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边境之旅（3）丹东：百年前的北欧童话与国际旅游胜地

旧安东城分成两部分，清末闯关东移民以沙河镇为中心居住形成安东县，日本侨民以火车站和七经街为中心居住形成满铁附属地，这两个区域今天大体上分别是元宝区和振兴区。逛完了满铁附属地街区之后，我要继续向北，来到安东县辖区内。

大清国一度将辽东划为禁区，禁止随意开垦定居，人烟稀少。同治皇帝时期大批难民从山东渡海来到辽东，这是闯关东的海上通道，从山东坐船到营口经辽河北上或者到大连走陆路北上，也有更远经海参崴到黑龙江或者远东滨海地区的，到安东的就会进入鸭绿江流域去吉林，也有留在安东本地的在沙河镇聚居形成村子。

同治十三年东边地带开禁，安东逐渐人口增加形成一条街道，称为招牌街，也就是现在的聚宝街，这是安东最老的街道。1876年安东建县，后来经历了1888年的洪水重新规划，在今天县前街修建新的县衙署，以衙署为中心建起街区。1921年成立市政公所专管商埠事务，开辟粮市、鱼市、菜市、柴草市等市场，这座城繁荣了起来。

丹东曾经是一座九沟五桥之城，城区建在鸭绿江和两座山之间的滩涂地带，城区内遍布支流河沟，因此洪水频发，城区内交通也不便。在《安东县志》记载从大清国光绪十三年到满洲国康德三年，50年里有大洪灾12次，很多老照片里都记录了丹东曾经的洪水灾难，前面提到1888年的洪水把县衙冲毁，而1934年的洪水引发了可怕的元宝山泥石流滑坡。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修建沿江堤坝填平城内河沟，丹东才从此不再受洪水破坏。

我从曾经满铁附属地街区走到安东县街区，街道结构也从整齐的棋盘格变成自由随意的形态，两片街区交界的地方一直都是商业地带，现在也是丹东几个重要的商场所在地，在两片街区之间有一条坝岗路就是曾经的分界线。

丹东市区曾经从西南向东北有9条水沟，其中最著名的是七道沟，在日俄战争后日本与大清国的协议中，将七道沟作为中国人居住区和日本人居住区的分界线，日本占据高地沿着河沟修筑了水泥坝。建国后出于交通和防疫卫生原因，丹东政府将七道沟改造成暗渠，1986年拆除水泥坝铺路命名为坝岗路，曾经有五座桥架在这条七道沟上，从东南到西北依次排列为头道桥至五道桥，今天这些桥已经全部消失，只留下坝岗路上的一些地名。

现在这条坝岗路沿线是繁荣的商业街，我越过坝岗路沿着锦山大道往北找到官电街上的清真寺，虽然疫情期间清真寺依然开放礼拜，但需要复杂繁琐的登记许可才能进入，清真寺里的老人家们非常关注疫情消息，对待北京行程码小心翼翼。从清真寺外观显然可见这是一座比较新的建筑，一般提到丹东的清真寺都会去凤城那座保存比较古老的清真寺，但丹东城里的这座清真寺也有一段历史。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命令回族将军左宝贵率领军队防守平壤，左宝贵从奉天出发渡过鸭绿江前，曾在这座清真寺里与他的回族亲兵们沐浴祈祷。平壤保卫战中左宝贵牺牲，在战场上只找到一件血衣和一只靴子，他的遗物被短暂保存在这座清真寺中，之后送回故乡安葬。

我在清真寺附近找到一家回民餐馆，虽然丹东以水产得意，但既然回到了东北故乡，锅包肉和捎麦还是要照顾上的，在东北独身旅行麻烦之处就是菜量比较大点餐不方便，很多人会提到东北菜肴非常便宜，但因为我本身就是两人食量，所以东北的菜量和价格对我而言是正常的，并没有感到便宜，而是关里的餐馆普遍性价比太低，但这不是餐馆本身的问题，是畸形的房地产问题，也是落后的整体经济结构问题。

坦率地说这家回民餐馆菜肴味道只是还好，所以我也不打算写下名字，捎麦皮略厚，捎麦的精妙之处是馅料中油的控制，蒸制面食本身口感偏干，就需要在馅料内加入更多的牛油，来达到滑顺的口感。但牛油加多了，对面皮是一种考验，有的店如果对自家的面皮不自信，考虑面皮夹破牛油凝固影响美观，就会少放油，影响了口感。一些街头小店的捎麦好吃，因为人家不在乎美观，食客也是好吃就行，舍得多放牛油，口感自然就好。

