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雪

媒体人,独立记者。关注与中国公民社会有关的所有议题。

个人微信号被封记 -------信息难民何去何从? 兼问各位

必须承认,发现自己的个人微信号被封时,我有点发懵。

2月27日清早起来,我习惯性地打开手机,想浏览一下微信,却发现自动退出了。 没想那么多,我输入密码重新登陆时,页面上却跳出一句 : “该微信账号因涉嫌传播恶性谣言等违法违规内容被永久限制登陆,由于你的账号存有财产,可轻触‘确定’进行财产提取或转移。”

封号的事情我并不是头一次遇到。2015年6月,我完全脱离纸媒,决定做一个独立访问者(其实也就是独立记者啦,只不过公开场合从不敢这么说。在大陆,没记者证还在采访,还自称独立记者,那就分分钟可能被当作“假记者”打掉了)之后,这种状况就遇到的多了。

我在2015年7月开通了微信公号“雪访”,第一篇发了《阿潘探夫记》,写郭玉闪的妻子阿潘的故事。那时,郭玉闪还被关在里头,我借着去北京的一个机会,陪了阿潘去探监,写了稿子。又过了两个月,我去北京,采访浦志强律师的太太孟群,也陪了她去崔各庄的看守所外徘徊,写了8000多字的稿子——《一个律师妻子的这一年》。自己买车票,自己解决住宿,我的表达,实现了个人姿态上的完全独立。在大陆媒体17年,被审查被限制惯了,此时,我颇洋洋得意。毕竟,自己做自己主编的感觉,还是够爽的。

稿子当然很快被删。一般是文章能存活一天时间。尽管我在发的时候,尽量注意,例如凭着自己的经验,对所谓的敏感词,用字符隔开等等,但这些小把戏,挡不住审查的升级,尤其当文章的阅读量接近1万的时候,被删掉的风险也就增加了。

在发了大约有十篇文章,而每一篇几乎都会被删掉之后,“雪访”被封号了。我倒不惊讶。在大陆,只要公共表达,遭遇删帖封号就是常态。微博时代的杨海鹏,微信时代的王五四,被封之后的转世速度,往往令人惊叹,我没有他们那么大的执着劲儿,但也不愿任由宰割,虽然知道迟早要被封,但总是要挣扎一下的。就这样,我转世到了“新雪访”,又转世到了“新新雪访”,又转世到了“小雪访”,两年就过去了。如今的小雪访,在2017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互联网新规”棒喝下,发的东西少,暂时偏安一隅,苟延残喘着。

公号转世轮回的过程中,我还连累了一个很棒的公号“汉尊”,公号是几位著名的知识人做的,释义是“为了汉语的尊严”。我“独立”后,离开了媒体江湖,也离开了喧嚣,没有参加过什么评奖,但到2017年初, “汉尊”却給了我一个奖,把我评为“汉尊年度人物”,说是“冰河时代的见证者”(当然言重了)。并在公号上转发了我的雪访新年献词,题目是《2017 愿你不服从 愿你依然对自由敏感》。然后,“汉尊”公号就被封了。然后,它转世为“汉尊2”,暂时活着。

我在2017年那个残酷的四月,不仅公号“新新雪访”被封,新浪微博也被“炸”了。这个微博,我大约从2010年开始使用,为避免麻烦,没有认证,但也有1万多粉丝,其间经历了包括“南周献词事件”等各种公共议题的围观,都活下来了,没想到这时候被“炸”,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推断,是我转发了自己写的公号文章,采访了一个独立的艺术项目“居民”,文章中提到“4000万”,也就是雷洋案中外界流传的那个官方补偿数字。那段时间,雷洋案是网络上最大的热点,被盯的最紧。我的文章中语焉不详的“4000万”出卖了我。

所以,到了2018年的2月27日,按理说我不应该为封号惊诧了。可我还是有点发懵。事实上,我毫无防备。虽然从25日爆出“修仙”(修宪)的信息后,我转发的消息,全都和这个消息有关。但毕竟我只是转发啊。26日这天,我也只不过是转发了李大同、赵小凌、王瑛三位老师的反对声明而已。是的,我甚至没有勇气,直接表达自己的反对。可我,就这样被封号了。

因为账号里还有几百元“财产”,所以我还能够根据提示登陆上去。我发现,还有人在留言給我,我却无法像以往那样回复。我发不出去自己的话。那感觉,如同自己被关进了一个盒子,能看见外面,外面的人却看不见你。 我就这样体验到了一种短暂的虚无感。

