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边境之旅（1）前言：观察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边界

在7月完成河西走廊的历史文化探访之后，我开始着手计划下一条路线，随着时间从夏季进入秋季，我的注意力回到了故乡东北。2017年我的第一条历史文化探访路线就是在东北，从满洲里到绥芬河的中东铁路北部干线，2018年又走了从大连旅顺到长春的南部支线也就是南满铁路，这一次我要走的是东北东部的中朝边境线，从南端的丹东一路向北，途径集安、通化、长白、延吉、龙井、图们，最后到北端中朝俄边境交汇处的珲春。

我在之前的中东铁路之旅中讲述了俄国对东北的影响，在南满铁路之旅中讲述了日本对东北的影响，这次该轮到写朝鲜对东北的影响。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朝鲜与东北的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远远比俄国和日本更近，是真正意义上的互相交流融合而不是一方强势的介入，包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朝鲜半岛与辽东地区是同一个政权或边界模糊，也包括不同于俄国人与日本人，朝鲜族真正在东北形成了庞大而繁荣的民族社群。

这将是一次历史跨度很大的旅途，中国与朝鲜的特殊关系可以追溯到商周交替时期，纣王的叔叔箕子被孔子成为殷末三仁之一，他看到纣王用象牙筷子用餐，担忧王朝将要覆灭，但又不愿舍弃民众自己逃离，于是装疯卖傻被纣王囚禁。周灭商后，武王释放了箕子，箕子带领殷商遗民远走朝鲜半岛，被封为朝鲜侯，这是公元前1120年的事情。

在之后的三千年里，朝鲜半岛与中央帝国有着复杂的来往，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传统，每当王朝交替的时候，那些不愿侍奉新朝也无力改变现状的遗旧们会选择出世，要么在自己故乡隐居过上田园生活，要么索性逃离，但交通和文化限制他们又不会逃的很远，与中原距离较近文化相似的朝鲜就成为了接纳一批批中央帝国前朝遗旧的隐士之国。到了清朝末期，朝鲜成为东方古老朝贡体系最重要的象征，然而日本的崛起与俄国的介入把中国与朝鲜拖进现代国际体系，中朝两国寻求社会革命与民族独立的经历交织在一起，朝鲜民族的义军斗争、移民开垦、文教建设已经成为东北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

1950年10月19日，一场异乎寻常残酷的战争带来了20世纪后半段最寒冷的一个冬天，也决定了直至今天中国与朝鲜，乃至整个东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在71年后的10月21日，我前往丹东开始旅途，去探寻中国与朝鲜1420公里边境线上的些许过往与当下。

很多人对朝鲜的观感实际上是对中国的观感变形，人们总会提及朝鲜如同中国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看待朝鲜的历史会与本国历史对应，一方面在“正常”叙事中认为幸好中国改革开放不然今天就会和朝鲜一样，另一方面在“革命”叙事中认为朝鲜的独立强硬自力更生正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建国后历史。

朝鲜战争在这两年被频繁提及，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的对抗隐约在逐渐勾勒出边界，当中国开始重温这场建国第二年就要对抗联合国军的战争时，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就被凝固住了，朝鲜的立场关乎人们今天如何审视当年的战争正当性，至少在中国民众能看到的范围内，不允许朝鲜发生变化，即使有变化，也只能是中国主导下的变化，当中国摸着石头过河之后，朝鲜只能沿着中国摸过的石头过河。

新冠疫情是当下这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中朝边境已经全部关闭，曾经这条路上很多口岸城市是旅行者得以窥见朝鲜这个相对封闭国家的窗口，如今虽然无法通行，却也因此排除刻意塑造的游乐园式旅游景观的干扰，带来了一次冷静观察的机会。换句话说，一次高尔基探访劳改营式的参观还不如不参观，我倒是未见得一定要带着偏见去审视朝鲜的社会制度，但是我非常肯定在某种社会制度下能够允许外来游客看到什么，以及不允许外来游客看到什么，作为中国人在这个层面的理解只会比朝鲜人更加深刻高明。

这次旅途的东北东南部路线是我从未涉足过的，虽然在我家乡城市有很大一片朝鲜族聚居区，但我对朝鲜族的了解甚至还不如我对维吾尔族的了解多。每次回到东北故乡旅行我都会带着特殊的心情，事实上每次旅行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因为在18岁去南方读大学之前，我对除了家乡之外的东北任意一座城市都没什么了解，这让我的旅途带着一种复杂的视角，我身在其中又在其外，既是东北人又是外地人，既能感受熟悉的共性，又能察觉到细微的差异。

在我准备旅途的时候，“东北文艺复兴”已经成为一个大众化的流行语，东北文化大使的数量比东北城市的数量都多。社会大众关注我家乡的文化当然是好事，但我也嗅到一种味道，人们似乎过于强调东北历史文化与社会状态的共性，而忽视了内部差异性。

在“东北是一个整体”这个基础观点之外，人们应该注意到东北是一个工业文明与乡土山野共存的区域，当人们以中国为参照，那么东北就是一个共性很大的文化共同体，但如果以东北自身为参照，东北这个广袤的范围内部不同地区会受到不同历史与文化、族群与宗教，包括近代不同国家介入的影响。对东北的旅行探访，也是找到这种内部差异性的历史来由。

即便是曾经的社会主义大工业时代，高福利并不是以同等条件惠及每一个人，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也常常意味着一些工人比另一些工人更有权力作主，在任何时代都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有利于主流社会之外，甚至可以说在主流人群生活相对舒适的时代，这些边缘人群的生活比现在还要更惨一些。

国与国的的边境是空间上的界限，新冠疫情带来了一段特殊的时间，在其中的旅行就是空间与时间双重限制的结合，边界与限制成了我这次旅途的预设底色。在我刚刚启程后，新一轮疫情开始在中国多地蔓延，我的北京行程码也因此加上了星号，这给我的旅途带来了少许麻烦，不过也增添了与时代集体记忆相关的体验。

我曾经犹豫片刻是否该在疫情期间旅行，但天然的悲观驱使我必须马上执行当下的想法，因为世界的崩塌速度总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人自身的命运也如风暴中一叶扁舟聚散皆不由我，即使推迟片刻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只要没有完全阻止我出发，我就要多走一步是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