锅包肉火候非常到位重要，因为清真口锅包肉用牛肉做（个别创新店用鸡肉），难度要更高一些，特别容易硬，他们家做的已经在偏硬的边缘了，至于老式锅包肉要能有呛眼睛的醋味我就不挑了。这两样都得趁热吃，一个人吃饭容易过最佳赏味期，他们家老板娘倒是个特别喜庆的胖姐，看着她就高兴有食欲。

在距离清真寺不远的地方，我曾经听闻过一个恐怖故事，在小区中有一座神秘的广济塔，周围居民在夜晚会听到塔周围有哭声传出，之前小区拆迁改造时曾经想拆掉这座塔，结果出了人命意外，之后再也没人敢动这座塔，在一些互联网帖子里有人说听老辈人讲这座塔是镇魂塔，和一场死了几百人的火灾有关。

我找寻到这座广济塔，这座塔被包围在美术大楼对面一片小区与停车场之间，需要从一座正在拆迁的建筑中穿进去才能走到这座塔面前。其实这座塔并不大，是一座六边形纪念碑，黄色表面配以绿色边框，塔南面刻有“满洲舞台罹災者慰靈碑”，另一面是时间康德四年十一月。塔下面还有一些花，看来会有人在这里祭拜，也可能是旁边的拆迁工人为了避讳放的。

其实这是满洲国时期政府为一次意外悲剧树立的遇难者纪念碑，满洲舞台是安东一座非常有名的戏院，前身是建于1907年的聚仙茶园。茶园最初是一家露天茶棚，后来安东形成了中国人区和日本人区并存的局面，聚仙茶园正好处于两片城区交界处，以演出河北梆子出名，生意很火开始演京剧，后来被日本人占有改名为满洲舞台。

1937年正月初三，满洲舞台当时演出的剧目是《力杀四门》，但没能演完就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火灾，高俊宝被困，刘金定没能救出他。这场大火烧死800多人，调查起因是工作人员疏忽导致的意外，但造成如此惨重结果的关键是没有逃生通道，从此东北各地开始要求娱乐场所必须设置向外开的太平门。

1937年是康德四年，这场惨剧给新建立不久的满洲国蒙上了一层阴霾，为了安抚人心，安东省政府决定在舞台旧址树立这座纪念碑。至于在民间传说中火灾之后周围民众夜晚总能听见哭喊声才修塔镇冤魂，以及在街区改造中准备拆除这座塔因为出了人命而放弃，就只能当成故事听听而已了。

离开这座塔继续向北走，我将前往元宝山，那里曾经有一个充满浪漫与温暖的故事，在元宝山下有一条街道叫教堂路，我要找寻的地方就是这条街的来历。

教堂路周围是盘桓的山坡路，我沿着上坡走上去，看到一座教堂建筑和顶端的十字架，这是曾经的安东基督教礼拜堂，现在也还作为教堂使用。不过很遗憾，教堂并没有开门，虽然受到疫情影响很多地方的宗教场所都有不同程度的关闭，但这座教堂附近的道教普济宫和佛教宝山寺以及我前面去的清真寺都自由开放着，教堂却大门紧锁，看起来是一座比较新的建筑，大概也不会有当年的历史遗迹。

19世纪基督教在东亚积极传教，比较知名的是苏格兰联合长老会，由司督阁在沈阳建立了东北最早的西式医院——盛京施医院。丹麦路德教派1891年开始到满洲传教，在安东地区设有六个教区：安东、辟才沟、孤山、凤城、岫岩、宽甸，有一本《丹麦人在安东》详细记录了他们的故事。

1900年，丹麦牧师于承恩（Johannes Vyff）来到安东，两年后借用元宝山商会的土地设立了礼拜堂，1914年在今天的位置上建造了现在这座基督教堂。这些丹麦传教士给安东带来的不仅仅是基督教，还有更多的社会公共福利设施，他们开设了学校、育婴堂和养老院。

丹东蛤蟆塘劈柴沟，在这个听起来很乡土的地方，1912年于承恩牧师决心培养中国青年实业技能，创办了安东第一所中学——三育中学。三育中学初始是一所园艺学校，因为于承恩牧师本人就是园艺师，之后增设了其他劳动技能以及知识类课程。在这所学校内，园艺老师将周围山上野生的杜鹃花被移植进行人工栽培，现在杜鹃花已经成为丹东市花。

