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绥远之旅：呼和浩特（三）城外的色目人与也里可温

如果是美妙的早餐是一天幸福的开始，在呼和浩特我希望每天只过开始的部分。

在呼和浩特旅行早上和傍晚的时间非常珍贵，因为中午过后会非常热，不适合户外漫步，很多餐馆午市之后也会歇业到傍晚才营业，我通常早起走一上午，午饭后找个咖啡馆或茶馆休息，待到傍晚再出没。

这种干燥的空气让我起床之后一时还不想吃早餐，只想喝点清凉饮品，在清真寺旁边我喝到了一种有趣的饮料叫稀果羹。我其实不喜欢甜食，但对这种干果蜜饯类饮品格外钟爱，之前在河西走廊旅行喝了一路杏皮茶，这种稀果羹像是蜜饯类甜品，里面有杏肉、黑枣、柿子干，如果是半冷冻的有点果酱冰沙的口感，喝到最后基本都是果肉。

我在清真寺大寺旁边的宽巷子享用着本地回族传统早餐，烧麦、羊杂碎和砖茶。关于烧麦最早的写法是捎卖，也就是“捎带着卖”的意思，呼和浩特的城市历史类自媒体很喜欢写关于烧麦的老掌故，普及名称知识，但在我的东北故乡通常使用的是“烧麦”这个词。东北的烧麦和这边略有不同，我吃起来感觉馅料的差异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从包的方式来说，东北烧麦更紧凑立体，而这边的烧麦更饱满松散也更大。呼和浩特烧麦按面皮的重量计算，一两烧麦是8个，一个成年男人一两半烧麦加一碗羊杂碎可以吃的很舒服，这里的羊杂碎分量非常丰满，味道很浓郁。

在呼和浩特吃早餐非常舒适的一点是茶，我一直用倒茶来衡量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在这里吃烧麦要配热砖茶，因为烧麦里面有羊油，喝热砖茶可以解油腻，只要客人落座店主马上把倒满热水的茶壶端上来，如果是很小的店铺就要客人自己动手了，不让客人喝凉茶水也是一种传统礼节。

带有扎实肉类的面食、味道浓郁的煮动物内脏、口感粗放的砖茶，这些指向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这里过去一定是个大集市，而且是以牲畜交易和货物中转为主，有大量的体力劳动者。

归化城内我寻找了蒙古人的故事，现在来到城外，色目人的故事开始了。

元朝蒙古人统治的城市中少不了色目人的存在，这些色目人掌握着财政税收、建筑规划、天文历法等领域的技术，还会担任地方行政官员、外交使节与翻译，甚至是雇佣军。

色目人群体非常复杂，涵盖元帝国境内除了蒙古人、汉人、女真人、契丹人、党项人之外的所有民族，笼统地说就是东北亚本土民族政权辽、宋、夏、金、蒙古之外的其他人，以波斯系和突厥系为主，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有被蒙古军事征服的已经建立庞大国家的定居民族，也有自然依附的常年在亚欧大陆四处往来的商旅民族。

蒙古人撤回草原之后，大部分色目人逐渐融入中国本土社会，一部分波斯-突厥系民族逐渐形成中国本土穆斯林族群，也就是回族。由于回族有围绕清真寺居住和经商的传统，很多城市中的老清真寺往往在旧城核心位置，形成一小片传统商业区。归化城的核心位置是藏传佛教寺院，清真寺就在稍远一些的地方，曾经贸易繁荣的进城要道北门外。

我每到一座城总喜欢去拜访当地的老清真寺，不过很可惜，近两年受防疫政策影响，很多清真寺日常并不开放，虽然我到呼和浩特当天正好是古尔邦节，但清真寺并没有聚礼活动也没有开放。

清真大寺旁边有一座高大的白色建筑，我曾经以为是清真寺的一部分，但其实是一家饭店，前两年的照片上建筑顶端有漂亮的穹顶，现在随着政策波及正在改建，门前的小广场也在翻修，之前小广场上有一个类似阿拉丁神灯的雕塑，也有人说其实是汤瓶，现在改成了石榴，因为“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中国政府在宣传上总会给我一种小农社会特有的憨厚与狡黠结合的幽默感，如果取石榴来自西域的意思，在清真寺旁放石榴雕塑倒也恰当，虽然那廉价的塑料感审美很破坏风景。

呼和浩特清真大寺始建于1693年，之后多次翻修扩建在1923年成为今天的规模，从外面可以看到宣礼塔望月楼，清真寺内中西合璧的民国风格建筑很吸引人。1946年白崇禧将军拜访归绥市的时候，他在清真大寺大殿前留下一张纪念照，砖石立面的正门上方装饰着阿拉伯文书法雕刻，最中心是一座钟表，但在另外一些老照片上中心改成了五角星，现在墙面中心的钟表还在，但阿拉伯文书法雕刻已经没有了，墙面也小了很多。

围绕着清真寺四周一片街区是回族聚居区，清真寺北面的宽巷子是美食街，很多清真餐馆、鲜奶店、烧麦馆、面点铺子、茶汤摊都集中在这里，在清真寺门前街上也有很多家售卖牛肉干和奶食的店铺。

