们手艺。年轻人先是学徒,后是熟练工,通过测试后成为工匠,然后自立门户。这个系统适用于所有阶层:精英的孩子也被送到别处去学习经验。学徒期是向成年的过渡,是成长为社会有用成员的一种方式。工作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一种独特的经验和自豪的来源。

在古代,盛行的是另一种道德。希腊人和罗马人不太重视工作。他们鄙视体力劳动,认为这是奴隶的事,也不太看得起工匠。一个自由人最好不工作。对于罗马人来说,商人或地主的生活勉强可以接受。尽管他们欣赏政治活动,但他们的最大理想是在庄园里自给自足的生活,拥有尽可能多的空闲时间。

把工作和自我提升联系起来是典型的基督教想法。它在16世纪兴起,然后出现了被称为新教的职业道德。根据马丁·路德认为工作本质上是有价值的,而约翰·加尔文相信这是荣耀上帝的一种方式。劳动成为天职。

中世纪的年轻人在其他地方当学徒以获得经验(绘于15世纪)

厌恶贫穷

新教徒也因为罪恶感而努力工作。毕竟,圣经说劳动是一种惩罚:“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 此外,加尔文主义者在社会上获得了成功。他们把工作视为他们被上帝选中的标志。这让他们感到安心,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无法上天堂的恐惧中。他们几乎不把辛苦赚到的钱用于享受,而是对其进行再投资,让财富进一步增长。

问题在于,新教徒如何执行这种道德,因为同时代的天主教徒也非常重视工作。事实上,精英们认为这种道德非常重要,以至于在16世纪他们不再接受游荡的无产者。任何不遵循标准程序——先是跟工匠学徒,然后成家——只是过着逍遥自在生活的人,都会遭到惩罚。在荷兰共和国,出现了锉刀和纺纱屋——通过劳动对罪犯和不守规矩的人进行再教育。

通过工作实现文明化的运动开始了,并持续至今——领取福利的人被迫开始工作。

16世纪的精英将社会成功视为完全个人的成就:公民能拥有成功的生活归功于自己。繁荣和健康是美德的标志,失败者不值得同情,他们必须更加努力。

Deventer的卷烟工人在家工作谋生

到了18世纪末,公会会长们不再受到尊重。亚当斯密等哲学家将行会视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行会通过垄断某些商品的生产来阻碍自由贸易。1818年,行会在荷兰被废除,劳动力市场也随之改变。许多养家糊口的人不再在家庭作坊里工作,而是必须出门寻找工作,例如去工厂或者农场。

对一个在法国统治期间变得贫困的国家来说,这并不容易。许多家庭陷入了极度贫困。由于找工作的工人越来越多,工资下降,工人为了维生,工作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为了帮助这些人,约翰内斯·范登博世将军(Johannes van den Bosch)创立了慈善协会。他在德伦特买了一片荒凉的土地,让工人们开垦。目的是让他们学会如何耕种自己的土地。

但基督教保守派反对这种做法。他们认为这违反了上帝所定下的秩序:穷人应该继续贫穷,这样富人才能表现出他们的怜悯。在这个循环中,也不需要为工人提供更高的报酬。英国保守派托马斯·卡莱尔 (Thomas Carlyle) 的一句话很典型:“人的灵魂不是在工资中成长,而是在获得工资的劳动中成长。”

对穷人的厌恶——认为他们的痛苦是由于他们自己不道德所导致——也存在于教他们像资产阶级一样生活。只要他们有道德,劳动力市场自然会蓬勃发展。“一切可以促进家庭生活的东西,也会促进工作。一旦人们对整洁的起居室的渴望被唤醒——下班后在那里与妻子和孩子们快乐地团聚——就会产生一种力量,它会激发人们努力工作,”保守的众议院国会议员Jeronimo de Bosch Kemper说,“意识到这一点的工人很少陷入贫困。”

豪达蜡烛工厂捻烛芯的工人(石版画,Jan Toorop,绘于1905年)

固定工作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另一种观点:贫困不是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与经济组织方式有关。卡尔·马克思是首位描述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的核心——如何导致严重不公正的人。工业革命给许多人带来了悲惨的生活。这会导致什么政治后果?