1920年新的教学楼“大红楼”建成，成为安东的知名建筑之一，1942年学校被日本统治者强行关闭，之后在三育中学的理念基础上建立起安东师范学校、安东丝绸工业学校和安东医学专科学校等学校，最后合并成现在的辽东学院，那座大红楼还在校园里面。

在这些丹麦传教士建立的社会公共福利设施中，最著名也是影响最广泛的是丹国医院。我从基督教堂沿着下坡走过去，在丹东第三医院的院子里找到了曾经丹国医院的旧楼，一层是住院处和挂号处，白色墙面配以红砖红瓦。现在这一大片区域都在进行危房改造，一部分平房已经开始拆除，其他部分被封在施工区域内，不太容易进入。

于承恩牧师的教堂建立起来没多久，他注意到当地疾病流行，决定在宗教之外用更实际的方式救助当地人，于是他请来了另一个丹麦人安乐克（Soren Anton Ellerbek）。安乐克医生1904年受教会委派来到丹东，1906年创办这座丹国医院，根据记载医院是一栋带有地下室的三层楼房，还有一栋二层楼用于门诊。1919年丹东爆发霍乱，安乐克带领奉天医科专门学校的医生们在丹国医院附近的天后宫里设置临时医疗场地，迅速控制了疫情蔓延。

在来到丹东的丹麦传教士中，有两位女士的名字应该被人们牢记，郭慕深（Karen Gormsen）和聂乐信（Nielsen Ellen Kirstine Marie），在那个绝大多数人生活毫无尊严与安全感的旧社会，她们奉献于照顾被忽视的中国女性、孤儿和老人。

1906，安乐克医生邀请郭慕深作为助手，负责医院的妇科接产与护理并兼任护士长，郭慕深从此在丹东奉献了40多年。1907年郭慕深创办了丹东第一所女子医院安东基督教女医院，1915年创办安东基督教育婴堂，也就是孤儿院，1951年的郭慕深依依不舍离别中国，她的医院和孤儿院捐给了地方政府，1960年去世。关于郭慕深的故事有一本书叫《中国圣母院》，在孤儿们心目中，郭慕深创办的安东育婴堂为他们的童年带来难得的温暖与欢乐。

另一位丹麦女士聂乐信来到中国要更早一些。早在甲午战争时期，丹麦红十字会护士古以丹（Caroline Knudsen）就到旅顺了解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危机，她回国后将战争中的平民伤亡惨状汇报给教会，教会决定增派更多人，在这个号召下，聂乐信作为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成员在1898年来到中国。

1908年聂乐信在安东创办了崇正女子小学，1912年又创办崇正贫民救济所，收留无家可归的妇女，组织她们从事手工业生产，1929年聂乐信加入中国国籍，崇正女校逐渐发展成综合性学校，兴盛时期有学生400多人。1946年一些丹麦传教士准备回国，聂乐信决定留下来，后来崇正救济所和养老院在土地改革中被分给附近群众，聂乐信保留了一座教堂。1960年2月，晚年失明的聂乐信失足跌断双臂，半年后以89岁高龄逝世。

今天丹麦教堂和医院所在的街区发展相对落后，周围还有一些未经改造的破旧平房，在教会建设的时候，这里更是离县城中心略远较为偏僻的地方。我来探寻的时候是一个温暖的下午，老照片上丹国医院的病人和孤儿院里的孩子们在院子里晒太阳，不知道是不是也在这样一个深秋午后，宛若童话般的温馨片刻。

我离开丹国医院继续往山上走去，经过工商银行培训学校，这座建筑曾经是满洲国安东省公署，在路的尽头就是宝山寺。宝山寺的山门很奇怪，外观是现代建筑与传统庙宇的结合，正面看起来是正常的佛教山门，但山门紧贴着后面却是一座三层大楼，因为以前这是丹东四中的教学楼。

宝山寺曾经是丹东天后宫，是祭祀海神娘娘的地方，现在这片街区还保留天后宫路的道路名称。在宝山寺院内左侧一角保留了一座小小的天后宫，里面供奉着天后圣母、太上老君和三霄娘娘。由于地处海运与河运的交汇处，丹东在开埠之后逐渐成为贸易繁荣兴盛的城市，很多老照片记录了曾经鸭绿江上的水运，由于铁路建设需要大量木材，很多商人在鸭绿江上游长白山林区采伐树木，然后扎成木排顺江而下，在丹东装船运往南方，丹东成为重要的木材集散地，这也是当地人祭祀海神的原因。

