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的天主教小社会 |《帝国潜流》

​昨天浏览了一本书《帝国潜流》，副标题是清代前期的天主教、底层秩序与生活世界，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摘录一些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

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很有意思，这其中既有欧洲不同教派、国家和教团在东方的争夺势力范围，也有东方帝国对于外来人抵触同时又试图利用的心态，天主教会在明清时代的中国遭遇了对他们而言极其复杂的权力关系，以及对本土化非常敏感细微的权衡。

1. 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五，康熙皇帝批准了允许天主教会在华传教的提案，也就是著名的“康熙容教诏令”。本书的第一章讲述了这部诏令颁布的背景和过程，其中经过了传教士们怎样的争取与博弈，包括传教士在医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研究、协助大清国处理与俄国外交关系等方面引起皇帝的好感。
2. 清朝前期，北京的天主教会中也存在着权力交替与政治斗争。18世纪下半叶之后，欧洲主要天主教国家逐渐取缔耶稣会，这对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造成很大影响，当时中国教区的耶稣会士分成法国和葡萄牙两派，除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之外，又各自与罗马教廷有着些许间隙。
3. 随着17、18世纪民族主义情感的高涨，耶稣会提倡的超越民族国家的理念越来越不受欢迎，反而在东方他们可以远离欧洲母国的干预，而欧洲国家也在事实上要依靠他们对大清国进行了解并施加影响，在这种大环境下，东方的耶稣会士一方面努力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潜移默化逐渐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
4. 清朝时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往往依靠家族、乡邻与职业，虽然早期天主教信仰与中国传统的祖先伦理存在冲突，但一旦渗透进家族社会，家族成员间紧密的纽带反而成为天主教传播的坚实基础，家族在乡里复杂的社会关系也为天主教提供了重要的传教途径，当然这一切是朝廷非常反感和警惕的。
5. 某些传统社会中身份卑微的职业从业者很容易皈依天主教，比如船民，一方面这些人更容易接触外来宗教，工作危险又善于交流的职业特性让他们比较受传教士欢迎，另一方面远离岸上社会的独立小环境也为天主教传播和仪式提供了秘密场所，包括他们的职业与基督教故事也有一些联系，此外一些闽粤的商人通过和澳门的贸易皈依天主教。
6. 清朝时期女性天主教徒是不容忽视的群体，虽然相关资料很少，但比例可能比人们预想的要高。大概是因为在宗教信仰上男性往往趋于保守，而女性容易接纳外来新宗教，同时女性在封建礼教社会中形成封闭的小团体，在小团体内部信仰的扩散非常迅速，此外还包括性别歧视压迫使女性有更高的被救赎的精神需求。
7. 天主教在中国积极传教的明清时期，恰好也是中国本土民间信仰蓬勃发展的时期，其中不少民间宗教带有强烈的反政府秘密社团色彩，所以天主教传入一开始就面临朝廷的猜忌，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官员无法分辨或者不愿花费精力分辨天主教与本土民间信仰的区别。
8. 最早的传教士试图把自己打扮成佛教僧侣的样子，但他们很快意识到统治这个国家的是儒教，因此他们马上又打扮成“西儒”，争取士大夫阶层的支持。这些传教士敏感地意识到中国本土的民间秘密教团异常活跃，他们很注意让天主教与这些秘密教团区分开。随着教会的传播，不可避免地与一些民间教团的习惯和仪式发生重合，这让大清国政府非常担忧，而且因为卷入一些民间矛盾而被恶意举报为白莲教徒，一些地方官员直接加以查禁，而另一些更严谨的官员则愿意花精力加以调查区分。
9. 与天主教在东方其他地区传教的经历一样，高明的医术是传教成功的重要因素，这让传教士不只局限于知识分子当中，而可以直接接触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被传统社会忽视排斥的妇女、儿童和残疾人，让他们能获取到更平民阶层同时也更虔诚忠实的信徒。但不得不说，这加剧了具有同样职能的佛教与道教的不满，成为之后抵制洋教运动的重要矛盾来源。

顺便贴一篇我的旧文：《圣方济各·沙勿略与耶稣会的东方传教梦想：从马六甲到上海》

15、16世纪的大航海刺激了欧洲经济的发展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同样鼓励大批的欧洲传教士前往东方传教。在那个时代，这些传教士要面对陌生而敌视的原住民，水土不服和瘟疫疾病让很多人失去生命，路途的艰辛反而是最轻松的问题。

在这些前往东方的传教士中，耶稣会的传教士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最为人们所纪念的是圣方济各·沙勿略，他的东方传教经历是一个豪迈而悲情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起点要从马六甲说起。

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为了防范马六甲苏丹反攻，葡萄牙人在圣保罗山下面修建了一座堡垒，叫福摩萨堡。福摩萨堡是目前尚存的葡萄牙殖民时期的遗迹，也是马六甲的标志性历史建筑，如今剩余的只有正门部分，红砖组成的墙体，正面的草地上有几门老式铜炮，城堡正门和后门都有浮雕，画着帆船、火枪、传教士和士兵，很有殖民建筑特色。

这座堡垒在19世纪初被拆毁，现在只留下一道城门，叫圣地亚哥城门。城门上可以看到VOC和到ANNO 1670的刻字。1641年荷兰人攻打马六甲，1670年对城堡进行了重建，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名字VOC刻在了城门上，还有重建的年份1670。

