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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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独立记者。关注与中国公民社会有关的所有议题。

雪访| 由傅聪想起了“星火”前辈顾雁

作者:江雪

寒光清冽的一早,看到音乐家傅聪在英国因新冠肺炎去世的消息。

对生于七零年代的人来说,自然是从《傅雷家书》中知道傅聪的,但其实对他并不甚了了,只知他是著名的钢琴家。如今,因他的离世,看一些资料,才发现他的独特。虽有那样沉痛的家史,他的外在,却和他的一生一样,透露着一种清澈的优雅。怎么说呢,完全不像他这个年龄的中国人(事实上,他是英国国籍)。看到张丰在朋友圈里说:“傅聪的启蒙在中华民国,技艺练成是在东欧,作为一个人是在自由世界英国获得圆满。一个幸运儿。”我想,大抵就是这样。

是啊,一个幸运儿。我想起了另一个人,和傅家有交集的顾雁——兰大“右派”、1959年大饥荒年代地下杂志《星火》的创办者、曾坐牢14年的“反革命”。傅雷是他父亲顾仑布的表弟,当年傅雷在这位表兄力促下得以远赴法国留学,并遵母命在出国前与朱梅馥订婚。顾雁比傅聪小一岁,天资才华,虽在别的领域,却并不输于傅聪。然而,他的一生,可不是那么幸运。

我打过去电话,顾雁刚吃完早餐。电话那头,笑声朗朗。听得出两年来未见,他身体还不错。他说已知道了傅聪去世的消息,因每日晨起锻炼,要打开手机app记录步数,结果今儿一早,手机上先跳出了这个消息。

看来英国的疫情真是重了,傅聪这个年纪,应该也不大会出门的。何以会感染?会否是上门做卫生保洁的人先感染?他在电话那头推己及人地揣测着。自妻子9年前去世,顾雁就独居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的教师公寓。日常他一个人生活,只有阿姨偶尔来打扫和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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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傅聪在上海出生。一年后,顾雁也在上海出生。顾仑布长傅雷8岁,1931年9月,傅雷坐船从法国回国,也是在这前后,顾仑布结束了10余年的海外留学生涯,回到了中国。表兄弟俩各自成婚,当了父亲。

1919年,顾仑布19岁,是中国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这批青年中,有一批参与了国际共运,顾仑布却没有。据顾雁回忆,因为留法青年们搞“共运”,国内给留学生的钱停掉了,不少学生去了莫斯科。顾仑布却对政治没兴趣,自己留下来打苦工,继续学习,在工厂里做工程师,一直到有一位美国老板要在上海开纱厂,他才回上海。他出国时19岁,回到上海已30岁出头,安顿下来结婚生子,次子就是顾雁。

在二十世纪初的上海周浦镇黑桥一带,顾家和傅家,都是大户。傅雷父亲去世早,母亲对傅雷寄望甚高,管教极严。留学法国的顾仑布,对这位聪颖的表弟很关切,中间回国,竭力劝说傅雷去法国留学。但傅母不同意,顾仑布想了办法,请了傅雷的姑母,以傅家人的名义,给傅母施压。傅母终于同意傅雷留学,但条件是傅雷要先与梅馥订婚。

这段往事,有一些零散的记载。在傅雷给傅聪的信中,也多次提到“仑布伯伯”。1961年6月26日,傅雷在给傅聪的信中写道:“还有,仑布伯伯要的东西也别忘了,我当年去法国全是受了仑布伯伯的影响与感染,事实上也得到他很大帮助,否则你祖母不肯让我走的,尤其是只身远行。要是我不去法国,很难想象会给你那种艺术教育。这一段历史你该知道,也该记住。而我对帮助过我的亲友,终身铭记在心,有机会就想报答他们于万一。”

这一切,也和顾雁的回忆相符。在他记忆中,父亲一脉的亲戚中,过从甚密的,就是傅雷一家。顾、傅两人,年轻时都去法国留学,后来也同在上海居住。顾仑布常去位于“巴黎新村”里弄的傅家清谈。抗战期间,日寇占领上海,顾仑布失业了,为养活家人,只身去内地找工作。全家陷入窘困。顾雁记得,有一次,母亲带他去傅家借钱。进了屋,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弹琴,见有客人来了,起身避让,那就是傅聪。他也记得,那天母亲和梅馥在一旁窃窃私语着,第二天,梅馥就让人送钱到了家里来。

