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娜

年青记者,曾深度参与劳工、性别、剧场议题,正在争取社会人的做梦权。 欢迎联络:linalinazhu@protonmail.com

疫情笔记 | 隔离、寻工与健康码:当一个人变成“黑白码”“黄码”“红码”

隔离:困在家里面目模糊的人

两三天前和几个朋友视频做线上对话,聊了些各自在疫情期的感受和状态。那是我返沪的两三周来,第一次正正经经的社交,能够通过连线看到朋友的脸和表情,在对话里面对自己真实的处境。因为疫情带来的多方影响(比如无法正常复工,被迫继续失业),我在家自我隔离了18天,只是偶尔出门买菜采购,下楼丢垃圾,和其他人隔着口罩保持远远的距离。

在那次对话里,我重新痛苦地面对「隔离」带给我的感受,既是物理状态的少出门、不社交,也是心理状态的自我封闭——

如果用一幅画来形容的话,就像是一个困在家里的面目模糊的人,身边有各种各样的物品堆叠,但TA的脸上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却看不清五官。

长时间地与社会切断,时间在一次次昏睡又醒来里停滞下去,自我面目也变得模糊和消散,我开始难以定义自己是谁,意识不到对世界与他人的爱意,好像也没法全心全意地爱自己。

而在一切被迫停滞的同时,我又承担着难以复工与收入骤停的压力,糟糕的新闻讯息,不断地涌过来,催促自己向前走。疫情使我不得不独自面对巨大的不稳定,我一边竭力地想要守住这种摇摇欲坠的日常,但另一方面安于家里,又让我感到愧疚。很多时候,我想自己原本可以在前线做一些事,报道、传播、感受亲身介入的力量,但现状只能困居在家,只有空白一片的身体经验,实在让人痛苦和困惑。

寻工:疫情中的肉身遭遇

自发隔离期满后,我开始觉得需要处理失业困扰,也想要在疫情里创造真实的身体经验。借着寻找疫情期各式兼职的契机,我试图用肉身体验来沪普通劳动者的遭遇日常。

第一个打电话给我的招聘中介,是沃尔玛超市的外包招聘,急需分拣、收银、打包等大量兼职人员,时薪22元,按4-8小时排班,防疫设备齐全,唯一的障碍是我没有健康证。而市场监管局的文件反复强调,如果要从事超市餐厅等食品接触的工作,就必须提交时效一年的健康证。

我只好出门去办健康证,过程却比我想象中更崎岖。周五清晨,公交车的后半程只有我一个乘客,我紧张地走进门诊楼咨询,却发现医院关停了许多科室,其中就包括体检中心。紧急查询之后才发现,疫情之下,几乎所有的上海医院(包括各地的医院)都关停了体检中心,健康证自然无法办理,回家后我又给民营医院和民营诊所打了一圈电话,理由相近,体检业务不是关停就是尚未复工开业。最后只有一家医院在电话里告知可以办理,但如果是来自重点关注地区,就需要居委会开具已隔离14天的书面证明。

办健康证之路暂时搁浅。

不久我又收到另一份兼职,在陆家嘴金融大厦的外企集团顶岗五日的前台。在正式接受这份兼职之前,它的要求是春节期间没有离开过上海(最好是上海本地人),随后招聘中介又向我索取了隔离登记表、健康申报表各一份,其中一份给中介公司,写明我的隔离与行程,最后手抄承诺书签名;另一份则是交由外企公司,提交自己的行程与无症状。

去上岗的当天,一路上感觉自己在通过重重关卡,出小区带上自己的小区出入证,进地铁测量一次体温,在大厦入口既要面对摄像头(也许是个红外温感系统),还要凭身份证领取带有身份证号码的大楼出入证,在到达公司前台,我又被测了一次体温,顺便扫码领取了公司发配的医用口罩。

复工进入大楼就要经过重重阵势浩大的安保检查,从体温到出示身份证、领取出入证,此前已上报所有工作人员的健康登记,身份证与姓名信息印刻在出入证上。

一整天下来,前台的工作其实枯坐琐碎,接转电话、快递订水、帮发防疫物资,和大楼保安保洁的关系反倒奇妙地亲密。因为滑入另一种更基础普通的工作,在外出创造身体经验的过程里,我越发感受到来沪人员实际面临的,因为疫情更加隔离和排外的社会关系,我也开始有余力整理这段时间以来的疫情观察。

