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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酒店房间是新的长城:比利时记者西安隔离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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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防疫政策最严格的国家之一。记者Leen Vervaeke在从比利时返回中国后,在酒店里被隔离了三个星期。

原文:De nieuwe Chinese Muur is een hotelkamer

作者:Leen vervaeke

来源:de Volkskrant

【无授权翻译,仅供个人学习】

终极防御墙

第一天

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我听到工作人员防疫服的沙沙声在走廊里慢慢消失。就这样,我来到一个4x5米的酒店房间,里面有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带两把椅子,此外还有电视、烧水壶和电话。这个房间将是我接下来三周的生活世界。在这里,我将完成隔离,获得进入中国的许可证。

自新冠疫情以来,中国实施了世界上最严格的旅行限制,包括签证和航班限制、严格的医疗检查和数周的酒店隔离。武汉疫情爆发后,我在中国待了一年,终于在今年夏天回到比利时探望家人。我之前经常写到旅行限制,现在必须自己亲自体验了。我一点也不期待:我在居家隔离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但酒店隔离完全不同,它是中国零感染的终极防御墙。

我看了看自己的房间,松了口气:中国的隔离酒店是随机分配的,质量参差不齐。但这间房看起来很不错,有整洁的强化木地板、现代的家具,墙上画着西安的天际线——通过这种方式我仍能体验这座正在隔离我的城市。我也立即注意到了一个缺点:两扇小窗户只能打开一条缝,几乎没有光线进来,房间总是处于阴沉的半黑暗中。

我提醒自己:我要充分利用这里。我打开两个行李箱,其中一个装满了食物,这是旅伴给的建议。我开始设置我的临时生活圈:野营咖啡过滤器放在烧水壶旁,床边摆上瑜伽垫,书放在床头柜上。我重启计步器并开始晨跑:从门到窗户六步,然后再回来。就这样,还有21天。

去中国旅行曾经像儿戏一样简单:办理签证或居留证,11小时的飞机,往返600欧元。但这在2020年3月结束了,也就是新冠疫情爆发两个月之后。在中国,新冠病毒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它在世界其他地方开始传播。中国政府决定实施清零政策:全力抗击每一次新的爆发,并关闭边境防止病毒输入。

清零政策的好处显而易见。首先,感染、住院和死亡的人数较少。根据较可靠的统计数据,中国有4636人死于新冠,大多数死于武汉的第一次大爆发,而荷兰死亡人数是中国的330倍。中国经历了更严格但时间更短的封城,更快地恢复常态,并更早地开始经济复苏。老年人和脆弱群体也不用害怕与其他人接触。

但是清零政策和关闭边境是有代价的。2019年,往返中国的旅客超过7400万人次,2020年3月以后降到不到1%。只有持有中国护照、居留许可和极少数获得商务​​签证的人才可以进入中国,而游客不能入境。

这导致国际学生停学、商人停业和亲属分离。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国家主席也没有离开过中国。这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经济和国际关系产生影响。

而且代价变得越来越高,因为清零政策必须对抗更具传染性的delta变体。在世界其他地方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接种了疫苗而逐渐放松时,中国却在加紧限制。起先隔离时间是两周,现在通常是三周,有时会是四到五周。一些航班被取消了(我自己的航班延误了六周)并且规则正在收紧。中国的“城墙”越来越高。

三周隔离期让人思考许多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坚持严格的旅行限制,而其他零感染的国家(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却谨慎地开放边境?边境政策在实施中是怎样的,这是否有科学依据?它对中国的经济、政治以及国际关系有何影响?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认为开放边境的后果会有多糟糕?


