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酒店房间是新的长城：比利时记者西安隔离日记

原文：De nieuwe Chinese Muur is een hotelkamer

作者：Leen vervaeke

来源：de Volkskrant

【无授权翻译，仅供个人学习】

终极防御墙

第一天

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我听到工作人员防疫服的沙沙声在走廊里慢慢消失。就这样，我来到一个4x5米的酒店房间，里面有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带两把椅子，此外还有电视、烧水壶和电话。这个房间将是我接下来三周的生活世界。在这里，我将完成隔离，获得进入中国的许可证。

自新冠疫情以来，中国实施了世界上最严格的旅行限制，包括签证和航班限制、严格的医疗检查和数周的酒店隔离。武汉疫情爆发后，我在中国待了一年，终于在今年夏天回到比利时探望家人。我之前经常写到旅行限制，现在必须自己亲自体验了。我一点也不期待：我在居家隔离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但酒店隔离完全不同，它是中国零感染的终极防御墙。

我看了看自己的房间，松了口气：中国的隔离酒店是随机分配的，质量参差不齐。但这间房看起来很不错，有整洁的强化木地板、现代的家具，墙上画着西安的天际线——通过这种方式我仍能体验这座正在隔离我的城市。我也立即注意到了一个缺点：两扇小窗户只能打开一条缝，几乎没有光线进来，房间总是处于阴沉的半黑暗中。

我提醒自己：我要充分利用这里。我打开两个行李箱，其中一个装满了食物，这是旅伴给的建议。我开始设置我的临时生活圈：野营咖啡过滤器放在烧水壶旁，床边摆上瑜伽垫，书放在床头柜上。我重启计步器并开始晨跑：从门到窗户六步，然后再回来。就这样，还有21天。

去中国旅行曾经像儿戏一样简单：办理签证或居留证，11小时的飞机，往返600欧元。但这在2020年3月结束了，也就是新冠疫情爆发两个月之后。在中国，新冠病毒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它在世界其他地方开始传播。中国政府决定实施清零政策：全力抗击每一次新的爆发，并关闭边境防止病毒输入。

清零政策的好处显而易见。首先，感染、住院和死亡的人数较少。根据较可靠的统计数据，中国有4636人死于新冠，大多数死于武汉的第一次大爆发，而荷兰死亡人数是中国的330倍。中国经历了更严格但时间更短的封城，更快地恢复常态，并更早地开始经济复苏。老年人和脆弱群体也不用害怕与其他人接触。

但是清零政策和关闭边境是有代价的。2019年，往返中国的旅客超过7400万人次，2020年3月以后降到不到1%。只有持有中国护照、居留许可和极少数获得商务​​签证的人才可以进入中国，而游客不能入境。

这导致国际学生停学、商人停业和亲属分离。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国家主席也没有离开过中国。这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经济和国际关系产生影响。

而且代价变得越来越高，因为清零政策必须对抗更具传染性的delta变体。在世界其他地方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接种了疫苗而逐渐放松时，中国却在加紧限制。起先隔离时间是两周，现在通常是三周，有时会是四到五周。一些航班被取消了（我自己的航班延误了六周）并且规则正在收紧。中国的“城墙”越来越高。

三周隔离期让人思考许多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坚持严格的旅行限制，而其他零感染的国家（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却谨慎地开放边境？边境政策在实施中是怎样的，这是否有科学依据？它对中国的经济、政治以及国际关系有何影响？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认为开放边境的后果会有多糟糕？

没有布洛芬

第3天

该死，这只是隔离的第3天，我醒来时发现小臂没有知觉了。医疗问题是你在隔离时最不想遇到的问题。旅行结束后——飞行了11个小时，排了7个小时的队，再由面包车送到酒店——我的左手已经有一点麻木。我希望它会自己好起来，但事实恰恰相反。现在怎么办？我没办法在这里看医生。