我回到火车站，沿着九纬路向东一路走到银杏大道，途径曾经是安东日本人小学的辽东宾馆，过了一座桥就来到锦江山公园。这座公园在1930年代频频出现在日本旅游明信片上，成为当时日本人认知中满洲地区最著名的风景之一，今天的锦江山当时被称为镇江山，山上最初的建筑是日本神社和临济寺。

1905年日本和尚细野南岳来到安东，想为日俄战争中阵亡的日军官兵安葬祭祀，在此前的甲午战争中，细野南岳曾作为随军僧侣在台湾建立临济宗寺院，将所在山命名为镇南山，为了与台湾镇南山相对应，将安东的这座山命名为镇江山。1906年，细野南岳在临济寺的周围栽种从日本吉野山移植来的樱树，之后丹东的日本统治当局开始有意识地建设这座山规划成公园。

我走进锦江山公园，迎面是一座巨大的山门，在曾经山脚入口处有三座鸟居纵向排列，组成了通往神社的三重门，这座公园山门就是曾经第一道鸟居的位置。我沿着台阶向上走，走到一片平台处就是神社所在地，神社建筑已经没有了，但通向神社的石桥和台阶还在。​

苏军攻入安东后神社毁于战火，之后安东政府又拆除了皇帝陛下安东巡守碑和安东神社碑等带有殖民统治痕迹的建筑，神社鸟居也被改建成现在的公园山门，在阶梯第二层有两根石柱子，是另一道鸟居的遗留，在柱头能看到原本用来连接中间横杠的位置。

我在公园内散步，临济寺已经找不到任何遗迹了，原址在公园内儿童乐园的位置，周末的时候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在这里看动物，老照片上游人密集的荷花池如今还在，依然是公园游客聚集的地方，很多大妈大爷在这里扭秧歌跳舞。

日本人曾在镇江山上修建过一座忠魂碑，纪念日俄战争中战死的日军官兵，解放后忠魂碑被推倒，在原址立起辽东解放纪念碑。我走到在纪念碑下方，发现了一座圆形小亭子，这座小亭子叫朝日阁，是目前锦江山公园里少有的保存较好的老建筑遗迹之一，老照片里亭子中似乎有块碑，现在碑的位置还在，但是已经涂成白色看不到下面是什么了，在这座圆形亭子的下方还有一座三角形小亭子，也是当年公园中的老建筑。

在我准备离开公园的时候，在下山左侧路边发现了三块断裂的石碑，其中一块上面刻着“公选第一位”，这块石碑就是满洲八景碑，完整刻字是“满洲八景公选第一位镇江山”。1918年日本人的报纸《大连新闻》发布了一则通告，在满洲日本人居住的关东州及各个城市铁路附属地选出“满洲八景”，以吸引和招揽更多的日本人旅游度假。最后安东镇江山获得第一名，安东的日本侨民筹款立了这座纪念碑，但也有不同观点认为这是安东日本侨民为了商业宣传而主导的广告事件，其他地点只是陪衬。在建国之后，这座纪念碑上曾被覆盖书写革命口号标语，至于何时断裂不得而知。

离开锦江山公园，我来到远离主城区南边的浪头，找寻溥仪在担任满洲国皇帝时期的东行宫。沿着一条废弃的旧铁轨，我走到辽宁机电职业学院对面一片林子里，发现了这个几乎废弃的地方，一条石头台阶向上通往被围起来的危房，不过围栏被人打开了一道口子，我原以为荒无人迹的冷清情景并没有出现，相反这里异乎寻常地热闹，很多老年人在这里玩牌聊天，看来已经成为附近居民的公共娱乐场所。

这座行宫兴建于1940年，但溥仪从来没在这里居住过，建筑外墙是黄色，正门格局太小过于低矮显得寒酸，门前两侧雕有盘龙的柱子和上方四边斑驳的龙凤壁画基本保存完好，还能看出它曾有过行宫的样子，外侧墙壁上也绘制着舞女、仙气和宝船，只是这一切看起来太过粗制滥造，毫无威仪可言。

