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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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新冠危机带来的积极变化

新冠疫情让社会震惊,给人们带来许多痛苦,但也促发了各方面的积极变化——经济、气候、移民。现在,疫情已经接近尾声,是时候向前看了。五位专家探讨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剧变。

原题:Een betere wereld begint bij corona

作者:Jan Pieter Jansen

插图:Johan Kleinjan

来源:HP/De Tijd

【未授权翻译,仅供个人学习】

“永远不要浪费一场有用的危机”常常被认为是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其实不对,因为这句话不是他原创的。据说这位广受赞誉的英国政治家在二战结束时说过这句话,他指的是:黑暗的二战结束后,联合国成立了。这句话的关键是:危机除了会造成伤害,还常会带来其他的变化——变革和创新的机会。

新冠危机似乎也带来了积极的发展,从解决欧洲移民问题到缩短食物供应链。为了了解病毒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会,HP/De Tijd访谈了五位专家。以下是新冠危机在工作、文化、食品、气候和移民领域带来的积极作用。


一、工作与生活更健康的平衡

对于技术和创新领域的专家Danny Mekić来说,新冠危机中有一个领域的发展遥遥领先:向混合工作制转变。非关键职业的人亲眼目睹了这个变化。由于政府要求居家办公,许多部门只能服从。而在之前很长时间,这些工作几乎只能现场完成。Mekić说:“新冠疫情迫使这些组织在短期内转向弹性工作方式,让员工居家办公。”

此前,许多公司和组织已经考虑过转向混合工作制,但仅仅处于讨论阶段。新冠疫情终结了探讨,开始转向实施。Mekić 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新冠危机,这种转向能大规模发生。不仅是大公司,政府、教育机构,连医疗保健行业都向数字化转型。Mekić说:“只有这些创新付诸实践,人们才能真正看到它们。”

但它真正给我们带来什么变化呢?除了在效率和可持续性等领域大家熟知的优点外,也给员工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变化。首先,在住房方面,人们不再绑定于一个地点:在阿姆斯特丹工作不再一定意味着高昂的房租或房价。更大的变革是,人们可以改变时间安排的方式。Mekić说:“过去人们不得不围绕工作来规划私人生活,但现在二者有了更健康的平衡。” 因此,他预计未来的工作招聘将包含一个额外的选项:“弹性工作制”。

Mekić承认,突然转向数字化并非一帆风顺。他举例说,教学中出现的一些学生跟不上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改变对大多数人可能有利,但对少数人却极为有害。一些员工只有通过现场工作才能获得进步,必须要考虑这类人的需求。

此外,更灵活不一定就更自由。Mekić说:“目前人们仍然有固定的休息日,但在混合工作制下,这可能会改变。因此,人们自己也必须变得更灵活。” 人们想要更自由,需要在社会领域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态度。不同的工作与生活比率意味着主要从工作中获得社交联系的人们必须重新建立社会联系。

这种趋势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部门中不太明显。Mekić还警告不要在数字化方面走得太远。他认为,找到正确的平衡是一个永久的追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突发的巨大转变,但之后肯定会部分回归。” 这种变化能持续多久还有待观察。一些组织可能会回到旧常态,一些组织会变得非常灵活,而另一些组织最终会处于中间状态。


二、创意产业的机会

文化界人士往往比较乐观。思考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根植在这个群体的DNA中,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与体育部门一样,文化部门也受到了疫情的重创。伯恩哈德王子文化基金会 (Prince Bernhard Cultuurfonds) 的主管Cathelijne Broers认同这种说法。同时,她还认为,新冠疫情让人们更关注文化:“当然,在危机开始时,我们部门表现良好,这促使人们普遍认识到艺术和文化是必不可少的。” 她还提到,危机的一个积极作用是让人们重新重视当地和区域性的文化产品。

Broers指出,艺术和文化可以作为探讨敏感社会议题的媒介。这个部门的经济实力却常常被忽视。不但有很多人在这个部门工作,而且文化景点也形成了自己的生态。Broers说:“有文化设施的地方,会有更多的餐厅和企业。比如像阿姆斯特丹这样的城市,它的商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设施的数量。” 她对文化行业很关注,并相信这个现象会持续下去。

文化行业为了不被羞辱为“左翼爱好”,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提高普及性和吸引新观众。被迫数字化的结果表明,它们获得了成功。Broers说:“由于新冠疫情,我们跨越了边界,事实证明在线欣赏文化作品是可行的”。