没有布洛芬

第3天

该死,这只是隔离的第3天,我醒来时发现小臂没有知觉了。医疗问题是你在隔离时最不想遇到的问题。旅行结束后——飞行了11个小时,排了7个小时的队,再由面包车送到酒店——我的左手已经有一点麻木。我希望它会自己好起来,但事实恰恰相反。现在怎么办?我没办法在这里看医生。

我打电话给比利时的家庭医生,他觉得是神经发炎并建议我服用布洛芬两天。不幸的是,我带了许多药,但恰好没带布洛芬。我给酒店的防疫团队打电话,但他们不提供消炎药,因为消炎药会抑制新冠病毒的症状。我争论了几个小时——我提议他们可以每天对我进行病毒检测——但他们不为所动:规则就是规则,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说到。

规则就是规则,这三个星期我会经常听到它。因为规则比比皆是。出发前两天,你必须在中国大使馆提交一份文件清单才能获得“绿码”。中国政府不仅要求进行PCR检测,还要求进行血液中的抗体检测(IgM)。旅行者甚至必须签署一份文件,声明他们没有不戴口罩去餐厅,或者在出发前与发烧的人有过接触。

隔离得遵守更多规则:每天测两次体温,每周测两次PCR。行李要消毒,垃圾不仅要消毒还要当医疗垃圾处理。不更换床单和毛巾,衣服必须自己在房间里洗。走廊每天喷3次消毒剂。在一些酒店,旅客必须在每次上厕所前十分钟将氯片放入马桶。在微信这个中国WhatsApp上,我们和旅伴建了一个群,有人在群里反问道:“如果有人拉肚子怎么办?”

在禁止使用布洛芬三天后,我再次违反规则,这次是因为超市订单。隔离酒店提供一日三餐,但质量很差。我们允许收食物快递,但不允许收新鲜、温热或未包装的食物。这留下了相当大的解释空间:一名酒店员工不允许收水果,另一名员工允许水果但不允许蔬菜,第三名员工允许水果和蔬菜,但不允许牛奶和酸奶。

我与一位酒店员工讨论一个胡萝卜、两个土豆和250克蘑菇的感染风险,她说道:“规则就是规则。”讨论没有意义:她害怕在她值班时爆发疫情,许多工作人员将因此被解雇。“谁把东西送到你房间,谁负责,”她说,“谁违反规则,谁就会被惩罚。”

清零政策无疑有其优点,但实施方法却很极端,许多规则似乎没有科学依据。来自新加坡和香港的两位科学家对预防感染很有经验,他们证实:没有科学理由证明隔离需要超过两周,通过验血检测感染和对行李或垃圾进行消毒也没有科学依据。

“科学家从不说‘从不’,但超过10天仍有传染性的情况很少,”在香港大学工作的英国流行病学家 Benjamin Cowling 说。他正在香港的一家酒店隔离:21天隔离期的第10天。他自己很好,但苦于不能外出陪伴家人,即使家人出现了一些紧急状况。“对物品进行消毒不会造成太大伤害,但我怀疑它能否预防感染。”

Cowling认为僵化的政策没有科学依据,但他明白其中的原因。清零政策有两个阶段。首先,通过隔离把病毒隔绝在外。然后,如果病毒溜进来,会立即采取封城和大规模测试等严格措施。“第二阶段的成本非常高,所以优先采取第一阶段的措施,”Cowling说, “即使只把风险降低一点点,也是值得的。”

此外,延长隔离期还有一个可取的副作用:它会阻止人们来中国,这会自动降低病毒输入的风险。隔离酒店的数量有限,两周隔离期变成三周,酒店容量减少了50%。单程机票加上三周隔离的花费至少3000欧。“这很可怕,”Cowling说,“如果隔离时间变短,会有更多人考虑回来。”

但延长隔离期也有害处:隔离会增加心理问题和身体健康风险。“隔离期间医疗服务有限,会对隔离者造成伤害,”Cowling说,“最近在香港,有一位阑尾炎患者因为长时间无法看病,最后不得不接受紧急手术。如果我在这里心脏病发作怎么办?没有人会知道,直到他们敲门进行检测。”

除了极端情况之外,你可能怀疑清零政策是否有意义,因为疫苗接种率正在增加并且delta变体更难控制。许多以前奉行清零政策的国家,如新加坡、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现在都在谨慎地放弃这些措施。只有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坚持将清零政策作为一项长期战略。

