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野女孩李明波

每次听到《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我就会想起明波姐。偶尔想起明波姐，脑海中回旋的也是这首歌。

明波姐是大姨的二女儿。大姨人很大方，寒暑假都会接小孩们去她家住几天。我和明波姐还有大姨挤在一张床上，腊月时候天将亮未亮，我们三个都醒了，明波姐就唱起了这首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大姨轻轻地笑了一声，把床头的灯绳扯了一下说，来，我把灯给你打开了，你好好儿唱。

我七八岁，明波姐二十出头。其实明波姐最开始叫“明泼”，大姨家的三个孩子都有“明”，“泼实”的“泼”。农村人给孩子起名最开始都是方言里面的口语词或者很直白的字，“泼实”有泼辣，干练，好养活的意思。无独有偶，高中时候真有一个同学的大名叫“泼实”，恶趣味的人总是字正腔圆地在他面前念这两个字，并把第二个字改成第三声。不过大部分小孩在上户口的时候给取一个音近的字，那时他们都已成年。比如为计划生育而东躲西逃中出生的“王逃”给自己改名为“王桃”，出生时父亲正在凑钱的陈可凑后来改名为“陈可洲”。玉泼姐初中毕业后就去了新野县的棉纺厂，摇身一变成了李明波。

小时候看新野电视台是这么宣传新野县的，三国演义中的一把火把新野县烧出了名。新世纪的头十年，大大小小的纺织厂到处都是，彷佛半个县城都是二十岁上下的纺织女工。明波姐应该是亲戚中最早进棉纺厂的，后来这几家的女孩初中没毕业也都跟着她进了厂。厂里的工资很低，刚开始的时候一个月工资只有六七百块。不过也都不会在厂里常待，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会坚持下来，熬到组长，车间的头头儿，艰难地往上走。大部分人待个三五年回去学个技术，女孩就是美容美发电脑文秘，男孩就是电焊气焊氩弧焊汽车修理之类，稍大些父母才放心让他们去沿海找乡人进厂，虽然都是流水线，但是工资毕竟能高不少。

明波姐刚到新野的时候先是做了一段时间保姆，然后进了厂做流水线女工。跟别的工人不一样，明波姐把自己拾掇地很洋气。她过年去我家的时候把她的一张照片夹在了镜框上，来我家的客人看到照片都要夸赞一番，顺便问问她有没有对象。她站在路边的台阶上，橙色的毛衣，粉色的毡帽，右脚跨上台阶半步，对着镜头回眸一笑。那明媚的颜色跟灰扑扑的县城街道形成了鲜面的对比。

我人生去过的第一座城市就是新野县城，明波姐的员工宿舍。算是城中心的位置，紧挨着县城唯一一个广场以及县政府，门口写着“一棉生活区”，里面住的全是棉纺厂的人，进门有一个大大的喷水池，我刚走进去的时候正好一个小孩撅着屁股在假山旁边屙屎。明波姐的宿舍在一个筒子楼里，过道里面黑洞洞的，没有窗户也没有灯，彷佛从白天走进黑夜，一两百米的过道，只有两头有点光亮。小小的房间里面放了两张架子床，住四个人，还挤着煤炉和锅碗瓢盆。从此只觉得城市阴森可怖。

明波姐在棉纺厂工作了七八年，当上了车间的头头儿，工作没以前那么辛苦，也有时间出去认识新朋友。那时候员工宿舍没有卫浴，洗澡都去大澡堂子，一般周末的时候会去泡泡澡，然后在周边唱唱卡拉OK吃吃饭。明波姐和同事从澡堂出来听到K歌房里面有人唱迪克牛仔的歌，歌声低沉有磁性，在澡堂子回声的作用下竟有几分醉人，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明波姐脚步突然停下来，就说进去看看。简简单单的小伙子，中等个头，短发，长相普通，看上去却结实而干练。这人便是小年，是厂里的司机，洗完澡跟同事一起唱唱歌。小城很小，两拨人里面有熟人，就相互介绍认识了一下。再后来就是单独约着出来吃饭，找媒人做媒，一年后领证结婚。婚礼的时候我去送亲，对新娘头上要插柏枝这件事情很不解，明波姐笑着说，柏枝象征白头到老，取个好彩头。