我走进行宫内，里面破损严重，几乎每一间屋子的地板都翘开了，地上全是废木头、破家具和碎玻璃。我沿着走廊走向建筑南边，尽头有一间大厅，门口是吧台，边上是沙发卡座，最前方有舞台和散落的桌椅音响，看起来像是个老派娱乐场所的样子。我从这边楼梯走上去，在二楼能看到这座房子南侧是四层楼房基本保存完好，一直上楼可以走到最上层的户外露台，北侧是两层，但上方屋顶已经全部坍塌，从边缘比较完整来判断有可能是人为拆除但是半途而废，通向北侧二层的走廊门口写着行宫夜总会。

按照记载，1996年这座行宫被列为市级文保单位，之后一些民间文保人士进行了修缮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在一楼看到一间屋子门框上方上有一块牌子写着“日寇铁蹄践踏下的东北”，应该是作为博物馆展览时留下来的，据说之后在此基础上又作为娱乐场所向游人开放。我很好奇行宫夜总会和爱国主义展览这两块标识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在这座建筑里，这意味着这座建筑曾经同时用于展览和娱乐两个用途，故宫里面连星巴克都不可以开，行宫博物馆里却有夜总会，听起来也是很奇妙的事情，但周围打牌的老人们也说不清楚究竟。

在丹东的最后一站，我去了一个非常大众旅游景点但对我自己而言又很私人的地方，抗美援朝纪念馆。走到纪念馆中，我有种很特殊的情绪波动，可能是因为我爷爷参加过这场战争，虽然他在我出生前几年就去世了，我只见过他留下的战争勋章，但在纪念馆中，我好像在感受与自己血脉相连的那个人在他年轻时经历的最寒冷的冬天。

今天用纯粹军事上的得失来判断当年那场战争是片面的，朝鲜战争最大的意义不在于争取到朝鲜这个血盟，而在于完成了抗日战争之后中国民族国家在精神意识上的统一，外部的压力成为内在的凝聚力。

1956年上映的朝鲜战争背景的电影《上甘岭》让《我的祖国》这首歌全国传唱，“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为什么一部反映战争英雄题材的电影要用这么一首舒缓的歌曲？在建国之后，新中国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何为中国？哪些是同胞？一个刚刚走出外敌侵略与割据内战的落后农业国，大部分公民都是文盲，人们习惯了天高皇帝远最多接受本县县长管理，如何认同中国是一个统一的概念？

这个概念应该是超越政治的，是和中国传统中的“乡土”连接在一起，一条大河的两旁人们辛勤耕种，为的就是和平安宁富饶的生活，凡是认同这一点的都是自己人，故乡与祖国连接在了一起，同时又超越祖国之外，我们不光要保卫自己的故乡，也要团结和我们一样追求和平安宁富饶生活却被剥削压迫的世界人民，这便是国际主义精神，解释了为什么志愿军要去朝鲜作战，中国与朝鲜在这一层革命友谊上摆脱了传统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这对于两个历史传统厚重的东亚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

在丹东的旅途结束了，这座城市在很多远方旅行者看来充满了幻想中的神秘色彩，这种神秘并不与丹东有关，而基本可以归为对朝鲜的好奇。对于我这个东北本地人，丹东就是一座平常的东北城市，朝鲜和中国无论是历史上的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政治体制又非常接近，其实算不上神秘。东北内陆与朝鲜半岛，包括日本列岛都是广义上的东北亚一部分，在这个视角中切入，东北、朝鲜、日本（可能还要加上俄国远东）是无法拆分的整体。

在丹东城中我观察到这座城市与朝鲜之间微妙的距离，虽然在靠近江边的街区有很多朝鲜特产商店和朝鲜美食街区，丹东市内也有朝鲜政府开设的餐馆和啤酒馆，但除此之外丹东与其他东北城市别无二致，朝鲜在丹东的存在更像是谨慎筛选过的，包括日本殖民时期、中国建国后、改革开放后几次筛选，丹东与朝鲜的距离并没有比沈阳甚至北京更近。

在即将离开丹东时，我开始留恋此刻深秋的温暖，鸭绿江入海的欢腾造就了这座依山傍水的城市，铺满金黄银杏树叶的精巧街区，工业化与大自然的双重富饶为这座城市带来美味的食材，丹东这座一个世纪前就以国际旅游著称的城市，给我的中朝边境之旅带来了一个美妙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