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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难民与大学生比邻生活:实验成功了吗?

原题:Vluchteling naast starter: is het experiment geslaagd?

作者:Romy van der Poel, Tristan Theirlynck

来源:NRC

【无授权翻译,仅供个人学习】

2016年,阿姆斯特丹市政府设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住房项目:获得身份的难民(身份持有者)和大学生比邻生活。最近几个月,NRC对阿姆斯特丹Nieuw-West的Riekerhaven进行了6次探访。他们采访了(前)居民、工作人员、“自我管理团队”的成员、研究人员和其他直接参与项目的人员:他们如何看待之前的五年?

敲击声已经持续了几个小时。Tansu没法入睡。她常常因为楼下的邻居而苦恼——一个时常处于困惑之中的身份持有者。有太多的不眠之夜,半夜时先是嘈杂的音乐,然后是沉闷的敲击——男孩在Startblok Riekerhaven只有23平米的房间里对着薄薄的墙壁踢足球。有天晚上,他在放烟火,Tansu探出窗户时,看到了房间里的闪光。今晚又是敲击声。她拨打了紧急电话,接电话的是自我管理组的值班人员——他也是这里的居民。

过了一会儿,值班人员来了,但“显然喝醉了”。很吵?他没听见。他决定趴到她床下,把耳朵贴在地上听。这样才听到声音。Tansu是幸运的,因为紧急电话很多时候根本没人接。

Startblok Riekerhaven位于 A4公路与阿姆斯特丹Nieuw-West环路交汇的地方。它曾是一个备受赞誉的项目,身份持有者和大学生住在一起,为开始独立生活做准备。这座建筑群包含7座大型亮白色的公寓楼,四周是地毯批发城、建材市场和物流中心——因为毗邻交通交汇处。565名年轻人(最大的28岁)住在单间公寓或合租公寓里,一半是荷兰人,一半是身份持有者。

Riekerhaven始于2016年7月,开始时它是独一无二的。它获得了联合国创新住房项目奖的提名。荷兰和国际媒体(BBC、半岛电视台、CNN)纷纷前来拍摄和报道。2016年底,它荣获了KWH-i-Opener住宅项目创新奖。

五年后,房屋锈迹斑斑,地面沉降,门需要维修才能关上。公共用地和楼房入口坑坑洼洼。随处停放着购物车和废弃的婴儿车。杂草占据了菜园。“还行,但也不好,你懂的。”在那里住了4年的赞比亚身份持有者说,“这是一所住宅,但感觉就像一个庇护中心。”

展示品

2015年,荷兰的难民危机达到顶峰。在住房需求上涨的背景下,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希望通过一个住房项目,用对城市产生积极影响的方式促进难民融入。因此,诞生了这个荷兰年轻人和身份持有者共同居住的计划。荷兰人可以帮助新移民融入社会。反之,荷兰人将通过密切接触身份持有者来学习其他文化——通过这种方式来防止歧视。项目由住宅商De Key和青年住房提供商Socius(其专注于“混合住宅”)共同开发。

阿姆斯特丹想要一个新的、革命性的概念。“成为首创”Bart van den Berg说道,他在Socius任职,是前戏剧导演和Riekerhaven项目的第一任协调员 。市政府竭尽全力支持Riekerhaven。“是的,投入了很多钱。十万欧?十倍不止。” 一位发言人说,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投入了980000欧用于项目的开发和维护。他们还花费了“额外的时间和金钱来教育和指导”居民,“例如通过介绍会和工作坊”。

De Key安置原居民 ——把阿姆斯特丹Houthavens的原居民跨过高速公路迁移到Nieuw-West的前运动场。Socius提供住房概念。该公司在混合住房方面确实有一些经验,但没有做过这么大规模的项目,也没有面对过这么多身份持有者。Van den Bergh说:“我们和来自Riekerhaven的新团队坐在一起想:谁之前遇到过难民?没有人。我们只能自问自答:他们要在这里做什么?他们需要什么?”

几个月后,住房计划形成了。Startblok Riekerhaven的大部分事由居民自己负责管理,他们可以申请成为“自我管理团队”。这将激发“所属权”——居民觉得自己能够掌控环境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

Riekerhaven寻找可靠的居民。按照阿姆斯特丹的标准,这里的单间非常便宜(基本租金:每月415.26 欧,住房补贴约为300欧)。因此需要过滤掉只想找房子,但对项目不感兴趣的荷兰年轻人。选拔程序十分严格。人们先被“面试”,然后进入等候名单,之后某天晚上有一个强制参与的介绍会。“如果你不遵守对Startblok的承诺,我们就会遇到问题,”Van den Bergh说,“我已经告诉所有人:我们有自己的规则。” 最后,必须写一封很长的动机信。“虚张声势或有歧视倾向的人将被淘汰。” 身份持有者不需要选拔。他们被“安置”。他们别无选择。

开始

2016年7月,项目的开局很重要。全新的自我管理团队由Bart van den Bergh领导,大家都很紧张。钥匙已经准备好了,入住者被分组,在不同时间段来领钥匙。然而还是出了问题。发放钥匙的前一天晚上,有人把所有的钥匙混在了一起。此外,入住者不按时间段前来,因为文化差异。结果,居民被管理办公室激怒(位于狗协会的旧狗舍内),同时又开始下大暴雨。之前,身份持有者对Riekerhaven期望很高。他们开始怀疑是又回到了庇护中心吗?