此外,现在越来越好的在线设施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与以往不同的群体。Broers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不再存在物理障碍、更友好的在线价格以及不再担心无法欣赏。因为受众的差异,她认为虚拟领域将作为文化机构利用额外资金流的一种方式而长期存在。

从长远来看,这个行业将变得更具弹性。数字化对此有促进作用。由于新冠,人们更迫切地关注弹性和灵活性,因为未来也可能会出现无法预测的危机阻碍各个行业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财政资金开始支持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Broers说:“我们会研究如何扩展现有规则,以便进行更多面向未来的新投资,这样才有财务空间继续吸引新的受众和资金流。 ” 她认为投资是该部门积极摆脱当前危机的关键。

Broers 预计,一旦一切重新开放,各个组织将首先专注于它们原本的核心工作:“这是每个人最渴望的。” 但最近在创新和数字化领域学到的东西不会被抛到脑后。因她为文化部门的创造力充满信心。


三、本地食品

在危机期间,你一定看到过购买本地产品的呼吁。荷兰企业家们度过了一段艰难时期,迫切需要从呼吁中获得经济动力。Rabo Carbon Bank的CEO兼应用经济学教授Barbara Baarsma关注的是:新冠危机是一场完美的风暴,它促使人们消费更多的短供应链食物。她认为,应该减少对出口导向型长供应链食物的依赖。Baarsma是“短供应链工作组”的成员,这个组织的目标是:到 2025 年,荷兰25%的食物将由短供应链或本地供应,而目前这个比例仅为5%。

Baarsma指出:一开始,新冠危机对我们的食物供应链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囤积消费、进出口停滞以及国际贸易壁垒都在冲击我们的经济体系。与此同时,她也将这种情况视为缩短供应链的沃土:“人们之前不考虑食物来源,现在开始意识到食物经过很长距离的运输才能到达餐盘,他们还发现附近地区其实有很多好产品。” 生产者被迫自己寻找通往消费者的捷径。这使短供应链产品的营业额显著增加。

尽管研究表明荷兰可以在食物供应上实现自给自足,但 Baarsma并不主张一切食品都由短供应链提供:“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大幅调整饮食结构,比如不再喝咖啡。” 她认为我们应该努力实现平衡的组合,这样经济体系会变得更健康,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冲击。新冠疫情为食品生产商提供了更多空间来尝试缩短供应链,尝试结果大多是正面的。它不仅使经济体系更具弹性,在环境和农民盈利等方面,短供应链产品也具有优势。Baarsma说:“普通农民的大部分产品用于出口,但在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中,他们总是价格承受者(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影响价格)。”在短供应链中,农民普遍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这也吸引他们在这方面进行更多投资。

Baarsma认为应该支持更大规模的转型:“超市也应该选择短供应链产品,这样才能达到25%的目标。” 她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因为零售业的需求驱动性质——自新冠疫情以来,超市越来愈多地从邻近地区进货。Baarsma说:“一旦短供应链产品进入零售业,农民的收入增加,它就会成为一种能被理解的利己主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仅作为危机时期的良心呼吁。”

Baarsma承认,目前小供应商的产品价格略高于常规食品价格,但未来并不一定如此。一旦大规模使用短供应链产品,情况就会改变。此外,她还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地意识到食品在荷兰有多便宜:“1970年代以后,荷兰人在食品上的平均支出已经减半,只占总收入的 10%。” 在未来,食品可能会越来越多地采用真实定价,价格将包括生产对环境和其他方面产生负面影响的补偿。Baarsma说:“产自附近的食品比产自远方的食品有更好的生态足迹,因此,短供应链的产品在未来将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四、一个更可持续的世界

航班减少往往被视为新冠危机对气候的积极影响。荷航机队停在机场而不是飞在天空当然引人遐想。但气候政策和发展教授Rochard Klein表示,这对气候的影响有限:“从可持续性的角度来看,当然有很多对航空工业不利的论据,但归根结底,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对气候问题的影响很小。” 因此,仅靠减少航班是无法实现气候目标的,但幸运的是,新冠危机提供了许多其他可持续的路径。