那时顾雁也就五六岁年纪。他记得,有一次,又去巴黎新村,看到傅聪在弄堂口玩耍。但他们那时都小,也许是害羞,却没有在一起玩过。而他记忆中的傅雷,是瘦瘦长长的,并不总是那么严肃,总是穿长衫,不像父亲顾仑布,是常穿西装的。梅馥呢,穿布旗袍,亲切随和,虽然美,“但还没有我母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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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变天”了。那一年,顾雁15岁,和傅聪一样,已是玉树临风的少年。他记得,傅雷那时名气越来越大了。家搬到了江苏路,是一处花园洋房。再去时,已很少见到傅聪。只听说傅聪在学钢琴,拜了一位俄国人做老师,并且开始在电台演出,还有了演出费云云。全家人都高兴。再到1954年1月,傅聪坐上了去波兰的火车,要出国演出和学习了。

1950年代初,可能是傅雷一生最惬意的一段。作为翻译家的他,声望愈隆。他钟爱的儿子傅聪出国演出,也获得很好的成绩。“新中国”正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样子,知识分子们似乎都满怀希望。顾雁家也一样。1952年,他考上北京大学,哥哥顾鸿考上了交通大学。接下来,妹妹顾麋考上了上海师范学院,顾仑布心满意足。2017年,我造访顾麋时,顾麋回忆,在顾雁考上兰州大学的研究生后,父亲曾说了一句话:“我们家要结宝塔盖盖了。”那是1956年。

但1957年迅疾来临。“反右运动”展开,在全国,数十万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顾雁也是其中之一。他于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与方励之同班同学。1956年,他考上兰州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一年之后,兰大“反右”开始轰轰烈烈,他莫名其妙,就成了兰州大学少数几个研究生“右派”之一。

傅雷戴上“右派”的帽子,已经是在1958年。本来“反右”从1957年开始,此时已进入尾声。但上海在“反右补课”中,把傅雷补划了进去。据说,是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执意将傅雷定的“右派”,周扬还曾一度过问。但几经反复,傅雷还是被划成了“右派”。

1958年的傅聪,尚远在波兰。傅雷被划右派,肯定影响到了他。1958年12月,傅聪从波兰坐飞机去了英国。此前不知他是否也经过沉重的心灵挣扎。他的行为,在当时被视为“叛逃”。

 而被打成“右派”的顾雁,此时才刚开启了他生命里最重要的思考和行动。1958年,他和兰州大学的另外40多个右派师生,下放到甘肃天水劳动。随即而来的1959年,目睹大饥荒带来的痛苦冲击,他和另一位下放劳动的兰大“右派”学生张春元决意创办一份地下杂志,来唤醒民众和体制内“有良知的人”。苗庆久、谭蝉雪、向承鉴等兰大学生也投身其中。远在上海的林昭,则是他们思想上的“战友”。

"星火"的壮烈往事,已被独立导演胡杰拍摄的纪录片《星火》所记录。从2015年以来,我也做了一些寻访工作,试图去还原当年在我的故乡天水,“星火”前辈们所做的一切。我也是从那时起,和顾雁相识,听他讲述“星火”往事,讲他和林昭没有结果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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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初,25岁的顾雁从甘肃天水回到上海。那时,油印刊物“星火”刚出了第一期。刊首语是顾雁的文章《放弃幻想,准备战斗》。文字激烈,思考深邃,表现出“彻底的清醒”,至今被赞叹创造了那个时代前后的抗争者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度。

这是顾雁生命中短暂的平和期。回到上海,他才从父母那里知道,傅聪从波兰去了英国的事。也知傅雷因儿子的事,开始闭门不出。

顾雁也见到了久闻芳名的林昭。他带给林昭一份“星火”,从那时候,两人开始交往。那段时间,他们常常见面,一起去公园,看电影,也彼此写信。林昭的信是热烈的。

也是在那段时间,顾雁寻思以后可能搞不成物理了,不如学翻译,算是一条出路。他翻译了两篇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大约属于随笔。一篇是《磨坊主人》,一篇是《柏林之围》。翻译好了后,他让父亲带去给傅雷,请他修改,也有请他推荐,将来以谋糊口的意思。

他没想到的是,傅雷的回信很长。他自己的译稿也就20页,傅雷回信就有20页,竖版的毛笔字,洋洋洒洒,指出了译文中的100多条错误。做事一贯认真的傅雷,还告诉顾仑布,让顾雁到家里去,可以当面交流。

他自然是感激的,但并没有去。那时候的他,知道自己随时会有危险,不知道哪天就会出事。如果去了,很可能给傅雷带来麻烦。

他的谨慎是对的。"星火"暴露,1960年9月,顾雁在上海被抓。在其后的审讯中,其中一个指控就是他和傅雷密谋想逃亡香港。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他当然否认。事后证明,这条想象中的罪状,没有影响到傅雷。1961年,傅雷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在1966年文革的疾风暴雨来临之前,傅雷的生活,基本保持着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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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成了当年的反革命大案,顾雁被判处17年。他的同伴们,也各自领刑。1966年,顾雁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服刑,得知了傅雷自杀的消息。1967年,他和一批犯人被送往西宁服刑。