我打电话给比利时的家庭医生，他觉得是神经发炎并建议我服用布洛芬两天。不幸的是，我带了许多药，但恰好没带布洛芬。我给酒店的防疫团队打电话，但他们不提供消炎药，因为消炎药会抑制新冠病毒的症状。我争论了几个小时——我提议他们可以每天对我进行病毒检测——但他们不为所动：规则就是规则，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说到。

规则就是规则，这三个星期我会经常听到它。因为规则比比皆是。出发前两天，你必须在中国大使馆提交一份文件清单才能获得“绿码”。中国政府不仅要求进行PCR检测，还要求进行血液中的抗体检测（IgM）。旅行者甚至必须签署一份文件，声明他们没有不戴口罩去餐厅，或者在出发前与发烧的人有过接触。

隔离得遵守更多规则：每天测两次体温，每周测两次PCR。行李要消毒，垃圾不仅要消毒还要当医疗垃圾处理。不更换床单和毛巾，衣服必须自己在房间里洗。走廊每天喷3次消毒剂。在一些酒店，旅客必须在每次上厕所前十分钟将氯片放入马桶。在微信这个中国WhatsApp上，我们和旅伴建了一个群，有人在群里反问道：“如果有人拉肚子怎么办？”

在禁止使用布洛芬三天后，我再次违反规则，这次是因为超市订单。隔离酒店提供一日三餐，但质量很差。我们允许收食物快递，但不允许收新鲜、温热或未包装的食物。这留下了相当大的解释空间：一名酒店员工不允许收水果，另一名员工允许水果但不允许蔬菜，第三名员工允许水果和蔬菜，但不允许牛奶和酸奶。

我与一位酒店员工讨论一个胡萝卜、两个土豆和250克蘑菇的感染风险，她说道：“规则就是规则。”讨论没有意义：她害怕在她值班时爆发疫情，许多工作人员将因此被解雇。“谁把东西送到你房间，谁负责，”她说，“谁违反规则，谁就会被惩罚。”

清零政策无疑有其优点，但实施方法却很极端，许多规则似乎没有科学依据。来自新加坡和香港的两位科学家对预防感染很有经验，他们证实：没有科学理由证明隔离需要超过两周，通过验血检测感染和对行李或垃圾进行消毒也没有科学依据。

“科学家从不说‘从不’，但超过10天仍有传染性的情况很少，”在香港大学工作的英国流行病学家 Benjamin Cowling 说。他正在香港的一家酒店隔离：21天隔离期的第10天。他自己很好，但苦于不能外出陪伴家人，即使家人出现了一些紧急状况。“对物品进行消毒不会造成太大伤害，但我怀疑它能否预防感染。”

Cowling认为僵化的政策没有科学依据，但他明白其中的原因。清零政策有两个阶段。首先，通过隔离把病毒隔绝在外。然后，如果病毒溜进来，会立即采取封城和大规模测试等严格措施。“第二阶段的成本非常高，所以优先采取第一阶段的措施，”Cowling说， “即使只把风险降低一点点，也是值得的。”

此外，延长隔离期还有一个可取的副作用：它会阻止人们来中国，这会自动降低病毒输入的风险。隔离酒店的数量有限，两周隔离期变成三周，酒店容量减少了50%。单程机票加上三周隔离的花费至少3000欧。“这很可怕，”Cowling说，“如果隔离时间变短，会有更多人考虑回来。”

但延长隔离期也有害处：隔离会增加心理问题和身体健康风险。“隔离期间医疗服务有限，会对隔离者造成伤害，”Cowling说，“最近在香港，有一位阑尾炎患者因为长时间无法看病，最后不得不接受紧急手术。如果我在这里心脏病发作怎么办？没有人会知道，直到他们敲门进行检测。”

除了极端情况之外，你可能怀疑清零政策是否有意义，因为疫苗接种率正在增加并且delta变体更难控制。许多以前奉行清零政策的国家，如新加坡、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现在都在谨慎地放弃这些措施。只有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坚持将清零政策作为一项长期战略。

