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红十字会两名军转被问责，计划安置已经走到巨变的历史关头?

湖北红十字会，这两天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作为指定的接收机构，湖北及武汉红十字会既没有处理大批量、大规模物资的经验，也缺少仓储、运输、分配的专业能力，再加上人手紧缺，导致大量应该被分配到到救援一线的应急物资堆放在红十字会的仓库。

而武汉方面在指定专业物流公司九州通作为“救兵”之后，两个小时就完成了紧缺物资配送问题。

在全国抗击疫情的紧要关头，作为捐赠物资的关键中枢湖北红十字会为何显得手忙脚乱，为何由专业机构变成了“业余机构”？

昨天，湖北纪委对红十字会的处理结果出来了，重点处分了三名责任人。 先看看他们的简历：

1.高勤

高勤，女，汉族，湖北荆门人，1964年5月生，大学学历，经济学硕士，1984年6月加入党，1984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团荆门市副sj、党组成员，荆门市东宝区委常委，荆门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工委副sj，荆门市妇联主席、党组副sj，荆门市妇联主席、党组sj，十堰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其间挂职任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副司长），省档案局（馆）副局（馆）长、党组成员，省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党组成员，省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党组成员、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省总工会副主席（兼职）。现任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sj、副会长（正厅长级，协助会长负责日常工作）人选。

2. 张钦， 男，汉族，湖北竹山人，1963年7月出生，大学本科毕业，1981年10月入伍，1984年7月入党。历任武汉军区43军128师382团通信连战士，某部分队长、副政治指导员、副政治教导员、干事、政治处主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秘书长，现任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

2. 陈波， 男，汉族，湖北武汉人，1975年10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军事学硕士学位，1994年9月参加工作，1995年7月入党。 历任学员，总参某通信团助理工程师，通信指挥学院科研部讲师、副团职参谋，湖北省红十字会事业发展部主任科员，赈济救护部副部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 现任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提名为省红十字会秘书长人选。

第一位是一名女性，从档案来看，她在妇联、档案以及农村业务口工作过。

第二名是一位军队转业干部，战士入伍出身，在军队一直是一名基层政工干部。 政工干部是干什么的？ 主要负责思想教育、人事以及保卫等方面的工作。

第三名也是一位军队转业干部，军事学研究生学历。 从工作经历来看，原先是一名通信工程师，后来去了军校，转业之后就直接到红十字会了。

红十字会的职责是什么？ 根据红十字会的主要章程，红会最主要的职责是应急救援、救护、接受捐赠和派发捐赠物资。

而我们看到的以上三位领导均无物流管理、救灾救护、医疗救援方面的专业知识。 打铁还需自身硬，领导干部自身专业素养不过关，关键时刻必然顶不上去。同时， 我们注意到，湖北红十字会主页上一共五名主要领导，无一人有医学以及专业物流管理方面的背景，其中三名为军队转业干部，并且非军医出身。 这么一个毫无专业素养的团队，焉能指望他们在大灾面前发挥出过硬本领？

此时此刻，我们不禁要发出以下问题：

1.为什么毫无专业背景的官员会被安排到需要专业素养的岗位上？

这个问题，我想应该属于一个结构性问题。 所谓结构性问题，就是内生于我们当下政治、法律等制度的问题症结，就是我们不断重蹈覆辙的成因。

从历史上看，前有郭美美，后有湖北红会，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在公众面前一而再再而三的大打折扣。这个 前有郭美美，后有湖北红会。 每当遇到这样的问题，民众总会怪罪个别官员，甚至把处分官员当成一种宣泄情绪的渠道。 然而，事实上问题不是他们究竟做了多少有违道德和法律的事情，而是他们有没有这么做的动机、能力和可能性。

湖北红会这几名干部，超过半数都是从军队转业而来，其中有一名还是从基层战士成长起来的政工干部。 相信他们受军队教育多年， 最基本的道德素养、政治素养都是有的。在面对突发灾难的时候，他们也一直奋战在了一线，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范围内拼尽了全力。

但是，最可怕不是机构有能力做坏事，而是机构即使尽了全力也于事无补。今天，红会最大的问题不是道德或者伦理上堕落，而是——无能。

当一个具备公信力的单位在民众面前失去了强势的形象，它的公信力往往会瞬间崩塌。权力来自信仰，重建信仰无疑是十分困难的。

红会无能的背后一定有体制机制，尤其是选人用人机制上结构性的内因。这三名被处理的干部以及其他干部，我们可以选择相信他们的道德和政治素养，但专业能力，单从简历来看，抱歉，无法信任。

从这次的结果来看，公务员乃至整个国家公职人员的队伍，急需早日实现专业化！

九州通公司仅用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一群厅处级干部几天整不明白的配送问题。 此时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设置如此多的行政级别，如果我们把这些发挥不了作用的行政级别撤掉，节约下来的经费用来给企业减税降费，整个社会的效率岂不是会大大提高？

红十字会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打酱油式”干部，我想这个它极高的行政级别不无关系。本案例中军转干部较多，在此以计划安置为例进行分析。

军官转业到红十字会，既可以解决团级以上干部的安置问题，又可以满足一部分人“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实际需求。同时军队当中具有医疗背景干部往往拥有更好的出路，不需要通过转业安置来完成转身。

