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狸

年青创作者,写作、调查、排演,是个自由人大笨蛋,正在关心城市劳工,也争取社会人的做梦权。

返家|焦虑型和回避型的母女:愿有朝一日,能和父母有的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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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不论讲出多少的私人生活,都在被一套固有陈旧的家族价值观所围猎审看的紧张感,这种挑战让人觉得岌岌可危,也进一步在父母步步紧逼的焦虑里越发回避。

其实一度以为自己已经复原了,但直至回老家的一趟,可能才意识到,这之中也仅只是最小范围(限度)的城市生存法。更大意义上的出门社交并未恢复,面向公共与友人的另一种信心并未恢复,走向公共书写与大声宣告存在的勇气尚未恢复。

清明回了老家一趟处理家族事务,也为家庭维稳,面对反复大盘问时刻意显露疲惫、冷淡,无事发生,以进一步回避追问。除了回避直接的事务,也尽可能希望回避对于私人生活的进一步探问,尤其在父母看来的生活——伴侣、工作、室友,以何种形态在城市里生活存在着。

在某种程度上体会到一种不适的绝望感,不是说简单来自原生家庭控制关系的不适,而是意识到不论讲出多少的私人生活,都在被一套固有陈旧的家族价值观所围猎审看的紧张感,这种挑战让人觉得岌岌可危,也进一步在父母步步紧逼的焦虑里越发回避。

不论是教小孩不断叫长辈的辈分,以加固一种亲戚的层级,建立强行的亲密;也包含被逼问男友做什么哪里人,逼问居住和工作地址,以待某日或许会突然上门。我享受惯了不被世俗审视的主流以外的生活方式,就算远离某种程度的正常,也依然不受其焦虑威胁。因为可以自己掌管自己,不是按照别人的意志和经验来生活,这是自由的意味。

回来后自我生活的安顿,大概率是以一种舒适圈的方式逐渐围拢起来的,把时间与精神向内收缩,发展有限的密友社交,让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感觉到安心和安定。再逐步向外地发展写作、采访与走出去的欲望,但也很难讲,这种走出去,是否意味有一股真诚同世上他人交往的冲动。其实我感觉是没有的,对他人兴趣的丧失与不诚实,才是这段时间的主力。

也便一并蔓延到了伴侣存在的意义,最小单元的共产主义,想象的共同体,所谓志同道合的战友,希望能一同对主流生活的对抗来站在一起,

另,在回家之行中,发现了大批量的工厂、工地,还有流水线拥挤车间里的家庭工场,复合着城市与工厂的产业形态与布局在其中逐日地发展起来,更有菜鸟驿站的大面积仓房分拣。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写作这些,此刻却尚无信心如此。

 

在传统的家庭妇女人生里,最核心紧密的是家庭(子女生育与教养、丈夫辅助,以及其他巩固家庭事务),伴随着婚姻制度中的全套传统套餐。家庭妇女所“成功”的是一个家,所失败的是“家不成家”,是子女孝顺,丈夫有成,物质丰裕,从情感到面子自下而上拱起的层级,寓意着人生价值。被牺牲的正是看不见的家庭妇女劳动,期待过高,而子女丈夫的反抗与回避越深,失败感也越加强烈。

另一方面很有些想不明白的是,老年妇女面对死亡与衰老,想要紧紧抓住的东西。凭良心讲,外婆在大病前都算很酷的人,可以不在意夫妻关系,子女赡养,自顾自信自己想要相信的神佛,通过劳动、冷淡的家族关系,尽可能不背负太多负担地做自己。这种改变好像直到中风发生,需要人陪,需要子女孙辈尽孝侍奉,需要频繁住院避免死亡发生,她会开始索取情感、陪伴时间与经济的支撑。人为什么不能接受衰老和死亡呢,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些她原本不要的东西继续冷淡下去。

某种程度上,我也意识得到自己这些年独自在外,所享受着的自由是无责任的,虚假的,代价由焦虑且仍身处于传统套餐和亲戚关系中的父母所背负。我的母亲不可能不受这些东西影响,不可能天然长成那样一个“完美”的天生懂得尊重子女人生的母亲。一方面理解这种父母个人成长环境所养成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一方面,也无可避免地强行挣扎下去,这世界已然大变样了,而我也长成与他们截然不同的人。

然而除了回避之外,我暂无力气更进一步地沟通下去,我无法设法解释我的生活方式建立于某种基石,而今危机风险社会之中依旧摇摇欲坠;我也无法心平气和地谈为何我要拒绝她主动添置的衣物,甚至内衣,多准备的过量的饮食和水果,那些刻意为之自我感动,又盼望着回馈孝顺与温情,名为爱实为传统套餐中的控制,实在让我想要逃避。父母的爱意引诱中,夹杂着利益交换,以利益和资源交换子女人生的机会,我想拒绝这种不公正的交易。只有父母能将自己视为平等的成年人,而不是某种家庭关系中的附属子女,我想我们可能才有的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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