新冠疫情揭示了世界的联系和依赖。当我们谈论气候问题时,这种意识很重要。Klein说:“就像病毒一样,气候风险可以从国外输入。”他提到的研究表明,一些西方国家由于进口商品所面临的与气候相关的金融风险甚至比它们在国内面临的气候风险更大。人们开始逐渐有气候意识,这是件好事,但他认为我们做得还不够。问题在于如何处理以及谁来负责。Klein说:“棘手的是,许多跨境气候问题没有明确的责任人。”

为了找到应对这些挑战的办法,自 1990 年代以来,每年都会举行所谓的气候峰会。Klein出席了许多次,见证了它在近年来如何发展成为大规模集会——2015年的巴黎峰会有35000人参加。众所周知,此次峰会达成了全球气候协议。此后,峰会的目标变为推进和检查协议的实施。事实证明,这并非易事。近年来,峰会的结果不尽人意。人们普遍怀疑这么大规模的集会是否有成效和有必要,但还没找到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人们不使用虚拟会议,因为不断变化的节奏不利于谈判进程,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互联网资源。

新冠疫情迫使气候谈判尝试使用虚拟会议,结果证明效果很好。Klein说:“当然,会议节奏发生了变化,但会议主题也总在变化。” 互联网信号差的问题也不仅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而且这个问题并不严重。人们为此想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之前用于参加会议的资金,现在用于入住本国酒店,这样苦于网络连接问题的人们可以用上快速的互联网和稳定的电源。

Klein希望大型气候峰会从此成为过去式:“我们监控在线会议的议程,以此优化流程并努力实现更有效、更透明和更包容的气候谈判。”

此外,Klein认为巴黎协议的实施阶段可以部分地在线处理:“我们已经完成了谈判达成全球条约的阶段,接下来的预约申请阶段通常冲突较少。” 此外,将来自世界各地的35000人聚集到同一个地方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欧洲议会将来也可能采取虚拟会议的做法。


五、为所有人工作的移民

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北非和中东革命——这发生在10年前——之后,非法移民终于开始涌入欧洲。Clingendael 研究所所长Monika Sie表示,在今天,人们更能体会到新冠危机在移民领域带来的影响​​:“这场危机的经济余震将比之前更严重。它将导致欧洲周边地区失业率飙升和收入锐减。” 去年夏天,欧洲的限制措施一解除,非法移民的数量就开始上升,并将持续到未来一段时间。

通过专注于欧洲国家和移民原籍国之间的广泛伙伴关系,可以有效解决移民问题。这些合作基于共同利益。Sie以荷兰为例解释了这意味着什么:“荷兰的利益有三方面:我们希望阻止非法移民,与原籍国合作遣返非法移民,此外我们还需要某些领域的合法移民来填补劳动力短缺。” 非洲国家的利益与我们部分相同,也有部分不同。它们首先希望年轻人找到工作为它们提供经济利益,并防止它们成为大规模非法移民到欧洲的过境国。

Sie 指出,目前正在利用二者之间的共同点,尝试三种解决方案。首先是循环移民的理念:移民在国外工作若干年,在那里赚钱,接受培训,然后返回祖国。其次是全球技能伙伴关系。当西方国家利用永久性劳务移民来填补劳动力短缺时,需要确保在原籍国接受该项培训的人数是他们合法邀请人数的两到三倍。这是为了防止原籍地人才流失。最后是远程解决方案。外籍员工通过虚拟途径工作和学习,因此不必移民。通过这些方式在非洲国家投资,创造互惠关系,使当地政府也愿意满足荷兰的要求。

除了意识到相互关联性和新移民潮即将到来,新冠危机也极大地推动了最后一种解决方案。压倒性的数字化增长不仅增加了远程工作的可能,也加剧了欧洲数字领域的劳动力短缺。因此,Sie注意到,公司越来越多地投资于第三种迁移控制。好处有很多:原籍国保留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大型科技公司投资非洲的数字基础设施,而且工人的高工资极大地推动了该地的国内经济。这种发展减少了移民需求。Sie说:“对像荷兰这样的国家来说,另一个好处是不会给已经过度紧张的住房市场带来更多压力。”

Sie注意到,在商议难民配额之外,欧盟和荷兰已经达成共识,只有通过这种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才能防止下一次移民危机。新冠疫情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意识,部分原因是欧洲劳动力短缺日益严重,而非洲失业人口增加。以上提到的合法途径为此提供了解决方案,并且符合双方的利益。Sie说:“人们常常忘记,大多数移民更愿意留在自己国家。人们选择非法去欧洲通常是因为本国缺乏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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