健康码:当一个人变成“黑白码”“黄码”“红码”

这段时间里,我对大城市逐日加严的人员流动管理,常常有强烈的不适感。从年后公寓公司开始收集行程起,我在上海不断接到需要填报的信息,最初要填写《返沪、来沪人员健康登记表》,直到整个表格变成复工入沪的关卡审核必填,每天上报填写体温;到居住小区往信箱投递了不同颜色的小区出入证(自治管理证),并从次日广播需要凭证出入,在隔离期满后,来沪人员还要通过居委会换成绿色的一张纸;直到今晚,杭州开始的健康码也奔向上海,健康信息登记过后,就会生成电子健康码,其中分成黑白、黄、红三种颜色,代表每个人与疫情不同的状况,官方说出入小区、医院、公司、公共场所等,都需要出示电子码方可进入。

(左)为小区进出所需的出入证,含具体地址、来沪日期、来源、姓名等信息,红色为来沪租户,需在隔离期满后联系居委更换绿色通行证,必然要填写信息登记表。 (右)为公司大楼出入证,复工前健康信息、身份信息均被收集,身份证、所属公司与姓名信息均印刻在出入证上。

电子码中承载的公开健康信息,「包括该人员的姓名、年龄及近阶段体温、症状信息,后续还可以查看该人员近期的就诊情况和其他健康体征情况。」

通过以上三色“健康动态码”进行人员分类管理: 黑白码 可正常出行; 红码 可在解除医学管理措施后、出院后、排除疑似后转为黑白码; 黄码 可在入沪后实施14天的集中或居家隔离,连续填报健康记录后转为黑白码。

就这样,我们的每个角色身份都与疫情紧密关联,父母、职工、学生、租客/户主,每个身份都对应了一种疫情管理,彻底行政化。让我强烈不适的,不只是个人信息的无限索要,使得个体、个体身份信息、个体电子信息在大量场合绑定,而且不断每日重复;还包括“不把人当人看”的困惑,在这些看似文明的政策举措之下,我被当成了各种标签的划分,是否上海本地户籍,有无往来重点关注地区,是租户还是户主,是否完成隔离,就像一重重的等级标签。

最后,真实的个体被演化成一个个“黑白码”“黄码”“红码”作为代表,这些冷冰冰的电子码决定了你是否能够进出,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就像围绕终极健康的等级,产生了一种新的疫情下可能的歧视依据。

那天去办理健康证的路上,我忽然被一种强烈的感觉冲击,体验到一种极致的抽象的“健康”凌驾于我的身体。健康证成为一部分劳工雇佣的必需,以同样逻辑推断,是否意味着“健康”在城市之中,也成为企业雇佣、社会期待的至高点。通过对“健康”管理,就像入职体检一样,企业通过授权医院,获得了对员工身体健康的监控和检视权力。在我们面临的疫情健康管理中,这种个人私权的健康被广泛地授权让渡,甚至不论健康与否都大量公开,授权给小区、公司大楼、公共场所、医院入口的检视健康,所有人如临大敌地守在门口,拒绝“非健康”入侵其中的风险。

在劳工的处境里,健康既是入门入职的一块砖,又可能因为一旦健康失落,就被弃之门外。如果这样重新回看劳工的日常生活,有没有可能理解为,一旦健康证检查不合格,他每年都会重复一次被抛弃工作的风险。

而回到疫情,我觉得大家的恐惧不只是疾病本身,还有恐惧“非健康”而带来的所有社会后果。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不断加码管理的当下,被可能的“健康”拒绝,是否意味着被原本所倚靠的社会角色关上大门,所有可能的“正常”立刻变成绝对的“隔离”。我们每个人又能否承受这种风险?

在这个阶段,重新探讨“健康”在都市生活中的构建,以及围绕“健康”的管理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建构起的是什么,也许是分外重要的。

希望能够能和大家继续讨论这些日常遭遇,如有相应的书目推荐也相当感谢。

我的疫症生存报告:未知限期的被迫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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