“大多数国家都认识到病毒不会消失，”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传染病专家Dale Fischer说，他在澳大利亚隔离了两周，虽然过得不错，但也不想再经历一次。“总有一天大多数人都接种了疫苗，而人们别无选择只能让病毒传播。没有别的选择，各国必须转型，但问题是如何做到这一点。”

橡胶肉

第9天

我不能再忍受了，我一点都吃不下。塑料托盘里又装着同样的饭菜：滴着油的蔬菜、冰凉的米饭和用肉制成的像橡胶一样的东西。难闻的气味让我作呕，我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抱怨的人：在微信群里（主要是中国旅客，飞机上只有13名外国乘客），人们抱怨食物和肠胃问题。一些旅客拨打当地的热线电话。有人写道：“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糟糕的中餐。”

我已经连续吃了几天饼干和方便面，但我有一个计划：我已经收到了一个电火锅，现在正在努力获得食材。诠释送货规则需要一些努力，但当我在第9天终于收到蔬菜时，我感到无比喜悦。倒不是我自己做的饭有多好吃，而是我觉得我恢复了尊严。我被困住了，但我重新获得了对生活的一点点掌控。

我开始在这个小隔离间中寻找更多乐趣。我拧松了两个螺丝，这样窗户可以开得更宽一些，外面的空气可以进来。我买了乒乓球拍，可以在靠墙的桌子上玩。我搭了一张立式办公桌，上面放着我的夜灯。我的生活节奏是——锻炼、工作、视频通话、看netflix，以及从微信上获得旅伴的支持。我们对挫折一笑而过，并庆祝微小的胜利。

虽然大多数旅客以令人钦佩的乐观态度对待隔离，但也伴随着许多痛苦的故事。有些人已经一年多没有见到他们的孩子或伴侣，有些人错过了父母的葬礼。一位在中国生活了16年的外国企业家说，她已经达到了极限，她想明年离开。在隔离期间，我听说两位在北京的朋友预订了返回原籍国的单程机票。

这是边境限制最明显的后果：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离开中国。他们不再来这个国家或者觉得来的阻碍太大。根据欧美贸易登记机构的民意调查，中国的外国人数量在一年半内下降了30%。这对中国来说是根本性的转变，因为中国四十年来大部分经济转型都归功于外国投资和技术引进。

“环境不好，”北京欧盟商会会长Jörg Wuttke说。他已经一年半没有离开中国了，因为不敢和孩子们一起隔离。新闻中有儿童在测试呈阳性后不得不单独隔离的案例。“人们还没有完全离开，但正在离开。我认为现在外籍人士数量是2019年的一半。你可以感受到外籍社区的不满，人们变得暴躁。”

但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似乎并不重要，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在经济数据上看到影响。2021年前9个月，中国的出口增长22.7%，外国投资增长19.6%。此外，在新冠之前，北京已经转向自力更生和加强内循环。边境限制不是因此引入，但看起来效果不错：它们符合保护经济的目标。

“从短期来看，旅行限制并没有对中国造成损害，反而还有帮助，” 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教授Donald Low表示，“中国游客不能出国，因此刺激了国内旅游。中国投资者更难将资金转移到国外，因此在国内消费。全球对电子产品和防护设备的需求巨大，而这正是中国出口的产品。”

但从长远来看，隔离可能是有害的。由于对房地产和科技公司的政治干预以及能源供应问题，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步履蹒跚。“我认为隔离的部分原因是自满，”Wuttke说，“最近的成功让人觉得外国公司可以在没有外国人的情况下运营。当然，这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未来将不再这样。”

对照中国历史，有些人认为内向往往预示着一个王朝的终结。“每次中国觉得它不需要世界其他地方时，就会出现问题，”Low说，“我们总是假设中国有长远考虑并从其历史中吸取教训，但这些现在都被忽视了。也许还有更紧迫的短期考虑，比如第三个任期。这似乎是现在的优先事项。”

山洞里的僧侣

第 16 天

快要结束了。我已经买好了接下来去北京的机票。但奇怪的是，我没有开始倒数。我似乎已经习惯了与世隔绝：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山洞里的僧侣，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每天向外界报告两次体温，其他的都不再存在。我觉得我可以这样保持数周。