“大多数国家都认识到病毒不会消失,”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传染病专家Dale Fischer说,他在澳大利亚隔离了两周,虽然过得不错,但也不想再经历一次。“总有一天大多数人都接种了疫苗,而人们别无选择只能让病毒传播。没有别的选择,各国必须转型,但问题是如何做到这一点。”


橡胶肉

第9天

我不能再忍受了,我一点都吃不下。塑料托盘里又装着同样的饭菜:滴着油的蔬菜、冰凉的米饭和用肉制成的像橡胶一样的东西。难闻的气味让我作呕,我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抱怨的人:在微信群里(主要是中国旅客,飞机上只有13名外国乘客),人们抱怨食物和肠胃问题。一些旅客拨打当地的热线电话。有人写道:“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糟糕的中餐。”

我已经连续吃了几天饼干和方便面,但我有一个计划:我已经收到了一个电火锅,现在正在努力获得食材。诠释送货规则需要一些努力,但当我在第9天终于收到蔬菜时,我感到无比喜悦。倒不是我自己做的饭有多好吃,而是我觉得我恢复了尊严。我被困住了,但我重新获得了对生活的一点点掌控。

我开始在这个小隔离间中寻找更多乐趣。我拧松了两个螺丝,这样窗户可以开得更宽一些,外面的空气可以进来。我买了乒乓球拍,可以在靠墙的桌子上玩。我搭了一张立式办公桌,上面放着我的夜灯。我的生活节奏是——锻炼、工作、视频通话、看netflix,以及从微信上获得旅伴的支持。我们对挫折一笑而过,并庆祝微小的胜利。

虽然大多数旅客以令人钦佩的乐观态度对待隔离,但也伴随着许多痛苦的故事。有些人已经一年多没有见到他们的孩子或伴侣,有些人错过了父母的葬礼。一位在中国生活了16年的外国企业家说,她已经达到了极限,她想明年离开。在隔离期间,我听说两位在北京的朋友预订了返回原籍国的单程机票。

这是边境限制最明显的后果: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离开中国。他们不再来这个国家或者觉得来的阻碍太大。根据欧美贸易登记机构的民意调查,中国的外国人数量在一年半内下降了30%。这对中国来说是根本性的转变,因为中国四十年来大部分经济转型都归功于外国投资和技术引进。

“环境不好,”北京欧盟商会会长Jörg Wuttke说。他已经一年半没有离开中国了,因为不敢和孩子们一起隔离。新闻中有儿童在测试呈阳性后不得不单独隔离的案例。“人们还没有完全离开,但正在离开。我认为现在外籍人士数量是2019年的一半。你可以感受到外籍社区的不满,人们变得暴躁。”

但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似乎并不重要,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在经济数据上看到影响。2021年前9个月,中国的出口增长22.7%,外国投资增长19.6%。此外,在新冠之前,北京已经转向自力更生和加强内循环。边境限制不是因此引入,但看起来效果不错:它们符合保护经济的目标。

“从短期来看,旅行限制并没有对中国造成损害,反而还有帮助,” 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教授Donald Low表示,“中国游客不能出国,因此刺激了国内旅游。中国投资者更难将资金转移到国外,因此在国内消费。全球对电子产品和防护设备的需求巨大,而这正是中国出口的产品。”

但从长远来看,隔离可能是有害的。由于对房地产和科技公司的政治干预以及能源供应问题,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步履蹒跚。“我认为隔离的部分原因是自满,”Wuttke说,“最近的成功让人觉得外国公司可以在没有外国人的情况下运营。当然,这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未来将不再这样。”

对照中国历史,有些人认为内向往往预示着一个王朝的终结。“每次中国觉得它不需要世界其他地方时,就会出现问题,”Low说,“我们总是假设中国有长远考虑并从其历史中吸取教训,但这些现在都被忽视了。也许还有更紧迫的短期考虑,比如第三个任期。这似乎是现在的优先事项。”


山洞里的僧侣

第 16 天

快要结束了。我已经买好了接下来去北京的机票。但奇怪的是,我没有开始倒数。我似乎已经习惯了与世隔绝: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山洞里的僧侣,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每天向外界报告两次体温,其他的都不再存在。我觉得我可以这样保持数周。