这就造成了为什么红十字会充斥了大量的军转干部，而他们却极度缺乏军队医疗系统的背景。

我们当然希望拥有医疗救援背景的军队干部能够转业到红十字会，然而，在现有的计划安置体系下，这在实际操作上显然非常困难。

２.是什么让可敬可爱的军人转业之后变成了被问责的干部？

如果张钦没有转业，他可能依然是一名好主任、好政委。

如果 陈波没有转业，现在的他依然是一名好讲师、好参谋。

可是，计划安置改变了他们。正是由于计划安置的政策促使他们随波逐流到一个与自身能力不匹配的岗位上，又碰上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情，他们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

在全国数以千万人的指责下，在党纪政纪的处理下，这两名曾经光荣的军队干部，是否会充满了懊悔与自责呢？

当初选择脱下军装时已是中校军衔，如果军队能够保障他们服役到退休，鼓励鞭策其终身服役，也许，他们就不会做出“转业”这个错误的人生选择，此时此刻，他们依然是人民的好干部，党的好儿女。

然而，然而。。。。

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单纯、可爱、朴实的军人，在回到地方拥有一定资源和权力之后，能否抵御地方形形色色的诱惑，能否坚持初心保持革命军人的本色，这是一个问题，也是一场人生大考。

军队干部回到地方，一身武艺无处施展，专业不对口，关系不周密，难免会导致心态失衡，甚至想尽一切办法谋求进步。

如果简简单单的把转业当成“回家养老”，想想清福，恐怕事情的发展会超出自己的想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名被问责的军转干部，也是整个大官僚机制运转的牺牲品。

从军人身份到军转干部的身份，他们经历了一此略带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转变。在军队，他们是受人尊崇军官，是危难之际民众信赖的精神支柱。然而一旦转业脱下军装变成军转干部，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其形象定位立马转变。军队不再照顾他们，民众则将其置入到“官僚”的范畴中，在社会心理中“子弟兵”的良好心理优势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干部”、“领导”、“权力”等刻板而冰冷的印象。

而军转干部则容易在内心深处依然坚持自己的军人身份，这种自我与社会定位的巨大差距，割裂了梦想与现实，造成了阵痛和撕裂，痛苦，弥漫在很多军转干部的心头。

同时，在公务员系统中，人们对军转干部的确存在一些负面评价，这些负面评价一方面来自于挤占当地名额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也许的确有部分转业干部素质不高。

长期以来，军队转业干部作为政治任务硬塞给地方政府强制安置，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下，大量军队干部选择安置到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大城市，造成一些热点城市的公职系统人满为患，编制数量日渐吃紧。三亚市曾经有人说过：“我这个地方如果不打折扣安置，那我们就不要招大学生了，三亚直接交给军方管理得了！”

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当中，想必军转干部所占的比例也不少。

然而，现代官僚制度是一个高度专业化和高度分工的组织体系，在管理特大城市的工作中，尤其需要高素质的专业化团队。

老百姓需要的是面包、技能和专业化的政府服务，而不是需要喊口号等形式主义， 我们政府的 以及党的宗旨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政府机构设置的每一个岗位都是有意义的，红会在平时虽然只是个“参公”单位，很多地方政府用来“塞”军转干部，但它在关键时刻也有它的作用，这次突发事件中就充分体现出来了。

操枪弄炮出身的军转干部是否适合直接安置到专业化岗位上？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能。即使要完成安置的政治任务，最起码也要进行为期超过两年的培训，甚至有必要让专业不对口的军转干部重新上一次“大学”，重新学习专业之后再进行安置。

古语有云，“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我们在官员专业素养上吃了不少亏，如果还是任由不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我们必然会重蹈覆辙。

由此可见，当前的计划安置在实质上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进行改革。

3.未来计划安置改革的愿景？

军改树立军官终身服役的志向，让中校以上的军官拥有退休的机会，应该说，这是对干部关心和保护，也是中校以上干部最好的归宿。

退役军人事务部表彰的退役军人模范典型当中，绝大多数都是退役创业老兵以及基层服务和治理的转业士官和低级干部，弘扬扎根基层、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而安置到特大城市的军转干部群体，受表彰和推荐的数量则非常少。

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旧的计划安置政策不符合新时代的价值导向和功能导向。

军转干部虽然是宝贵的财富，但是，放错的地方的资源，很容易成为单位的“负资产”。

如果能够终身留在军队服役，宝贵财富一定能发挥更大的正能量。马革裹尸，是每个军人的梦想的理想。军人天生为打仗，军官更是军人当中最需要职业化的一部分。未来的计划安置，将会充分保障军官依法服役的权利。军官只要好好干，愿意干，一定能够服役到退休，以解决“二次择业”的问题，免去后顾之忧。

而对于专业适合，本身能力很强的现役军官，地方单位则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择优选取，将真正的宝藏挖出来，造福社会、造福人民。

未来的计划安置，可以参考文职人员转改的流程，对想要转业的干部进行一次考核。考核合格，获得认证资格，再带证上岗。考核不合格，退回原单位，可以给予其重新选择安置方式或者继续服役的权利。

当然，最关键且已经落地为现实的是，计划安置的名额会大幅减少，并且优先级低于转改文职或者其他退役安置方式。这在客观上解决了安置压力过大的问题。

十九大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了 政治领域改革最重要的 步伐。

正如***的指示：“这次Y情是政府部门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治理体系改革，要在得人，要在把合适的人安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去。相信在这次体系调整变革中，计划安置政策一定会焕然一新，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