直到中国突然传出新的疫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源头在西安。顿时，整个城市变成了潜在风险区域。我飞往北京的航班被取消，一位同行被告知他返回北京后必须居家隔离一周。因为他在西安的酒店隔离，有可能与新冠病例有过接触。

我想起一个荷兰人的故事，他17 岁，被隔离了七个多星期，因为他的血液中发现了先前感染的抗体。那些被隔离的人只能受政府的摆布。违反防疫政策的，将被处以警告、罚款甚至有期徒刑。换句话说，拒绝一种监禁的人冒着另一种监禁的风险。

我的内心不再平静，我感到轻微的恐慌。我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种隔离？我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开始生活？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我开始意识到我将很长时间无法回比利时见家人和朋友。我不想马上再接受三周的酒店隔离，但僵化的政策也不会很快取消。

没人知道政府想维持清零政策多久，但专家估计至少还要一年。广东刚刚建成了一个拥有5000个房间的检疫中心，这不是政策放松的迹象。更重要的是：冬奥会将于2022年2月在北京举行，五年一度的党代会将于秋季举行。那些顶级事项必须进展顺利。

但即使在那之后，政府是否会开放边境也远未确定。共产党从抗击新冠病毒的成功中获得了很大的合法性，将其作为中国制度优于民主国家的证据。在政策的推动下，人们对病毒感到非常恐惧，这使放松政策变得更困难。而且中国疫苗预防delta变体的效果也不明确。

耶鲁大学历史教授Odd Arne Westad曾写过《不安定的帝国——自175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他说：“预防新冠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要放弃它真的很难。”2019年以后，因为需要隔离，他没有再来中国，这是他40年来离开中国最久的一次。“中国正处于一种温和的紧急状态。对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舒适的状态。我认为他们会尽可能去延长。”

这种孤立也符合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在新冠的推动下变得越来越激进。“这是一种由仇外心理支持的孤立主义，”Low说，“外国人被视为疾病的携带者。在最坏的情况下，政府会积极宣扬这种仇外心理，在较好的情况下，政府通过不抵制而成为同谋。这种排外情绪符合他们的优越感。”

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对日益加剧的孤立主义深感担忧，这使中国越来越远离世界形势。“中国正日益成为一个回音室，”欧盟商会的Wuttke说，“这可能导致对现实的误解，最终导致错误的决定。这是封闭社会中经常发生的事。”Low说：“误判的风险正在增加，中国面临着过于封闭的风险。我认为这种风险并不小。”

Westad还看到误判的可能性在增加。“我最担心的是该地区会出现某种危机。可能性有很多，但越来越占据人们心智的是台湾问题。与其他情况相比，缺乏联系和信任可能导致更大的危机。这是一个大问题。”

专家认为，转折点最终将是经济。如果隔离造成的损失太大，可能会有来自商界或党外的压力。“问题是在出现反弹之前它会走多远，”Westad说，“更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是否关心这些，或者他们更关心自己对权力的控制而不是经济上产生的问题。这是关键。”

有条件的自由

第1天

幸运的是：我回到了北京。离开三个多月后，我终于回家了。我在西安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送上高铁，在北京作为一个普通市民下车。在我隔离完一周后，居委会也不再来找我。二维码是绿色的。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和朋友出去吃饭，按摩我正在慢慢恢复的左臂。我享受在户外的每一刻。

我又自由了，但感觉又不像。在新一轮的爆发中，中国一周内发现了133例感染者，其中12例在北京。北京立即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一位朋友告诉我，因为“疑似病例”，他眼看着整栋楼被封闭。两列从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在中途停靠，因为车上有密切接触者，334名乘客必须当场隔离一周。

我很不安：也许很快我又会被关起来，因为我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我知道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政府很快会控制住新的疫情，我很快就会不假思索地重新扫描二维码，遵守规则，个人服从于集体。但是三周的隔离改变了我的看法：我获准进入了“安全泡”，但我知道付出了多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