Riekerhaven尚未完工——当时还没有道路。集装箱式的房屋陈旧简陋。居民需要填写的所有表格都是荷兰语。

“Riekerhaven的质量有待提高,”Socius的老板Pim Koot说,“政府陷入难民危机,同意任何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要更加关注社会凝聚力。”

“花了半年时间才让Riekerhaven不再是一座鬼城,”前居民Lowell说,“我们互相询问,怎么处理泥泞,照明安装好了吗?它有问题,但我愿意去处理,因为氛围很好。”

居民被告知:如果真的有犯罪事件,就拨打112,向警方求援。其他所有问题都由自我管理团队负责。用管理员的话说,他们的任务是保持 Startblok Riekerhaven “干净、完整和安全”。那里有一位“社区组织者”,他只负责组织促进“社会凝聚力”的活动。还有一位公关人员,负责向媒体展示。在日常学习或工作之余,自我管理团队的居民从事管理工作能够获得一定的报酬。

自我管理团队以管理员为基础:在20-30个居民中,有一名负责清洁和布置走廊,换取每月50欧的租金折扣。如果居民不遵守规定,会被处以最高40欧的罚款。

树屋

在最初两年里,管理人员主要关注项目的社会效应——“社区营造”。他们举办主题晚会,讨论性、妇女权利和其他文化议题,还举办学语言活动。在节日、派对时,Pim Koot和Bart van den Bergh自己去打碟。不仅仅为了好玩,Van den Bergh说:“这样我们就可以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如果出现问题可以及时处理。” 有很多居民吸食大麻,Van den Bergh知道这一点。“我们并不阻止。但看到事态向滋扰发展,我们自然会进行干预。”

Van den Bergh在谈到Startblok Riekerhaven时并没有回避戏剧术语:“我通过接受不确定性来进行创造。市政府想预防不确定性。但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会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做。因此,我们与市政当局保持距离以便实验顺利进行。”

比如:Van den Bergh和管理团队设计了一项比赛:如何利用Riekerhaven边缘未开发的市政土地。“市政当局当然不允许。但这对社区有好处,所以我想办法将其合法化。Socius很有干劲。” 居民想要一个树屋。“我们为此投入了一些钱。” 然后建了按摩浴缸、小屋、教堂、游泳池、烧烤区——填满了那片土地。

荷兰居民们用谈论60年代老摇滚歌手的神情和语调谈论最初两年:黄金时代。“那时一切皆有可能。” “气氛很好。” “那是一个社区。”

但居民们很快也看到了另一面。一些居民出现了创伤和精神问题。尽管有难民委员会(受益人可以自愿请求帮助)和 Ykeallo 基金会(帮助厄立特里亚人)的支持,主要负责处理行为问题和滋扰投诉的是自我管理团队。有些时候,某个居民会变得很有攻击性。管理员往往只有20多岁,他们能怎么办?将居民驱逐出去并不容易,这是法律。在法官将人驱逐前,自我管理团队必须等待六个月。但这样的人又能去哪呢?

还有关于卖淫的举报。在护理提供者的定期讨论中也说到这类问题。Van den Bergh说,他们没有发现证据。在 Riekerhaven的院子里还有贩毒的迹象——主要是非居民——由于其地处偏远,是一个理想的交易场所。

婴儿走廊

29岁的居民Yair站在“公共休息室”的门口——走廊里的客厅,他与20人共用。里面有一张木凳,一张用烟蒂垫平的桌子。角落里有一个装满儿童玩具的婴儿箱。居民来这里只是为了洗衣服。有好几天早上,Yair看到有陌生人在公共休息室睡觉。他给我们看了一段视频:“嘿,你在做什么?回家去!”他边说边摇动某人的腿,把人叫醒。Yair说:“门没法锁,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进来。”走廊里能听到婴儿的哭声。一辆儿童自行车停在粘腻的地面上。

“我们是否预计到会有婴儿出生?” Socius老板Pim Koot重复了这个问题。“是的,但没有想到那么多,那么快。” 住房合同规定,人们不能带着孩子住在Riekerhaven。然而入住不久,就有女性怀孕了,主要是厄立特里亚妇女。婴儿造成了很多困扰——房子里很吵。GGD担心:在单间里做饭可能对婴儿不安全,因为通风不好——所以现在必须在共享客厅里做饭。

