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底层的绝望

今晚深夜四姐夫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很沉重。他很沉重，我也很沉重。

他说，他找我的目的是借钱，想要出门做生意，需要大钱50万。他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关系和路径，无法生出这么多钱。他已经连续很长时间没法入睡，最近不得不去开中药来调养身体。在电话里，这一个跟我同龄的人，身上扛着整个家庭、四个孩子的重担，欲哭无泪的指责我，也指责自己的命运。

他其实并不是真的要借钱，他也知道整个家族的钱加起来连10万都不到，生意肯定也只是泡影，他只是快扛不下去了，头脑快爆了，需要倾诉。

四姐夫的家庭都是无业状态，跟我哥哥和其他姐夫的家庭一样，夫妻双方从未有正式工作。疫情前，夫妻俩靠着偶尔接单在村里里做点手工或者衣服缝纫加工，支撑着整个家庭，订单其实也非常不稳定，严重依赖上游的成衣商家，在单价上往往受尽压制。靠着这些零散的小工熬了好多年，没有任何一点积蓄，但是也把家里的几个小孩慢慢养大上了小学。

疫情打破了这一切，啥都没有了。坦白讲，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熬过来的。2月份的时候，怕被我姐知道，姐夫瞒着我姐跟我拿了三千块钱，之后就再也没跟我提过经济的问题。今晚，他几乎是带着泪水，但我隔着电话看不到，说，“你想像不到我这半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没有一丁点收入，但是家里七八口人都靠我养着。”

他说，他都快爆炸了。我懂。父母的压力下要建房子搞了一屁股债，自己又没有任何一丁点收入，但还是扛到了现在，膝下有四个小孩要养。谁都无法理解他，每个人都告诉他要承担家庭责任，要努力发展，他可以怎么办？

他头快爆了。这么多年呆在村子里，已经没有任何门路，但是走出去就有门路吗？现在他想着能够有钱可以来投资他的事业，这样就可以有机会翻身，好好的喘一口气。我很无情的指出来，没有钱、没有所谓的行业能力，怎么有可能？“要不要先出来打工”，我说得非常羞愧、非常犹豫，这根本就是另一个虚假的东西——就算出来打工了，他又怎么可能喘过气来？他还是要面对债务、面对家庭发展、面对子女教育，打工改变不了上述任何一项，甚至还要走上抛家弃子的流浪生涯。我自己也太清楚这个逻辑了，可是我又能给出怎样的回应？

那是一种无止境的绝望，一种千万重担压心头的憋屈、无奈、窒息，一种生活已经被打趴了，可是还得挺下去的可笑。是的，他似乎在嘲笑自己的人生，因为别人也在用这样的方式嘲笑自己，那种无法回应的期待和承担，还有那种无以复加的责任，他看不到光在哪里。

他指责我没有办法给家族带来任何的回馈。所有改变命运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因为我是家族唯一走出来的人，也是能够读书上学、见多识广的人，但是恨的是，我走上了一条辜负期待的道路。在村子里，养孩子就是一个家族的世代赌注，生多点，盼望能有一个带来荣光——而我是数十年来唯一有希望的一个，但令人后知后觉，我同样是带来失望的一个——期待改变命运，期待能有人可以带领家族的人走出困境、提拔一个成功的道路，期待能有个机会活得不那么痛苦煎熬。这是世世代代的希望所在。在我身上，与其说所有人只是不愿意相信希望已经破灭，不如说，他们的路已经走到尽头，而我即便不再是希望，他们仍然渴望会有奇迹——就像，他们渴望生活真的会变好一样。

我也很绝望。当我说出“还是要走出来”的建议，我都有点在嘲讽自己。熟知整个资本主义的规则，我又怎能有自信的讲出这样可笑的话语——这只是我给自己逃避的借口而已。我无法给他们开创一个希望的环境、或给出希望的路径，却最后不得不妥协将他们引导另一条同样充满剥削压迫的无产道路上，我只是在给自己找借口回避我的无力感。还能怎么办？

似乎，我本不应该有这样的责任/负担；但其实不对的，我在这样的机制下成长和被塑造，但我一次一次选择躲避来自原生环境的结构性期待。我破坏了这一个规则，并从另一个桎梏逃到了另一个压迫，在两者之间游走寻找那种可笑的自由和解放。我并非在自责，而是彻彻底底的感受到宿命的无能为力，身处底层的无奈。

我懂得那种痛苦。活在城市久了，麻醉自己不再去回味那可怕的窒息感，仿佛在所谓的反抗中重获了解放，但那只是虚幻的，一切只是因为我从未真诚的去面对这些痛苦，我姐夫们的痛苦，我宿命起源点的痛苦。是的，生活真的可以活得很表面性的开心，但现在在我看来，却是多么的可笑。有想象力的我们，铸造了一个所谓解放的想象；但没有想象力的人们，不得不在深夜啜泣，那种绝望缠身的恐惧感，是一辈子的宿命。

这一切的绝望，那么的真实，那么的令人窒息。生活就是这么可笑，从来不给一点光，只是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