婚后没多久明波姐和小年哥就有了小孩，棉纺厂效益一天不如一天，她终于下定决心辞去了厂里的工作，跟朋友开了一家店销售日用品。小年哥为了赚奶粉钱也辞去了司机的工作，自己买了辆小三轮干起了搬家公司，每天风吹日晒，好在挣得比以前多，应付一家三口的开销没啥问题，四年后他们换了一套大一点的房子。明波姐的日用品店却没有支撑很久，关门以后她跟朋友一起做直销，卧室堆满了各种她代理的保健品和化妆品。其实生完孩子后明波姐已经没那么注重形象了，身材有些微走形，穿衣服也没以前那么讲究了。但是新事业给她带来了新的热情，她开始控制饮食，衣柜里长了很多年的旧衣服都直接丢掉，立马填上了最流行的款式。她把自己拾掇地看起来年轻了七八岁，见客户，去各地出差，参加培训。明波姐跟灰头土脸的小年哥看起来格格不入，就像十年前的那张照片一样，她仿佛不属于这里。

再后来，我们家跟她的联系越来越少，因为她总是见缝插针地想让亲戚们买她代理的产品，开始的时候亲戚们还会照顾一下生意，到后来就尽量躲着她，毕竟那些高档的保养品不是一般的农村家庭可以消费得起的。不过逢年过节家族聚会还是偶尔可以听到两耳朵关于明波姐的消息，比如据说虽然过的排场，其实她没挣到多少钱；她的工作伙伴觉得小年哥配不上她，但是他们俩的关系一直还算稳定；她生了二胎；她最终还是和小年哥离婚了，俩人还是住在以前的房子里，不过各过各的；她找了一个男朋友，也是离异，人长的帅，在文化广场卖卤猪蹄，很赚钱。从亲戚那儿听来的消息好像到这里就断了，没有再更新过。

直到最近，跟母亲讲电话聊到明波姐，我问她跟那个卖猪蹄的男人怎么样了。那是八百年前了吧，母亲说，那个早黄了，现在是跟一个一块做销售的，那人也带一个孩子，现在俩人带仨孩子。啊，那小年哥不带孩子吗？小年死一年多了，你不知道吗。他听说空调行业赚钱，就去搞空调，一次修空调从五楼摔下来，当场就死了。你玉泼姐和那个男的现在三套房，小年留下一套，那男的一套，俩人又买一套，过得是很不错的。

不管她在县城是如何风生水起的李明波，亲戚们还是一直叫她明泼。不管在乡下还是县城，泼实一点总是好的，不会受人欺负。名字既是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到最后也成了这个孩子的写照，农村人还是挺信这个的。

我在南方的骄阳下行走，听着母亲平静的语调讲明波姐和小年哥，觉得头顶的烈日愈发焦灼。我走进路边的树荫，开始努力的回忆我上次见他们是什么时候。上次见小年哥是十年前，我高考结束后在县城文化广场旁的一家烩面馆打工，也是骄阳似火的午后，一个民工模样的人用餐馆侧面的水管洗脸，衣服上都是灰尘，一看就是刚干完体力活。抬起头才发现是小年哥，他看到我也是一怔，脸上写着劳累，例行公事般地问了一句，哦，是翔翔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面。

上一次见明波姐应该是四年前寒假，那时候她应该还没有和小年哥离婚。我去县城找表哥，晚上吃饭时明波姐也来了，她珠光宝气，光彩夺目，自信地讲着她从销售培训课程中学到的为人处事的道理，以及一些明显误用的经济学名词，并反复邀请我研究生毕业之后加入她们团队。饭后她张罗大家去KTV，又叫了好几个她的同事。本来有些尴尬，但是她的同事都很会活跃气氛。

只是明波姐一晚上都在忙着拍照拍视频发微信群，一首歌都没唱。好想听到她再唱起那首歌，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