1968年,顾雁在西宁狱中接到父亲的信,信中不敢明说,只隐晦地写了一句:“林昭走上了夏瑜的道路。”他知道,她死了。

1974年,他因在监狱里的技术发明而被减刑三年,提前释放,被分配到劳改企业青海劳动机床厂工作,在技术科负责保管资料,同科室都是欧美留学回來的人,刑期才滿。那时说是就业,其实还是没有自由,外面是监狱的高墙,还有巡逻的解放军。

在那个时候,他又重新翻译了一遍《柏林之围》,自己觉得能满意一些。当年傅雷的教导,他还没有忘记。

1975年,作为“就业人员”,他有短暂的假期回到上海。那时候,他才知道,父亲已经于1970年去世。母亲讲起许多故人往事,告诉他,林昭在1962年取保回家,还没有重新被抓起来的时候,曾来家中去看望父亲,给他捶背,还为他买来点心。

他也听母亲讲起傅雷。大约是1965年,父亲病中,傅雷来家里看望,带了不少东西。他俩是无话不谈的。但谈着谈着,因为对毛的看法不同而吵起来。顾仑布对毛颇多批评,傅雷却认为,毛还是好的,都是下面的人不好。而且这么大国家,只有毛才能管得住如何如何。

说着说着,两个人大吵起来,傅雷气冲冲地走了,母亲也没能拦住他。

那是顾仑布最后一次见到傅雷。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在又一次遭受抄家的凌辱后,傅雷和妻子朱梅馥在江苏路的家里双双自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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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周浦河里摇船,岸边就是黑桥。有一次和母亲坐船,她告诉我,那河边就是傅家的老宅子。”顾雁说。

傅家的老宅如今成了傅雷故居。顾雁记得,那个宅院和自己家的老宅很像。

是2017年多雨的秋天,我过上海,专门去了趟顾家老宅。

从上海市区转了三次地铁,到地铁终点,再搭上中巴,摇晃了20多站,到“红桥”站下车。红桥其实就是原来的黑桥,晚清至民国,这里属于繁华集镇周浦,风光无限。如今只是一片没有特点的城郊风景。顾雁在电话那头给我指路,顺着他的指点,我在路边的村落里无头苍蝇般找,终于找到了顾家。

顾雁的一位本家亲戚闻讯拿着钥匙来给我开门,打开那个木门紧锁的院子,迎面而来,是一株金橘,树不高,但硕果累累,我摘下两个橘子,尝一口,酸甜。

这是一个小四合院,但只余了正房和一侧厢房。正房的一处屋顶已经残破,透下光来。但房屋骨架都好,能看出江南水乡古建的精致。房子里胡乱堆放着残破的东西。我顺着屋子走了一圈,想象着当年人物。在这里,曾住过顾仑布和他美丽的妻子。也住在这里的,还有顾仑布的大哥顾佛影,他是上海滩著名的诗人。顾雁的姑母顾飞也常来这里。她是上海著名的女画家,黄宾虹的弟子,文采风流,一时无双的人物。

1960年,当顾雁从甘肃天水回到上海,为避人耳目,专门回到乡下老屋居住。在当年的四五月间,张春元、谭蝉雪这对恋人,也曾來这里住过一段时间。

2017年的这个秋日午后,我在屋后流连,屋旁是一脉小河。河边芦苇、草木繁盛。屋后菜畦整齐,看门人不久前才打理过。我想象着这几位当年的热血青年,在为中国的命运痛苦思索之余,可否也曾在河边嬉戏,享受过平常生活片刻的宁静?

向顾雁确认,林昭没来过这里。但她的信来过。在1960年短暂的春天与夏天,他和林昭的往來信件有30多封。如今,它们封存在他的档案里。他想在这垂垂暮年,再次重溫,却不能够。

2020庚子年即将結束。这个小小的院落,如今,在等待被拆的命运。在即将到来的春节,顾雁要回上海,和妹妹全家一起团聚。而远在英国、因新冠肺炎而离世的傅聪,会再次成为亲人们追忆过往岁月的话题。

沒有任何坚固的事物,一切都将风流云散。2020年岁末,我在故园天水,晚来欲雪,访问痛史。以人相食、顾雁罹狱的1960庚子年计,是整整六十年;以顾仑布出生的1900庚子年计,则已是两个甲子。隐隐一线牵连的,一切不过是自由在此国的境遇。时代的灰尘如今也落在我身上。而这弥天之尘,又何日才能在晴光下消散呢。我不知道。

  2020年12月30日,于故园秦州

(江雪,媒体人,独立记录者。本文首发于微信公号“今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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