直到中国突然传出新的疫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源头在西安。顿时,整个城市变成了潜在风险区域。我飞往北京的航班被取消,一位同行被告知他返回北京后必须居家隔离一周。因为他在西安的酒店隔离,有可能与新冠病例有过接触。

我想起一个荷兰人的故事,他17 岁,被隔离了七个多星期,因为他的血液中发现了先前感染的抗体。那些被隔离的人只能受政府的摆布。违反防疫政策的,将被处以警告、罚款甚至有期徒刑。换句话说,拒绝一种监禁的人冒着另一种监禁的风险。

我的内心不再平静,我感到轻微的恐慌。我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种隔离?我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开始生活?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我开始意识到我将很长时间无法回比利时见家人和朋友。我不想马上再接受三周的酒店隔离,但僵化的政策也不会很快取消。

没人知道政府想维持清零政策多久,但专家估计至少还要一年。广东刚刚建成了一个拥有5000个房间的检疫中心,这不是政策放松的迹象。更重要的是:冬奥会将于2022年2月在北京举行,五年一度的党代会将于秋季举行。那些顶级事项必须进展顺利。

但即使在那之后,政府是否会开放边境也远未确定。共产党从抗击新冠病毒的成功中获得了很大的合法性,将其作为中国制度优于民主国家的证据。在政策的推动下,人们对病毒感到非常恐惧,这使放松政策变得更困难。而且中国疫苗预防delta变体的效果也不明确。

耶鲁大学历史教授Odd Arne Westad曾写过《不安定的帝国——自175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他说:“预防新冠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要放弃它真的很难。”2019年以后,因为需要隔离,他没有再来中国,这是他40年来离开中国最久的一次。“中国正处于一种温和的紧急状态。对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舒适的状态。我认为他们会尽可能去延长。”

这种孤立也符合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在新冠的推动下变得越来越激进。“这是一种由仇外心理支持的孤立主义,”Low说,“外国人被视为疾病的携带者。在最坏的情况下,政府会积极宣扬这种仇外心理,在较好的情况下,政府通过不抵制而成为同谋。这种排外情绪符合他们的优越感。”

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对日益加剧的孤立主义深感担忧,这使中国越来越远离世界形势。“中国正日益成为一个回音室,”欧盟商会的Wuttke说,“这可能导致对现实的误解,最终导致错误的决定。这是封闭社会中经常发生的事。”Low说:“误判的风险正在增加,中国面临着过于封闭的风险。我认为这种风险并不小。”

Westad还看到误判的可能性在增加。“我最担心的是该地区会出现某种危机。可能性有很多,但越来越占据人们心智的是台湾问题。与其他情况相比,缺乏联系和信任可能导致更大的危机。这是一个大问题。”

专家认为,转折点最终将是经济。如果隔离造成的损失太大,可能会有来自商界或党外的压力。“问题是在出现反弹之前它会走多远,”Westad说,“更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是否关心这些,或者他们更关心自己对权力的控制而不是经济上产生的问题。这是关键。”


有条件的自由

第1天

幸运的是:我回到了北京。离开三个多月后,我终于回家了。我在西安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送上高铁,在北京作为一个普通市民下车。在我隔离完一周后,居委会也不再来找我。二维码是绿色的。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和朋友出去吃饭,按摩我正在慢慢恢复的左臂。我享受在户外的每一刻。

我又自由了,但感觉又不像。在新一轮的爆发中,中国一周内发现了133例感染者,其中12例在北京。北京立即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一位朋友告诉我,因为“疑似病例”,他眼看着整栋楼被封闭。两列从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在中途停靠,因为车上有密切接触者,334名乘客必须当场隔离一周。

我很不安:也许很快我又会被关起来,因为我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我知道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政府很快会控制住新的疫情,我很快就会不假思索地重新扫描二维码,遵守规则,个人服从于集体。但是三周的隔离改变了我的看法:我获准进入了“安全泡”,但我知道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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