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

马特是真名,历史文化探访者,个人网站www.tiexiuyugudao.com,微信公号:斗量之海。

北京堂食禁令36天,生活愉悦探索与回归自然人

这一个月的堂食禁令让我萌生了回归自然人的念头

4月30日,赶在北京市政府禁止堂食的管制开始前一夜,我去吃了一顿涮羊肉,那是我最迷恋的食物,那时我以为禁止堂食只是五一假期的临时要求,这种管制根本不可能超过一周,没想到现在已经过去36天了,刚刚得到通知明天堂食禁令基本取消,终于恢复正常了。

这一个月里我也没怎么写东西,原本计划三月份的内蒙旅行和五月份的胶东半岛旅行,也都因为很麻烦的防疫政策被无限期推迟了,但堂食禁令反而让我更加关注在北京线下现实世界的生活乐趣,这一个月里更频繁地外出聚会,探索之前未曾留意过的城市公共空间。

我之前也没想到这种管制竟然可以执行的如此彻底,虽然有一些餐馆在路边摆桌,但基本上主要城区都严格执行了管制要求,在我落后的经验中,这种规定通常是通知到位就算执行完成。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与民众之间形成一种“默契”,管理者在制定规则时并不征求民众的同意,但在具体操作时又会留有一定空间,避免产生不可控的对抗带来过高的执行成本,而多数时候民众出于习惯和恐惧不会去主动试探弹性空间,于是在双方都过得去的范围内连哄带吓,社会像一辆破旧的老爷车一样凑合着往前开,这次管制执行的严格程度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但人们突破规则总比制定规则更具有执行力,在禁止堂食的第二天,亮马河边就坐满了野餐的人,我也在其中,接下来一个月里我去了很多次亮马河边,活动范围从三里屯北面一直到蓝色港湾深处。在此之前我偶尔也外出散步,但大多是独自行走很少户外聚会,我喜欢深夜一个人去商业街区窥探,白天繁华的地方变得寂静空荡,无人的店铺里塑料模特仿佛有了生命,一扇扇昏暗的橱窗如同美术馆中的一幅幅绘画。

如果说到适应环境变化,我身边朋友有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无论环境如何改变,都能迅速接受大前提,他们很容易化解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在限制范围内调整自己;另一种则对环境变化强烈抵触,根本不承认大前提的效力,他们要解决的是如何突破尽量限制维持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适应性体现在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这次由于禁止堂食,反而鼓舞了我和朋友们聚会找乐子的需求,我们之前日常对娱乐的需求并不高,但我们对外部环境的波动十分敏感,非常容易引起排斥反应,政府禁令带来的环境新波动刺激我们提高聚会频率,抱团确认更稳固的安全感,以及有意识地寻觅更多的夜晚户外活动乐趣。

这个过程是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动态对峙,管制禁令对一部分个体来说反而找到了新的探索方向,“如果维他命C违法,我们就去嗑维他命C”。一部分人会习惯性地自动遵守绝大多数管制禁令,而另一部分人,一件事情恰恰因为被限制禁止才产生更强烈的吸引力,他们是天然的不合作者。

每当社会管理者制定一条新的管制禁令,就是对民众进行一次划分,一部分人遵守,另一部分人拒绝或钻空子。当不合作者数量很少且影响力不大的时候,管理者可能会基于效率和成本的考虑默许放任,再严格的限制也总会有无关痛痒的漏网之鱼,但是当不合作者数量较多影响力较大的时候,管理者就会加码。

五一假期的时候,亮马河边聚集了过多的娱乐人群,这可能被管理者视为潜在的挑战,他们总能在所有的自发活动中嗅出反叛的气息,因此进行了严格限制,对亮马河边空地进行封禁夜间关灯。之后虽然还有少数人深夜在河边娱乐,但影响力很小,管理者也没有再进一步加压完全封闭整条河岸,这种社会与个体之间动态对峙的关系出现在很多事件中。

对于我和我的一些朋友来说,一个多月的堂食禁令也是难得的体验,虽然是被动发生的,但也是一次探索更多生活愉悦空间的机会。所有新的管制禁令并非必然指向明确的最终结果,而是先打破原有秩序,接下来人们自发开启新的探索方向,比如我的一些朋友最近频繁在路边聚会喝酒,一些人在找胡同区的各个露台,一些人会去河边或者街心公园较为宽敞的地方,还有一些人干脆去郊外露营。聚会根本不可能消失,反而鼓舞人们拓展新空间,就像原有的河道突然被堵住,河水没有流往预想的方向,而是向四面八方自然蔓延。

