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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翼的未竟之功——讀《A New Politics from the Left》

信賴社會民主的政黨再不能無視建制以外的民間力量便以為黨內改革可以一蹴即就。而就算他日工黨贏出大選掌權,如何與政黨以外的社會運動緊密合作始終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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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A New Politics from the Left
作者︰Hilary Wainwright
出版︰Polity Press (Cambridge)
版次︰2018年4月
ISBN︰9781509523634


此希拉莉不同希拉莉,這位活躍於英國學術界及傳媒界的希拉莉溫賴特,既是社會主義者,亦以女性主義者自居。英國脫歐膠着之際,首相文翠珊(Theresa May)迫不得已與現任在野工黨黨魁郝爾賓(Jeremy Corbyn)談判,這位被保守黨國會議員形容為「從政以來未曾將英國利益放在首位」,甚至被陶傑形容為「思想極左、熱衷社運的無能領袖」,當初正得到溫賴特的支持。在英國脫歐塵埃落定之後,故事或者要從溫賴特念茲在茲的新左翼政治說起。

溫賴特對於專家主導、效益至上的市場經濟批判多年,市場動向甚至產業發展往往都由掛着一堆銜頭的所謂專家說了算,政府也往往依賴這些專家意見決定許多影響經濟和民生的政策。換在香港的語境,政府執拗於過海隧道收費建議不能改動分毫,否則會影響分流效果,但公眾對於收費與車流量關係的演算過程卻不甚了了,對專家研究所得無從置喙;就算看似是需要專才學識的經濟範疇,中環精英的環球金融視野,亦未必及得上林太的地方智慧

面對上世紀八十年代戴卓爾夫人大力推動公共服務私有化,工會運動以及其他社區團體作為國家以外(Non-state)權力來源的角色便更形關鍵,迫使這些公營企業面向群眾,使基層知識及公共服務步向民主化,同時為社區自主和自治(Self-government)播下種子。但改革不能單靠口號,新左翼政治重視由下而上強調公眾主導的決策過程,所以其權力觀亦異於上世紀中葉的壟斷(Dominance)和宰制概念,而是講求個體之間相互影響帶來改變的轉化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y)。

既然知識的生產不再由權貴所壟斷,來自自身經驗而不能言傳的日常生活知識(Everyday knowledge)就顯得重要,此說可以上溯至布蘭尼(Michael Polanyi)提出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的概念,所以一方面要避免政府被這些專家或技術官僚(Technocracy)所騎劫,另一方面更要大力支援地區自然形成的經濟活動,推動由公民自發推行的另類方案(Alternative plan),技術官僚在大方向決定後才進場實行。共享相同社會目標(Social goal)的政府一方面要願意下放權力,另一方面亦要保障公民不被唯利是圖的企業和市場剝削。

因此工人運動的舵手要時刻警覺,其抗爭目標是效率掛帥輕視個體的市場經濟邏輯,而非僅僅保障個別機構員工的飯碗。當運動以社會最大的公共利益(Public benefit)為目標,選項也轉趨多元,可以是改革公營機構管理,也可以推動公私營合作協助機構轉型。私人及公共結盟(Civic-public alliance)更可視為公共服務改革的助力,過程中或許仍然有市場化的身影,然而箇中關鍵在於去中央化的參與式政治(Decentralized participatory politics)在決策過程中取代了市場經濟邏輯。這也解釋了溫賴特為郝爾賓背書的理由,並以其競選口號「For the many, not the few」為證︰即使郝爾賓不是個充滿個人魁力的領袖,但卻是個冷靜的運動推手積極為基層充權。

這倒是很社會主義的構想,甚至令人懷疑是否要還原古希臘城邦的雅典式民主,公民聚首在廣場裡議事決策。可惜就算是颱風也阻不了我們返工的決心,基層面對餐搵餐食餐餐清更別說在廣場揮霍時間高談闊論,民主制度於是便容易淪為貴族精英的私人俱樂部。所以溫賴特並沒有推崇雅典式民主,反倒是強調建立有效的資訊傳播渠道,透過公民之間的小型非正式聚會(Small informal gathering)收集意見和凝聚共識,哪怕只是三五知己聚首聯誼,都足以讓公共議題在私人生活場域發酵。

在互聯網和即時通訊軟件滲透日常生活的年代,這種構想尚且未算天方夜譚,但強調公民的自覺(Self-consciousness)和自律(Self-discipline),敢於發聲由下而上帶來社會改變,終究要面對搭便車(Free-ride)和責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的老問題,也是參與式民主的未竟之業。溫賴特並沒在書裡提出任何緩衝方案,但從郝爾賓以非國會議員身份、受活躍組織及環保人士支持下當選工黨黨魁說明,信賴社會民主的政黨再不能無視建制以外的民間力量便以為黨內改革可以一蹴即就。而就算他日工黨贏出大選掌權,如何帶領經濟轉型而不蹈希臘經濟崩潰成為「歐豬」的教訓,與政黨以外的社會運動緊密合作始終不可或缺。

這本在 2018 年春天出版的書清楚表明,要將郝爾賓在黨內的勝利轉化成工黨大選的勝利,但亦要擺脫工黨過往追逐議席甚於政黨理念的慣習,以基層主導的選舉工程爭取中間游離選民支持,再通過選舉合法地佔領體制(Occupying institutions)引領改變。儘管溫賴特並無宣之於口,但觀乎她提議就轉型內在的真正張力開啟更多有創意的辯論(Open up more creative debate to address real tensions in the nature of transition),則無疑是理論左翼應有的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

領袖始終不能沒有願景,但不可能欠缺群眾意識,正如書中結尾引用郝爾賓的一句︰「At the end of the day, human beings want to do things together. We want to do things collectively」。把社會裡每個個體從資本主義的原子化回歸集體,說是革命也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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