在清真寺对面我看到一座驼队雕像，驼队运输对呼和浩特曾经的商业贸易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回族驼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1870年普热瓦尔斯基在蒙古考察时，他注意到当地牧民对骆驼的使用，他记录道，“秋季的时候蒙古人将游荡了一夏天的骆驼牵到张家口或库库和屯，连续不断地驮运货物，首先是运往恰克图的茶叶，其次是大批物资连同一些商品，要从库库和屯运往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供给中国驻军，再就是产自蒙古沉积湖里的盐，也要运到邻近的中国城镇去。在秋冬两季蒙古北部和东部的所有骆驼都闲不下来，能为主人带来相当可观的收人，直到来年4月才逐渐停止”。

回族驼队出现的历史比较晚，早期经营驼队的主要是山西汉族，比如我前面提到的大盛魁，这些旅蒙商人一开始随军队流动，在大清国的民族分化统治策略中，非常不希望蒙汉之间自由交流，对旅蒙商人限制很多，但军队对物资的硬性需求与蒙汉之间的商品信息差依然能让他们赚到很多钱。回族驼队直到民国时期才出现，由于平绥铁路修建，归绥作为东部与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的货物中转地，商业地位变得非常重要，但此时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原本通往漠北蒙古的商贸路线中断，很多旅蒙商人大受损失，1929年大盛魁关闭，之后归绥通向西北地区的驼运业务到了回族手中。

这些回族驼队的优势是对前往新疆的路线比较熟悉，他们当中不少人祖上从新疆逃避战乱来到归化城，当通向漠北蒙古的商路中断后，回族驼队手中这条通向新疆的道路就格外珍贵。

不同于大盛魁鼎盛时期拥有七八千头骆驼，早期的回族驼队规模都不大，不少老板是从大驼队中的驼工做起，后来逐渐形成曹家德厚堂、杨家福喜堂、孙家和盛公、马家富恒元、王家兴盛恒、逯家聚盛德等大型驼队商号。其中以曹家为首，他们家祖籍来自河北沧州，除了生意做的很大，对宗教与民族事务也很热心，赞助了1923年清真大寺的扩建，还兴办学校倡导新式教育。

关于曹家驼队有一个传奇故事，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驼队从归绥前往新疆的路线有一段要贴着中蒙边境，很容易误越国界。1931年，以曹家为首的12家驼队走到居延海山北时误越国界，被蒙古巡逻队逮捕，在蒙古各地前后被羁押了8个月才获释回国。他们回国的过程非常曲折，当时归化城里有三个瑞典人，可能是1932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员，驼队被蒙古巡逻队扣押的时候，他们正在额济纳旗黑城考察遗址，得知了这件事情，回来之后告诉了萨县基督教堂的纳比义，纳比义来到曹家通报情况，之后通过纳比义的关系，联系上张家口德华洋行的德国经理白比斯，白比斯常年在中蒙之间经商，愿意代为斡旋，他三次前往乌兰巴托，最后促成驼队平安返回。

归化城曾经四边有四座茶坊，最初是给官员们进城前休息的驿站，后来人流聚集形成茶坊。按照当地人的讲述，四座茶坊面向的人群不太一样，东茶坊主要是往来官员居多，也是官方比较重视的，希望在这里聚集一些人气，加强与东边绥远城的联系，西茶坊有很多土默特士兵，而商旅、劳力和本地居民更多在南茶坊和北茶坊。

今天这四座茶坊都已经不在了，南茶坊过去聚集了很多大商人，相对品味比较高，南茶坊的名字也还保留在地名中，而北茶坊在过了牛桥太平街西边，也就是现在回族聚居的牛街，过去从清真大寺到牛街一带都是热闹的大市场，很多赶车的、买卖牲畜和毛皮的、拉骆驼的，以及各种作坊工人，氛围比较喧嚣市井，也就有了广泛的烧麦、羊杂碎和砖茶的早餐传统。

有意思的是这边很多烧麦馆在午市之后就不营业了，每天只经营早午餐，本地朋友说烧麦馆是辛苦活儿，一大早开始营业，凌晨就要起床准备，讲究的馆子都是当天制作馅料，卖完就歇业了，很多老人家早餐时间过去吃烧麦喝茶聊天能坐一上午。我猜测这可能和曾经的集市传统有关，商人和劳力都是清晨交易装卸货物，午后天一热就歇息了，所以烧麦馆也只做早午餐。

吃完早餐往北走经过清真北寺，曾经是1921年建成的甘绥清真礼拜堂，名字上看应该主要是甘肃的回族赞助，这座清真寺在老照片上看非常漂亮，正面山墙背后是镂空感的宣礼塔，大殿建筑也颇有民国时期中西融合风格的立体观感，非常可惜现在变成了一座普通乏味的现代建筑。