但不得不说,这并不惠及所有人,需要承担一定的时间成本。对于把堂食作为社交娱乐的人来说,改为户外聚餐的确可以作为替代,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堂食只是每天日常饮食,这些人往往工作非常忙碌,甚至一些人从不开火做饭,尤其居家办公他们又失去了食堂,堂食禁令对他们影响是更大的,好在还可以打包和外卖。

这也涉及到积极心态的问题,在外部环境糟糕沮丧的状况下,努力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愉悦,人永远不能失去取悦自己的动力和能力。

我和朋友们凌晨两点坐在亮马河边,风吹过河面泛起波纹,我们透过河边的栏杆望向河面,好像在一艘船上,偶尔有鸟飞过,青蛙的叫声,不知道什么动物大概是水老鼠跳进河里的扑通声,我们好像在热带雨林的河里穿梭一样。对于被困在北京一个季度没能完成旅行写作计划的我来说,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心灵疗愈,平息我的愤怒。

这一切是免费的。

如同麦克卢汉认为人类创造工具,工具也在塑造人一样,人类创造了安全舒适便利的社会空间,但这种社会空间也会带来限定,人们为了满足社会空间需求而主动限制和要求自我,比如为了进入公共场所娱乐而去做核酸,如果不幸生活在一个社会管制很多的国家,人们就会逐渐成为完全的社会人,甚至失去回归自然人的能力。

这一个月的堂食禁令让我萌生了回归自然人的念头,我开始不再去关注哪家餐馆更好吃,或者哪家酒吧livehouse氛围更好,我开始关注社区公园、路边草地、河畔长椅,开始留意各个群体提到的户外聚餐地点,哪里有野鸟哪里有树林哪里有空间铺开大张野餐垫,甚至还有哪里更适合户外性交(根据所在国法律法规,这样做可能并不合适)。

虽然在城市中可能不存在严格的自然空间,公园仅仅是管制较少一些的社会空间,但这种相对的宽松也足以让人探索更多的愉悦,当你不一定需要社会空间时,你就可以不再接受社会空间的管制要求而限制自己。

这并非教人沉迷在享乐中,每天只想着去哪玩,而是更尊重自我的感知体验,塑造坚固的自我取悦空间,可以缓解糟糕的外部环境带来的抑郁,享乐与创造不是相反的关系,恰恰两者都指向自己高度认同的精神满足。

当你意识到自己在一座封闭的精神病院里,每天人们与世隔绝地做着荒唐的事情自娱自乐,你必须找到更迷人的乐趣,如果你的乐趣足够浓郁,就不会被动吸收太多社会的癫狂信息,不会成为真正的精神病人。

享乐本身是对自我与社会关系的评估,每一次愉悦的快感体验之后,我们可以思考这些愉悦来自哪里。当我和朋友们在户外聚会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迷恋的并不是那些餐馆和美食,而是与朋友们共处的亲密感,对沟通交流与情感连接的需求是我的核心需求,而娱乐方式本身只是引子,深夜河边寂静昏暗的空间反而更加令我舒适,排除了光线与声音的干扰,我能更放松清晰地感受沟通交流与情感连接。

我经常给朋友们讲起,我虽然出生在一座重工业城市,但我童年印象最深的场景却是在森林里,我父亲总带我去皇陵后山的老林子里面,看那些苍天古树、林中穿梭的喜鹊与松鼠,踩在厚厚松针上的触感和浓郁的松树油味儿,那是令我最舒适愉悦的环境,就像包裹我的母体一样。

我想即使开放堂食之后,深夜户外散步和聚会也将是我热爱的活动,而这正是这次管制禁令带给我的乐趣探索结果。

另外,大家户外活动聚餐一定注意素质,不要乱扔垃圾,小心明火。

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在听的乐队OTYKEN,他们是西伯利亚原住民音乐团体,他们的民族被称为楚利姆鞑靼人Chulyms,但族源更接近突厥人,人口现在只有几百人,本民族语言濒临失传,乐队主要以俄语还有与本民族语言接近的阿卡斯语演唱,他们的YouTube主页上有一个网址,帮助西伯利亚地区居民售卖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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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锈与孤岛

马特

多数人愿意跟随时代,甚至期待自己能引领时代,但总要有人负责落后于时代,成为人群中最无趣的那个人,郁郁寡欢地跟在时代后面捡拾被碾过的碎片。有的人就是永远都高兴不起来,总会在狂欢中嗅出苦难的味道,在歌舞升平里挖掘那些希望被永远遗忘的过往,那些令一小部分人感觉尴尬,同时令大部分人感觉扫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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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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