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为工作而活

原文：Leven om te werken

作者：Mirjam Janssen

来源：Historisch nieusblad

【无授权翻译，仅供个人学习】

1960-1970年代，嬉皮士引起人们的极大厌恶。有人说这些没有为老板工作过的年轻人是“懒惰的长发人渣”。他们喜欢在水坝广场听音乐，尽量减少消费，最重要的是他们想享受自由。但是在战后的荷兰，劳动力太重要了，批评者们无法想象人们不去工作。一个良好市民必须工作——为了金钱，为了地位，他理应如此。在那个时期，人们的观点开始分化，劳动逐渐成为一个问题，并逐渐被讨论。

但首先让我们回溯这种严格的职业道德的起源。它在中世纪就已经存在了。在当时，公会会长是社会的重要角色。他们通过手艺获得声望，能够参与城市政府协商和宗教仪式。

公会会长在教育新一代上也不可或缺。他们把年轻人带到家里数年，教他们手艺。年轻人先是学徒，后是熟练工，通过测试后成为工匠，然后自立门户。这个系统适用于所有阶层：精英的孩子也被送到别处去学习经验。学徒期是向成年的过渡，是成长为社会有用成员的一种方式。工作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一种独特的经验和自豪的来源。

在古代，盛行的是另一种道德。希腊人和罗马人不太重视工作。他们鄙视体力劳动，认为这是奴隶的事，也不太看得起工匠。一个自由人最好不工作。对于罗马人来说，商人或地主的生活勉强可以接受。尽管他们欣赏政治活动，但他们的最大理想是在庄园里自给自足的生活，拥有尽可能多的空闲时间。

把工作和自我提升联系起来是典型的基督教想法。它在16世纪兴起，然后出现了被称为新教的职业道德。根据马丁·路德认为工作本质上是有价值的，而约翰·加尔文相信这是荣耀上帝的一种方式。劳动成为天职。

厌恶贫穷

新教徒也因为罪恶感而努力工作。毕竟，圣经说劳动是一种惩罚：“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 此外，加尔文主义者在社会上获得了成功。他们把工作视为他们被上帝选中的标志。这让他们感到安心，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无法上天堂的恐惧中。他们几乎不把辛苦赚到的钱用于享受，而是对其进行再投资，让财富进一步增长。

问题在于，新教徒如何执行这种道德，因为同时代的天主教徒也非常重视工作。事实上，精英们认为这种道德非常重要，以至于在16世纪他们不再接受游荡的无产者。任何不遵循标准程序——先是跟工匠学徒，然后成家——只是过着逍遥自在生活的人，都会遭到惩罚。在荷兰共和国，出现了锉刀和纺纱屋——通过劳动对罪犯和不守规矩的人进行再教育。

通过工作实现文明化的运动开始了，并持续至今——领取福利的人被迫开始工作。

16世纪的精英将社会成功视为完全个人的成就：公民能拥有成功的生活归功于自己。繁荣和健康是美德的标志，失败者不值得同情，他们必须更加努力。

到了18世纪末，公会会长们不再受到尊重。亚当斯密等哲学家将行会视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行会通过垄断某些商品的生产来阻碍自由贸易。1818年，行会在荷兰被废除，劳动力市场也随之改变。许多养家糊口的人不再在家庭作坊里工作，而是必须出门寻找工作，例如去工厂或者农场。

对一个在法国统治期间变得贫困的国家来说，这并不容易。许多家庭陷入了极度贫困。由于找工作的工人越来越多，工资下降，工人为了维生，工作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为了帮助这些人，约翰内斯·范登博世将军（Johannes van den Bosch）创立了慈善协会。他在德伦特买了一片荒凉的土地，让工人们开垦。目的是让他们学会如何耕种自己的土地。

但基督教保守派反对这种做法。他们认为这违反了上帝所定下的秩序：穷人应该继续贫穷，这样富人才能表现出他们的怜悯。在这个循环中，也不需要为工人提供更高的报酬。英国保守派托马斯·卡莱尔 (Thomas Carlyle) 的一句话很典型：“人的灵魂不是在工资中成长，而是在获得工资的劳动中成长。”