以及:哪个社会力量更重要:劳动力还是资本?工会和左翼政治家指出,只有劳动力才能创造价值,富人却声称他们的投资促进了经济活动。最终的解决方案是更好的社会立法。19世纪末,法律规定了工人的工作时间以及遇到疾病和事故时的福利。人们不再认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失败者必须自己解决问题。人们更关注工人的权利,而不是工作内容。

工作满意度出现在更高的阶层——新进的律师、医生、工程师、药剂师和建筑师。就像公会会长一样,他们拥有一切:丰厚的收入、地位和满足感。由于人们对工作如此关注,唯一被系统地排除在工作以外的群体开始骚动:上层阶级的女性。当劳动妇女在工厂和他人家中工作时,上层阶级的女性不得不从事针线活和慈善活动——她们对这些越来越没兴趣。富裕的女性正在寻找有意义的日常活动。女权主义在她们的圈子里出现,她们开始关注提升女孩的教育,这样在找不到丈夫的情况下女性也可以学习专业、做一些有用的事。

二战后的头三十年里,工人得到了更多的权利和保护,工资持续上涨——这是有固定工作的人的黄金岁月。那时只有一小部分荷兰人是穷人,其余的人不必再为生活担心,可以负担得起大量奢侈品。每个工人也同时是消费者,因此也是经济的推动者。

战后,荷兰经济极大繁荣,大多数居民不再需要为生活挣扎。他们可以负担得起舒适的生活(摄于1963年)

潮流引领者

繁荣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年轻人不再觉得它建立在鲜血、汗水和泪水之上。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父母,反对人们对他们的期待和预设。这些叛逆的婴儿潮一代想要更多的空闲时间来享受生活,而不是为老板辛苦工作。他们质问所有的权威,包括教会。工作不再是宗教责任而是一种辛劳,但工作仍是一种自我完善的方式。

这种态度可能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繁重工作被转移到低工资国家。越来越多的荷兰人能够专注于生产链上利润丰厚的最后环节。他们在商业和财务职位上非常关注个人发展。社会上出现了越来愈多的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创造的就业机会,甚至是兼职工作。

社会中普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你需要努力工作来提升自己,另一种认为,你不需要夸大工作的重要性。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工作仍然是获得社会地位的最重要途径,比如许多来到荷兰的移民。他们必须——用首相马克·吕特的话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战斗”。长期以来也有就业项目帮助他们寻找工作。荷兰妇女的行为揭示了这两种观点的斗争。战后,她们变得更烦恼,虽然家用电器帮她们解决了许多家务,避孕药让她们只有生几个孩子。1967年,Joke Smit 在一篇开创性的文章中描述了她们的不满。她认为:女性必须开始工作,因为“任何人成功地发挥了自己的潜力,才会感到满足”。这篇文章被视为荷兰第二次女权浪潮的开端。

越来越多的女性继续接受教育,接受高等教育并寻找工作。此外,她们集体选择兼职工作:如今3/4的女性工作,其中3/4是兼职。通过这种方式,她们将两种理念联系起来:她们为金钱和自我提升而工作,但也有时间陪伴家人和享受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她们被指责没有激情,因为兼职让你永远达不到最好。但你也可以将她们视为潮流引领者,因为现在有20% 以上的男性从事兼职工作。今天,一半的荷兰工作人口不再有全职工作。有些是因为他们无法获得更多的工作,例如低技能的弹性工作者,但更多的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长发且懒惰的人渣”的理想已经扎根。许多荷兰人不再为工作而活着,而是为生活而工作。

妇女要求加入劳动力市场(摄于1980年,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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