“这里对年轻人来说很舒适,”28岁的厄立特里亚身份持有者Bisrat Gebrezgiabiher Tsgay说,“但我有一个孩子。” 在Riekerhaven的第一年,她生了一个女儿。“房子很小。夏天太热,冬天太冷。你在家里几乎睡不着。” 没有地方放婴儿车、婴儿围栏,房间已经满了。生活空间一年比一年小。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市政府和住房商毫无准备,母亲们无处可去。“他们不准备给有孩子的母亲提供住房,”Bart van den Bergh说,“那会释放错误的信号:'有孩子就能有房子'。他们说那是反常的激励措施。” De Key否认这种政策。

三年后,De Key与市政当局协商,达成了一个临时解决方案:“婴儿走廊”。留出一条走廊供母亲们使用。居住在该走廊的学生和身份持有者搬到另一条走廊——以换取一份新的五年合同。婴儿走廊里的客厅有一个大厨房和一台额外的洗衣机。Pim Koot说:“孩子可以在单间里待到 1 岁,之后就需要有两到三个房间的住房。” 几年后,Startblok里有了幼儿和学龄前儿童。

居民也会互助。28岁的教育学学生Yara van Dijk帮助母亲们准备文件,与助产士沟通,甚至去接生——Startblok居民和电影制片人Bobbie Fay Brandsen拍摄了关于婴儿走道的纪录片。这需要付出代价。影片中,De Key的顾问建议Yara退后一步:“你一旦开始,就得一直做下去。” 她不得不放弃,在电影结束时搬去了另一个地方。

继续衰落

两年后,Socius离开Riekerhaven。The Key向Socius学习了两年,现在接管了社区,任命了新的经理。过渡很顺利。但Pim Koot说:“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

住宅商在维护社区方面几乎没有经验。移交一年后,难民委员会离开了Riekerhaven——留下了空置的小办公室。基金会指导身份持有者的时间平均为一到两年;一位发言人解释说,他们在Riekerhaven待的时间已经比计划的长。

如果出现问题,居民可以拨打“紧急电话”。Tansu说,当她与邻居发生矛盾时,打电话没人接,管理员不接电话,紧急电话没人应答,警察也不愿意来,因为她不知道邻居的门牌号。

自我管理人员通过电子邮件向Tansu道歉,他说:“出于隐私原因,我们不能对这种情况说太多,我们只能保持沉默。(……) 另外,希望您今后继续拨打紧急电话。它会工作得越来越好。”

Tansu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又尝试拨打了两次紧急电话。管理人员在2019年5月给她发邮件说:“很抱歉没有接听紧急电话……”。“电话就在管理人员的床边,但它没有响。”

从2018年7月到2019年7月,Tansu一直与自我管理部门通过电子邮件沟通。与此同时,Tansu看到自我管理部门每周都在接待参观Riekerhaven的记者。“他们对外来者很好。但对居民不这样,”Tansu说, “我的生活不应该只是一个实验。”

居民在Whatsapp和Facebook的私密群组中抱怨社区不安全。几位住在一楼的女性投诉说,有男性站在窗前偷看,有些还拿着手机拍摄。当一位女性生气回击时,她被吐了口水。攻击者告诉她要说荷兰语,还说想“操”她。有人的门牌被多次破坏。居民抱怨有蟑螂,路灯坏了,门锁不上。

2019年5月,市政府宣布对学生和身份持有者混居的居住区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不仅是Startblok Riekerhaven,还有其他的居住区:东部的Spark村(2019 年入住)和北部的Startblok Elzenhagen(2018 入住)。一年内,这些居住区发生了30起案件:入室盗窃、盗窃、违法行为。其中25起的作案者是身份持有者。根据市政府发言人的说法,只有1起案件发生在Riekerhaven。

2019年5月底,有人拿气步枪从某个房间随机向外扫射。一颗子弹穿过了某个居民的窗户。她在脸书上发帖。自我管理者要求她删贴,因为怕引起混乱和恐惧。

伊拉斯姆斯大学社会学教授Godfierd Engbersen对Riekerhaven的衰落并不感到惊讶:“自我管理?这根本不可能。” 他解释说,社会凝聚力和不可预见的灾难需要结构性支持。“否则,这样的项目就会失败。老实说,这是最复杂、最真实的实验。”

住房商也意识到了衰退——2020 年,De Key聘请外部机构对Riekerhaven进行研究。研究人员发现:自我管理者的经验太少,无法应对文化差异。而且,在身份持有者以及荷兰年轻人中,存在“大量有心理问题的居民”且“非常需要照顾”。自我管理者现在“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关注他们,陪他们去看医生,拨打紧急服务电话,“晚上与有需要的人交谈。” 与此同时,他们觉得“无法将这一责任转移给专业人士”。研究人员认为,需要更多的专业指导。

