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起燭光，不應是受限制的舉動

過去多年，香港人對於六四，總有著不同的討論，由應否繼續關注這件事情、應否悼念事件中的死難者，到維園燭光悼念集會的處事手法，也有不少有識之士發表過各式的意見。近年，不少在六四之時尚未出生的年青一代，認為香港人更應關顧自身的社會運動和前途抗爭，沒有道義去悼念多年前中國的極權大屠殺的死難者。

2019年，逃犯條例修訂引爆香港的逆權運動，令這個城市（國家）出現了屬於這個共同體的傷疤和烈士。一種層面上，那些為了這個城市（國家）捨身抗命的，更不能被香港人忘記；但從另一個層面，八九年的北京和過去一年的香港，距離其實不很遠，大家也是要面對同一個屠夫極權。

但不得不否認的是，過去三十年，香港的六四燭光，已經成為了對抗中國極權的一種圖騰。自己對支聯會的晚會處理手法，縱是不以為然（自己拿一些團體製作的刊物，進場點起燭光細讀，『台』上的事自己其實不多理），但好些「有識之士」近年多番試探六四晚會的底線，如聲稱呼喊「結束一黨專政」是違法，已讓晚會在六四得到（任何管治中國的政體）平反前被覆滅的危機，有所增加。

只是，喪鐘實在來得比預期更快。武漢肺炎催生的（永續）限聚令，2020年，極權史無前例反對燭光晚會的舉行，加上港版國安法勢在必行，預料六四在可見的日子仍不會獲（任何管治中國的政體）平反時，香港人談論六四，且就此事點燃燭光而身陷囹圄的機會，亦變得更高。

不敢說若六四燭光真的被強行弄熄兼無法再點起，會對香港（甚或全球）的抗共路有啥衝擊，但我相信若果這一點光失守了，悼念梁烈士周同學等逆權運動的犧牲者，追究七二一八三一等事件的責任，會更顯舉步維艱。

昨晚下班時由公司信步去銅鑼灣，刻意繞道維園，只見光猛的大燈，照射著六個空洞的足球場，這並不是之後的一個晚上，維園該有的景象。今天晚上，無論你打算「勇闖」維園，或是參與遍地開花，都盼望能夠拿起手上的燭光，表現對極權的不屈服。

（本文不參與「談六四」寫作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