清楚记得,是在2012年12月开始发第一条微信朋友圈的。那是和王和岩、刘虎等几位调查记者去巴黎参加一次调查记者的会议,旅途上有点小兴奋,发了巴黎街头美丽的夜景。算下来,到2018年的2月27日被封时,我在微信上已经玩了6年多。

2014年,微博上打“大V”运动之后,新浪微博越来越不好玩了,朋友们都越来越多地开始使用微信,我也不例外。也记得,使用微信之初,还有一些朋友发牢骚,抱怨说微信应该是个人生活圈,不应该老发社会议题。但没办法,在中国,因为公共表达途径的缺乏,任何一个个人社交的东西,很快就能呈现出媒体属性。我的微信,在经历了短暂的分享个人旅途的阶段之后,也很快暴露出媒体人本色,大多是公共领域的内容。

是的,即使在微信上,我也一直少有喃喃自语的时刻。于我而言,在公开的场合,表达心绪总是一件羞愧的事情。所以,我很少在微信里晒生活。打开我的微信,我关注的大多是社会政治议题,其实能一览无余地看出来我的价值观。至于生命性情,那些絮语,我是难得的去流露的。但偶尔有一些,那些文字, 是有温情的,也是我不忍丢失的。

又想起我的“雪访”公号。在不断转世的过程中,我写大饥荒中的右派老人,写2016年被判刑的夏霖律师,写被吊证的伍雷律师,写翻译《列宁传》无法出版的老人,写介入社会议题的独立艺术家,写我认为重要的话题。 我像依然在媒体一样,恪守着记者的伦理,自己筹集采访费用,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个真正独立的记录者,享受着某种自由和独立的幻觉。

当然,我是天真的。文章总是在最快地被删除。有时,不留一个痕迹。有一次,我转世了一个新公号时,要重发我在前一个被封公号上的文章,却被提示“文章已发过,为保护原创,不得再发。”我哭笑不得。

2017年也很快过去了。我们沉湎在微信带来的表达幻觉里一无所知。我和很多人一样,觉得转发一些重要的文章,是一种良心的义务。却全然不顾,那些文章很快就会变成一个个红色的被封禁符号。

但同时, 微信确实給肉身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便利。最重要的是支付。在大陆那怕一个七八线乡镇,菜市场、路边小摊,都正在普及“微信扫一扫”。我扫过“豆腐姐姐”,扫过“香香牛肉饼”。随时随地,出门不带现金已不是问题。在微信里叫车、订票,給朋友发红包,都无比方便。至于微信带来越来越多的“过多社交”,家里的八大姑、七大姨,都要加你微信,有时,你带着良心的不安将朋友圈设置为他们不可见,但有时又不得不开放给他们。这或许是一点小小的烦恼。

但我的一位好朋友一直在提醒我,放弃微信,别在猪圈中打滚。他早都弃绝微信,用电报群组浏览信息,在墙外的世界里游泳。每次见面,对我都恨铁不成钢。我辩解说,我觉得在墙内说话更有价值。他则提醒我,你早成了大数据的一部分,心甘情愿为新极权续命。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我总觉得,在墙外说话虽然爽,但在墙内坚持说话,即使有一个人听到,就有意义。

我也看到,微信确实很多时候是一个同温层,难以起到公共表达与传播的作用。可真要决绝地放弃,就一定好吗。微信,对今天的中国人,确实已是一个低成本连接的工具,普通人通过微信,通过一个个同学群、各种吃饭群、聚会群,甚至养生群,更容易找到彼此。这样的链接,真的就没有意义吗。

就这样,在微信被封之后的第二天傍晚,我还是注册了新的微信号。我添加了一些朋友,但很多朋友还是没有加上。原来通讯录上的1800人,如今,只加到了200人。他们 大多是公共领域的、价值观相同的朋友。

说真的,我有些意兴索然。我想,是否该接受朋友的建议,彻底离开微信,去寻找更开阔的表达空间。但又想,如果是在墙外,我们的表达不能被最需要接受自由信息的人看到,那价值是不是又打了折扣?

是放弃这样猪圈里的表达吗?还是我们的宿命就是要在猪圈里打滚,直到有同一天猪圈被掀翻?我不知道。我給朋友说,我不会那么容易受伤害,甚至并不怜惜自己言论不自由的处境,但总是想着如果发声,就应该让更多应该看的人看到。朋友讥诮地说,你是圣徒。我苦笑着,没回答他,我知道,我不过和无数的人一样,是中国互联网上的信息难民,就这样挣扎、徘徊,怀揣一个终极问题:如果猪圈不倒,我们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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