研究人员还研究了自我管理团队的惩罚系统。管理者可以在经济上惩罚邻居这一事实将对“社会资本”产生“负面影响”。居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那些可以轻松支付罚款的人会以此逃避责任。

De Key的一名员工告诉研究人员,这座建筑“显示出许多缺陷”,但这“并没有直接导致媒体所报道的问题”。但是:“它当然对居民有很大的影响。” 不只是想要帮助身份持有者的荷兰人住在Riekerhaven。“很多人”现在住在这里“只想舒适地生活”。居民Yair说:他没有参加介绍活动——活动因为新冠暂时取消。“我复制粘贴了一个朋友的动机信。”

新的开始

“确实如此”,De Key的Riekerhaven项目现任协调员 Arnold Hooiveld说,在过去五年中,“并没有及时提供急需的帮助”。他说“在城市的其他地方有时也是如此。”

Hooiveld坐在自我管理办公室。2020 年12月,办公室在他上任后进行了翻新。大型落地窗可以俯瞰Startblok Riekerhaven,当时正来了一辆除虫车。Hooiveld之前在外交部工作,现在他决定为自己的城市阿姆斯特丹做点什么。他说话很有权威,在提问和回答之间总是保持沉默。“大家一直在努力自学,”他说,“作为一个实验,我们不知道完美的方法。”

当他上任时,相关各方似乎已经忘记Riekerhaven。“这个项目既不是展示品,也不是巨大的失败——它是一个微妙的故事。” Hooiveld说,Riekerhaven由于缺乏关注陷入停顿。他指向周围的运动场。许多居民想去运动,但运动场却废弃了。“人们可以在那里创造一些美丽的东西。” 在墙壁上涂鸦以及种植树木。

关于自我管理,Hooiveld 表示,会保留现有的“工具和流程”,但也会进行一些调整。“总结五年前设计的东西,我们的结论是:底层的互动并不积极,例如共享洗衣机或者居民负责清洁工作。如果我们聘用专业人员会怎样?” 从秋季开始,Hooiveld将聘请清洁团队清洁走廊和楼梯间——这样管理员就不再需要处理或处罚邻居。

Hooiveld还为自我管理团队制定了其他计划。他的想法是:更少地执法,更多地关注社区。正如研究者建议的那样,除了项目协调员之外,不再设立“社会顾问”。但是,Hooiveld说:“与其他方的联系”得到了加强。必要时,可以快速向“合作伙伴”求助。他们设立了“升级梯”来代替紧急电话。“第一步:自己与邻居交谈。” 是否重新开展难民工作仍在讨论中——是否新入住一批身份持有者。

五年合同已经到期,Startblok Riekerhaven的荷兰居民搬到了其他地方,一些人搬去了其他混合居住项目。对他们来说,Riekerhaven 是成功的,帮助他们履行对社会的承诺。其他人则像大多数学生一样——搬到了更大、更舒适、更中心的房子——实验经历是他们开始成年生活的背景。状态持有者就没那么容易了。最先入住的居民留下了大约190人——“因为新冠”,他们的合同延长了一年。28岁以下的身份持有者会收到一份与青年综合体的新合同——他们可以选择Riekerhaven或者之后的项目。28岁以上的身份持有者则由市政厅安排新的住房。

18位带孩子的母亲已经离开——她们得到了后续住房。新妈妈们已经开始做准备:其他有孩子的妇女想搬进婴儿走廊。五年后,Riekerhaven开始欢迎婴儿:建了新厨房和有跷跷板的游乐场。Hooiveld 说:“考虑到各种可能性和住房短缺,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他沉思后补充道:“我很自豪我们能提供这样的服务。”

Startblok Riekerhaven实验的前半部分不尽如人意。荷兰人搬走了,身份持有者要到明年才会离开。如果住房继续短缺,是否有足够的新房?Arnold Hooiveld表情艰难,摊开手掌——他没有答案。

在Riekerhaven的入口处有一辆Bo-rent面包车。6个拿着纸板箱的年轻人站在出口处,他们都染着彩色头发或穿着彩色背心。他们说德语,居民们指向地面:搬家指南和地图。之后他们在阳光下抽烟。另一位新来者在参观垃圾分类点。“现在这里很乱。全是新居民……”


住宅商De Key的回应:

“这个故事描述了一些居民的经历。但也有许多故事与之相反,那些故事与Startblok Riekerhaven的意图非常契合:各种各样背景的年轻人,包括获得身份的难民,可以优先居住在阿姆斯特丹,并创造自己的未来。这个项目有失败也有成功,但最重要的是有很多不同观点。对于市政府和De Key来说,这也是发现和学习的过程:我们如何通过关注和承诺来促进社区建设和社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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