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践行了一下1960年人们对未来的期待

我前些日子看了一篇有关建筑和城市规划的文章，里面提到一份“未来城市设想”的论文，文中这样讲到：每个人都将拥有真正平等的机会，来自由、和谐地发展自己的能力，并将其运用到创造性工作中。人作为有创造力的人是共产主义社会关注的焦点，这意味着无论一个人生活在何处，他的发展和创造力都将被给予同样的社会和物质条件，世界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要创造一个充满逻辑、尊重每一个人的世界。

这篇论文是1960年由苏联莫斯科建筑学院NER小组发表，在60年后的2020年，我和钱赓以联合创作项目“斗量之海”的方式，践行了一下60年前人们对未来的期待：尊重每一个人的发展与创造力，60年过去了，这依然只是个期待。

这篇论文发表的时候，我父亲2岁。在我的第一本作品《铁锈与孤岛》电子版发布的时候，我在鸣谢中写了一句话，“这本书送给我的30岁和我父亲的60岁”，后来在编辑纸质版的时候我删掉了这句话，因为我的30岁和我父亲的60岁已经过去了。但我依然在创作项目的两部作品中保留了一处和我父亲有关的细节，那就是作品的字号比较大，排版的时候有朋友提到字号偏大会显得有点笨拙，但我坚持偏大的字号，为的是照顾我父亲的老花眼，这涉及到了我创作一开始的初衷，为了那些被时代碾过的人们。

截止到现在，所有预订我们作品的赞助者都已经收到了货，包括在新疆的赞助者们，虽然因为快递停运问题比其他地方略晚了一些，但好在没有等太久。我们之前承诺全国包邮，包括所谓的偏远地区（这是个在政策和商业中或许合理，但是文化中不平等的词汇），即便在新疆也是如此，虽然这样成本很高，但作为创作项目价值观的一部分，我们愿意把这个成本放在自己而不是赞助者身上。

这些天里，很多朋友推荐宣传我们的创作项目，包括在社交媒体中展示分享我们的作品，这让我们非常欣喜。我认识的一位编辑说，创作者们需要鼓励而不是批评，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水平。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文学或者艺术的理念不分高低，但创作者们自己依然能分辨出技术和表达方式层面的差距，“比较”本身是很无趣的事情，但有趣的事情是探索谁的作品在启发和引领别人，谁只能被启发和引领。

当创作者们清楚作品之间的差距后，受众的反馈就变得格外重要，这完成了作品从自我到社会、从文学艺术价值到社会公共价值的最后一步。任何作品只要公开发表，都会与时间和空间发生关联，当然有时候不一定是作品自身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但时间和空间赋予了作品的流动和演化，这是超越创作者自身的。

我去各地行走探访记录，写完两部作品，和钱赓一起把它们排版设计，印刷成纸质版，再由钱赓进行书法创作完成，这时作品的实体已经形成，但并不是完整的。当我们把作品发布出去，获得作品的读者接收、保存、传播，决定了作品传递的方向和范围，赋予时间和空间上的可能性，这时创作才是真正完整的。

这是在创作过程中钱赓给我的启发，钱赓在作品封面写书法的当天，晾晒颜料的时候下雨了，大家收拾书的混乱中很多书法的痕迹被涂抹。当时这让我感到沮丧，但钱赓告诉我这也是作品的一部分，是作品自身的命运经历，就像时代给人的伤痕一样，我后来接受了这一点。

给大家发货是一件很有趣的工作，相比于每天坐在电脑前面打字，偶尔做点手工是很享受的事情。这让我想起了和钱赓的一段过往经历，我们之前在《云爆弹》杂志的时候，每期杂志送到，我们俩就负责拉货回来打包，有一次杂志实在太多了，我们从地库拉到地面累得坐在路边休息，公司行政姐姐看到我俩，说你们做杂志的怎么像民工一样。当时覃仙球是我们杂志最受欢迎的编辑，很多读者要他的签名和唇印，也有一些要我和钱赓的，出刊期我们每天涂口红盖唇印，嘴唇都脱皮了。

那时候的生活就是字面意思上的无忧无虑。

那时候我理解签名和唇印的含义，是对文字的附灵，因为文字作品是没有创作者生物体证附着的，不像声音或者影像，很难说某篇文字一定和某个人联系在一起，所以需要作者签名和唇印这样的身体痕迹让作品有了收藏价值。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文字作品也是有生物体征的，一些内容只有特定的头脑才能创造出来，“这一看就是你写的”，大体如此。

打包邮寄作品看似机械枯燥，却会使我思考每一件作品未来的命运，我们的作品只有限量500套，假设1套作品可以被3个人看到（这已经夸大了，实际上有的人收到作品并不会阅读或传播），那意味着包括我和钱赓，这个世界上大概有1502个人了解我们的作品，这1502个人有了一个共同的秘密，我们被连接在了一起，而这1502个人中有500个人主动或者被动地担负了一项使命，那就是把这个秘密以实体的形式传递下去。

我非常好奇，会是哪个人把我们的作品传递的空间最远，又是哪个人把我们的作品传递的时间最久？因此我在打包邮寄作品的时候，会留意每一个收件人的名字和地址，我想记住他们的象征符号和地理方位，也许在未来这种连接会变得非常重要。