1937年学者白寿彝跟随顾颉刚的西北考察团来到归绥，拜访了当时归绥城除了车站清真寺和新城清真寺之外的其他六座清真寺。他记录清真大寺“寺址宽大，建筑壮丽，大门金珠辉煌，北平河南各地所未有也”，对于这座甘绥礼拜堂也有记录，“寺大门上为邦克楼，作圆顶型，甚为高耸，寺内房屋及设备，仅较大寺为次……归绥全城回民四千户左右，而大寺及甘绥寺所拥教民为独多也”，其他四座清真寺中除了清真东寺较大之外，东北寺、西寺、南寺都很小。

曾经归绥的商品交易以农牧产品为主，不同牲畜有不同的交易场所，马桥在绥远城西门外，驼桥在归化城副都统衙署旁，牛桥在归化城北门外。我吃饭的宽巷子街口对面就是牛桥，牛桥也叫庆凯桥，源于庆祝康熙皇帝西征凯旋，曾经是呼和浩特最大的牲畜交易市场，买卖牲畜的牙纪也大多是回族，过了牛桥往北就是牛街回族聚居区。现在这座牛桥是2007年建的，在1959年的洪水中牛桥整座被冲走了。

可以想象曾经在旧城北门外有一大片自由市场，每天大量蒙汉商人和劳力聚集在这里，一大早两边的回族街区弥漫着烧麦的蒸汽，人们饱餐一顿来到市场里开始一天的工作，还有一些人则在烧麦馆里喝茶聊天谈买卖一直待到中午，牲畜的叫声混合着人们的叫卖吆喝声，粮食、茶叶、牲畜和皮毛的买卖最为兴盛，这是多么繁华的记忆。

穿过曾经的集市，我要来寻找元朝另一个有趣的群体也里可温，也就是基督徒。

不过，元朝在色目人当中区分回回与也里可温并不是依据宗教信仰而是户口管理方式，并没有非常严格识别，这些基督徒来源也很复杂，有原本在蒙古人中传教的聂斯托利教派，有旅行来的天主教徒，有蒙古军队中的阿兰人东正教徒，有常年远途商贸的亚美尼亚教团，后世学者一般认为这些基督徒在元朝结束后逐渐消散，与之后来华的基督徒没有实质性关联。

我沿着牛桥旁继续往北走，找寻呼和浩特著名的天主教堂。这座教堂正门很小，拱券形带垛口的院墙上写着天主堂三个字，教堂坐东朝西，北墙有一座钟楼，在院子东北边还有一座主教楼。我进入院内发现教堂正在修缮中，整个建筑被绿网遮住，我询问院子里一位老人，他说现在主要是教堂内部在维修，近期弥撒活动也暂停了。

天主教会在蒙古地区的活动并不顺利，1865年比利时圣母无玷圣心会进入中国传教，接收了原来法国遣使会的蒙古教区。圣母圣心会的创始人是比利时人南怀义（Theophile Verbist），1861年他偶然见到回欧洲休假的蒙古代牧区主教、遣使会法国神父孟振生，此时孟振生已经准备前往北京西什库教堂任职，南怀义提出在中国为设立一所圣婴会孤儿院，孟振生则提议由南怀义接管一部分蒙古教区，1862年圣母无玷圣心会成立，南怀义带着四名传教士在1865年来到中国，3年后他因伤寒在内蒙古去世。

1873年时任蒙古教区宗座代牧的巴耆贤（Jacques Bax）在旧城北门外购买了一处院落，准备修建教堂，他的行动虽然遭到绥远将军和归化城官员的阻挠，最后还是成功修建了一座教堂，称为双爱堂，还开设了育婴堂，但天主教在本地的传教却很不成功，直到清朝结束这座天主教堂都没有常驻神父。

主要原因是本地环境相对封闭，普通居民很少接触传教士和外国人，在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和波兹德涅耶夫的记录中，当地人对外国人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与距离感，而归化城中能够接触外国人的中上层群体，无论是地方官员、佛教僧侣还是回汉商人，都比较抵触天主教会和外国人进入，同时天主教会也多次不合时宜地卷入当地复杂的土地纠纷中，经常产生冲突带来负面影响。

1900年庚子之乱中二十四顷地的天主教堂被烧毁，韩默理主教（Ferdinand Hamer）被烧死，1922年归化城外这座天主教堂建成，绥远教区主教葛崇德（Louis van Dyck）将主教座堂迁入，西南蒙古宗座代牧区更名为绥远宗座代牧区。

在这座教堂北面，走进内蒙古龙狮运动协会的院子里，我还发现了一座废弃的老建筑，据说是以前天主教神哲学院，资料中说这座神哲学院修建于1935年初，1985年之后迁到天主教堂院里。我走进这栋楼里，发现一楼被锁上了，顺着咯吱声作响的楼梯走上楼，二楼一侧都是私人搭建的屋子，楼梯好地板还完好，但没看到有住户。

过了这条新华大街是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这座医院里面有曾经傅作义的校场阅兵台，归化城内外的探访结束了，在归化城中满洲人的影子出现在土默特部落故事的后半部分，接下来我要前往绥远城，满洲人要走到台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