对穷人的厌恶——认为他们的痛苦是由于他们自己不道德所导致——也存在于教他们像资产阶级一样生活。只要他们有道德，劳动力市场自然会蓬勃发展。“一切可以促进家庭生活的东西，也会促进工作。一旦人们对整洁的起居室的渴望被唤醒——下班后在那里与妻子和孩子们快乐地团聚——就会产生一种力量，它会激发人们努力工作，”保守的众议院国会议员Jeronimo de Bosch Kemper说，“意识到这一点的工人很少陷入贫困。”

固定工作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另一种观点：贫困不是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与经济组织方式有关。卡尔·马克思是首位描述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的核心——如何导致严重不公正的人。工业革命给许多人带来了悲惨的生活。这会导致什么政治后果？

以及：哪个社会力量更重要：劳动力还是资本？工会和左翼政治家指出，只有劳动力才能创造价值，富人却声称他们的投资促进了经济活动。最终的解决方案是更好的社会立法。19世纪末，法律规定了工人的工作时间以及遇到疾病和事故时的福利。人们不再认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失败者必须自己解决问题。人们更关注工人的权利，而不是工作内容。

工作满意度出现在更高的阶层——新进的律师、医生、工程师、药剂师和建筑师。就像公会会长一样，他们拥有一切：丰厚的收入、地位和满足感。由于人们对工作如此关注，唯一被系统地排除在工作以外的群体开始骚动：上层阶级的女性。当劳动妇女在工厂和他人家中工作时，上层阶级的女性不得不从事针线活和慈善活动——她们对这些越来越没兴趣。富裕的女性正在寻找有意义的日常活动。女权主义在她们的圈子里出现，她们开始关注提升女孩的教育，这样在找不到丈夫的情况下女性也可以学习专业、做一些有用的事。

二战后的头三十年里，工人得到了更多的权利和保护，工资持续上涨——这是有固定工作的人的黄金岁月。那时只有一小部分荷兰人是穷人，其余的人不必再为生活担心，可以负担得起大量奢侈品。每个工人也同时是消费者，因此也是经济的推动者。

潮流引领者

繁荣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年轻人不再觉得它建立在鲜血、汗水和泪水之上。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父母，反对人们对他们的期待和预设。这些叛逆的婴儿潮一代想要更多的空闲时间来享受生活，而不是为老板辛苦工作。他们质问所有的权威，包括教会。工作不再是宗教责任而是一种辛劳，但工作仍是一种自我完善的方式。

这种态度可能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繁重工作被转移到低工资国家。越来越多的荷兰人能够专注于生产链上利润丰厚的最后环节。他们在商业和财务职位上非常关注个人发展。社会上出现了越来愈多的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创造的就业机会，甚至是兼职工作。

社会中普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你需要努力工作来提升自己，另一种认为，你不需要夸大工作的重要性。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工作仍然是获得社会地位的最重要途径，比如许多来到荷兰的移民。他们必须——用首相马克·吕特的话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战斗”。长期以来也有就业项目帮助他们寻找工作。荷兰妇女的行为揭示了这两种观点的斗争。战后，她们变得更烦恼，虽然家用电器帮她们解决了许多家务，避孕药让她们只有生几个孩子。1967年，Joke Smit 在一篇开创性的文章中描述了她们的不满。她认为：女性必须开始工作，因为“任何人成功地发挥了自己的潜力，才会感到满足”。这篇文章被视为荷兰第二次女权浪潮的开端。

越来越多的女性继续接受教育，接受高等教育并寻找工作。此外，她们集体选择兼职工作：如今3/4的女性工作，其中3/4是兼职。通过这种方式，她们将两种理念联系起来：她们为金钱和自我提升而工作，但也有时间陪伴家人和享受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她们被指责没有激情，因为兼职让你永远达不到最好。但你也可以将她们视为潮流引领者，因为现在有20% 以上的男性从事兼职工作。今天，一半的荷兰工作人口不再有全职工作。有些是因为他们无法获得更多的工作，例如低技能的弹性工作者，但更多的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长发且懒惰的人渣”的理想已经扎根。许多荷兰人不再为工作而活着，而是为生活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