我相信每一个创作者，我指的是自己从头到尾完成一件完整作品的人，都会思考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1960年人们对未来的期待：如何实现个人的发展与创造力？如果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充分尊重个人发展与创造力的时代，这个期待对于今天和1960年同样遥远，甚至我们想不出具体实现的路径和方式，我们该如何自洽，如何对待自己的创作？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你该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光明的消逝。

我们显然无法像60年前那样，寄托在基于共同理念的社会制度为人们实现发展与创造力，人们该坦然面对共同理念破碎甚至根本不可能在大范围完成的悲观现实。把个人交付给大环境是消极的，事实证明再聪明的个体面对复杂的大环境波动也只能徒劳挣扎，或者在事后把纯粹的幸存者运气解释为自己的预判。

更加积极的做法是主动构建小环境，这种小环境对个人形成包裹的两面性，它是一种束缚也会是一种保护，而主动构建意味着人们可以自己调节束缚和保护的感受尺度。人们事实上是活在小环境当中，当大环境产生剧烈波动的时候，小环境由于更高的密度而对大环境的动态产生阻力缓冲。

历史早已证明没有组织的个人是多么脆弱，大环境的剧烈变化带来的是弱关系人的组织化，也就是那些之前与你不相关的人可能会对你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大多是负面的。能够与之对抗的就是强关系人的组织化，你的伴侣、家人、亲族、朋友，你们之间会成为互相包裹的缓冲层，来共同面对外部冲击。

人的头脑可以超越时间与空间，我们的思想可以让强关系不局限于现实接触。这就回到上面的问题，创作者的创作就是在探索一种强关系的可能性，那些带着强烈自我意识表达的作品传递着我们的人格，创作者与受众（也可能是另一个创作者）之间以作品为通道构建强关系。

如果创作者面向公共市场出售他的作品，他与所有的受众之间都是弱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单向的。这是我和钱赓这次“斗量之海”创作项目一开始就想要避免的，我们希望与赞助者（也就是获得我们作品的受众）之间直接取得联系，所以我们只通过自己的公号和私人社交账号传播信息、招募赞助、发布作品，我们也不打算在别的店铺寄售或者别的渠道推销，因为我们需要直接面对每个获得我们作品的个体，正如每个人也直接面对我们俩一样。我们在项目中也提及未来可能会做一些展示活动，把赞助者们获得的作品借回来再次创作使用，这都是我们在试图建立强关系。

坦率地说，这种关系的建立并不是绝对有效的，很多赞助者我们没有太多交流，我只知道对方的邮寄方式，甚至不一定是真名，而且赞助者中有一部分是我们已经建立强关系的朋友，还有一些可能出于好奇赞助并获取作品，但并不想和我们建立进一步关系的。不过这没关系，邓巴理论认为一个人的稳定社交网络是148人，如果我们以“斗量之海”作品为核心，假设只有三分之一的人通过作品与我们建立强关系，那么我们也只需要传播444套作品就可以达到上限，500套的作品数量还是有所富余的。

有朋友和我们聊起独立出版和舞台表演，我倒是不觉得我们的创作属于这两者。无论从时间跨度和形式的多样来看，这都不是出版或者演出，如果一定要下个定义，似乎更像是行为艺术，或者没那么艺术，只是单纯的行为，我们想探索一下自己发展和创造力的边界，看看我们能做到什么，哪些事情是我们从未尝试过但实际上可以短期实现的。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写道“你能做的事情越多，你就越自由”，这有一个隐含的前提，你所做的事情是基于探索自己发展与创造力的。

1960年人们期待社会作为理念的具象整体可以作用于人，给人们提供发展与创造的机会，到了2020年，人们该思考的是人作用于自己，给自己提供发展和创造的机会，进而逐渐影响他人。

我很好奇再过60年的2080年，人们是否能实现1960年时的期待呢，那个时候我91岁，如果还活着，也许可以验证一下现在这篇文章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

关于如何获得我们此次创作项目的作品：

我和钱赓不能也不打算售卖作品，只愿意以纪念品回报赞助者的方式进行。

赞助60元，可以获得一只“斗量之海”艺术项目纪念碗，以此碗舀取脑海。

赞助90元，可以获得一本作品，《铁锈与孤岛》与《盲目流动》任选其一。

赞助170元，可以获得一套两本作品。

赞助210元，可以获得一套两本作品+“斗量之海”艺术项目纪念碗。

中国大陆全部地区包邮！港澳台及海外邮寄请单独联系。

当然，你也可以只赞助艺术项目，把作品留给其他人。两部作品各只有500本，由于已经预订出去一部分，现在限量每人最多只能获得2套，我们希望获得者可以将作品分享给更多朋友阅读欣赏。

前些日子洪水导致钱赓前往景德镇烧瓷制作纪念碗的计划延误，我们会先发纸质作品，纪念碗将延后制作邮寄。

扫描下方二维码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转账，然后在公众号“斗量之海”对话栏中发截图给我们，留下你的姓名、电话号码和邮寄地址，注明想要获取的东西。

如果想了解我们的作品，欢迎关注微信公号“斗量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