穿过圣地亚哥城门往圣保罗山上走，走到山顶就是一座教堂的遗迹。教堂现在只剩下四周的墙壁，屋顶已经不存在了，窗框还在但是没有玻璃，红色石砖混合着白色石膏的墙壁，石膏已经脱落很多了。葡萄牙人来到马六甲之后，在1521年修建了一座小教堂，1548年果阿教区主教把这座小教堂交给了耶稣会，更名为圣母堂。

这座教堂由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主持，马六甲是他前往东方传教的重要一站。沙勿略在1542年到达果阿，1545年到马六甲传教，并结识了漂泊在这里的日本浪人弥次郎，今天在马六甲圣彼得教堂门前有两尊雕像，就是沙勿略与弥次郎。1549年，沙勿略跟随弥次郎到达日本鹿儿岛传教，成为第一个到达日本的天主教传教士。

1552年沙勿略试图进入中国，却病逝在广东江门上川岛，他的遗体送回马六甲的这座教堂中短暂停留，然后运到果阿安葬。如今圣保罗山上这座教堂内依然保留着当年停放沙勿略遗体的墓穴，四周用栏杆围着，经常有人往里面投掷硬币祈福。

在教堂门口有一座纯白色的沙勿略雕像，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雕像的右臂是损坏的。1952年这座雕像祝圣完成的第二天，雕像就被一棵树砸坏了，而真正的沙勿略遗体也是右臂与身体分离的，被列为圣物分别安葬。

1641年荷兰击败葡萄牙征服马六甲，之后接管了这座教堂，属于荷兰归正会所有，被命名为圣保罗堂。1753年新的基督教堂建成之后，圣保罗堂作为马六甲军事设施使用，教堂内成为墓地。1924年教堂周围的葡萄牙墓地被发现，开始进行历史研究，散落的墓碑被整理起来，存放在教堂内展示。

沙勿略的死并没有打消耶稣会传教士前往中国传教的梦想，就在沙勿略去世的这一年，利玛窦出生了，他将成功完成沙勿略的使命。

沙勿略去世30年后的1583年，作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利玛窦到达广东，在中国南方辗转传教，又过了18年，利玛窦终于在1601年被允许进入北京。利玛窦利用他的数学和天文知识，以及对中国经典的尊重和研究，结交了很多中国上层官员和学者，让很多中国人对天主教产生了好感，这种上层路线模式也被后来许多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采用。

1644年满洲人入关政权更迭，比起明朝政府，清朝政府在统治初期对外国人更有兴趣，态度更加友好。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重用西方传教士，因为他们有出色的天文学知识，耶稣会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纷纷服务于清朝政府机关，他们将中国经典翻译成拉丁文，又将欧洲天文学著作翻译成满文和汉文，一时间中国耶稣会信徒达到兴盛的状态。到了17世纪后期，耶稣会传教士是西方世界中对中国了解最专业的人士。

 1724年雍正皇帝开始在全国查禁天主教，迫害教徒和传教士，但在宫廷里仍留用了一批耶稣会传教士。包括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他也是一名画家，他的作品写实记录了当时中国宫廷的活动，他还参与设计了圆明园内巴洛克风格的建筑，还有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他设计了圆明园喷水池，并完成乾隆皇帝时期最重要的地图《皇舆全图》的绘制。

 到了19世纪中期，随着通商口岸的出现，传教士们开始有更多机会进入中国传教。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规定天主教可以在通商口岸公开传教和建造教堂。1847年11月21日，意大利传教士罗伯济主教在靠近黄浦江的董家渡地区，主持了天主教江南代牧区主教座堂的奠基礼，1853年4月4日正式开堂。为了纪念沙勿略的东方传教梦想，耶稣会在中国建的第一座主教座堂就叫圣方济各沙勿略堂，奉圣方济各·沙勿略为主保圣徒，也就是现在的上海董家渡教堂。

 董家渡教堂的设计者是西班牙神父范廷佐，仿照罗马的耶稣会总会的耶稣堂建造，属于巴洛克风格。教堂正立面有圣徒彼得和保罗雕像，堂内除了欧洲建筑的设计之外，还有中国式样的莲花等仙鹤图案。董家渡教堂周围居住着上海最早一批本土天主教徒，太平天国时期许多跑船为生的中国天主教徒迁至董家渡。

 董家渡教堂建成之后，上海的天主教徒数量剧增，到19世纪末已有的教堂已经无法满足弥撒的空间需求，教会决定在徐家汇地区建立一座新的天主教堂。但由于耶稣会资金有限，教堂迟迟不能开工，直至20世纪初才开始动工兴建。

这块教堂所在地是一户姓徐的人家捐献的，也就是利玛窦的好友、明朝天主教拥护者、礼部尚书兼内阁次辅徐光启的后人。1910年徐家汇天主堂正式建成，被命名为“圣依纳爵堂”，徐家汇天主堂是中国第一座完全按照西方建筑风格建造的教堂，曾有 “远东第一大教堂”之称。

 从1552年沙勿略试图进入中国传教病逝，到1910年远东第一大教堂建立，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进行了350年。在这350年中，耶稣会为中国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天主教，还有医学、教育，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这些传教士们怀着理想主义，深入陌生国家的内地，甚至到达当地政府都无力管辖的边地山区。从马六甲圣保罗山上那座残垣断壁的教堂遗址，到上海繁华喧闹的徐家汇那座雄伟华丽的大教堂，正是这段历史的开始与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