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情论成为回避民主的“万能”公式的思考

由于党内知识分子太少，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一再感叹人才缺乏：党员中80%以上是工人；而工人党员中，十分之六不识字，能看机关报《向导》的仅十分之一二，有阶级觉悟的仅十分之二三，能分清工会与党的关系者约十分之六七，还有十分之三四连工会与党的关系都分不清。（《引翔港部委关于各支部情况、群众运动及国民党工作的报告》1926年10月1日）

区委要求每个支部制作党员名册，但工厂的支部书记多不会写字，连制名册也感到困难。（《上海区委召开支部书记会议记录》1927年1月1日）

按照一些民众基于维护现有的选举制度而得出民众素质不高会产生“危险民主”的逻辑，那么面对中共党史中记录早期党内缺乏人才、素质普遍不高，该如何自圆其说呢？

让我们回到1788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约翰·杰伊（John Jay）以及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Jr.）出版了《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主张联邦体制，论述现行的邦联制的不足。其中的细节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在孟德斯鸠提出共和国国土要狭小的时候，他期待的标准比差不多所有这些州中任何一个的地域还要狭小很多。不管是弗吉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北卡罗来纳州还是佐治亚州，无论使用什么标准，都无法同他所论述的典型以及他所描述的应该适用于这一典型的条件相比拟。因此，如果我们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作为真理的标准，我们将会被引导至这样一种选择面前：要么立刻寻求君主政体的武力庇护，要么把我们自己分裂成为无数多个彼此嫉妒、彼此冲突和彼此喧嚣争吵的很小的共和国，成为持续冲突的悲惨温室和普遍被怜悯或者被藐视的可怜对象。

和我们如今想象的不太一样，显然，当时的美国出现了类似我们当前的争论，很多民众并不认为孟德斯鸠的理论适合这个崭新的国家，首先便是理论中的国土面积与现实不符，而且如果不拥护君主制度，就拿出共和国必将四分五裂人民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作为威胁。

而关于专制的拥护者，书中是这样写的：

专制政体的拥护者，从共和国历史的混乱中得出了论据，他们不仅仅反对各种形式的共和政体，而且连公民自由原则都反对。他们公开谴责所有的自由政体，认为它们与社会秩序不协调，并且他们憎恨这些政体的拥护者及其党派，还为此而得意洋洋。

同样的还有：

由于民主政体中容易发生这种危险（暴力党争），民主政体的支持者们对这一缺陷感到非常害怕，因此对于任何计划，只要不违背他们所遵循的那些原则，同时又能够提供恰当的措施来补救这些缺陷，他们都会予以高度重视。事实上，公众会议中出现的缺乏安定行为、缺乏公正行为以及混乱的状态，一直都是使民主政体频频灭亡的致命弊端。而这些情况始终是反对自由者特别喜爱的话题，其效果也最好，因为他们可以据此开展那些似是而非、慷慨激昂的雄辩。

读到这里大家是不是感到熟悉的味道：国家太大/太小，民主的“缺陷”构成了反对民主自由，拥抱专制的理由。倘若当初选错了制度，拉美地区民族解放运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开始，世界史也将被全面改写。

到此可能会有人回到开头提到的民众素质说，也许会这样反驳：“即便如此，如果民众素质不高的话，民主制度导致其他极端的情况出现比如说选举出希特勒。”在笔者看来希特勒的上台恰恰反映出是民主缺位制造的悲剧。纳粹党利用了魏玛共和国宪法法律的缺陷，不成熟的政党制度，混乱的经济状况，以及利用民众中渴望“救世主”的心理，葬送了民主。

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作为见证者这样记录：

在1933年之前的数十年间，我们德国人听到各种各样对民主的批评，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有的指责民主，有的全盘否定民主......有的是暗中营造声势，以造反求变的要求为全能统治开路。有的是公开对抗，向所有的不满者发出号召，让所有的贫困潦倒、作奸犯科的人都怀有解决困境的希望，为他们描绘一幅虚假而炫丽的未来帝国的图景。

徐贲认为：

雅斯贝尔斯坚持，民主是群体朝越来越理智、越来越理性的方向发展的唯一通途。正是因为许多德国人曾对民主丧失信心，希望找到一条高效政治的捷径，才导致希特勒的上台。德国人民因此不得不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台湾如今是一个民主社会，但同样地也曾面临过类似问题，国共都采用了同样的话术，在1980s，《野火集》收录龙应台的文章里，这么一段话：

第三種常出現的反應，尤其來自官方，是說：「那是西方的，不合國情！」這「不合國情」是個很重的大帽子，一方面罵人家崇洋，一方面罵人家不切實際，一方面也擋住了改革的呼求。什麼建議或觀念，只要加上「西方」的標幟，就容易以「不合國情」來打發掉。而事實上，凡是「西方」的，不一定就「不合國情」，「不合國情」也不表示不能做。公德心不合國情吧？我們要不要公德心？近代民主是西方的，我們要不要民主？守法似乎也不合國情，我們要不要守法？

当国情论成为借口，话语权被垄断，宣传口径都在指责民主自由，不一样的声音被打成反动，用一种声音满足他的逻辑闭环，这一切都用来为他的权力服务时，普通人如何分别真与假，善与恶呢？用“谣言”？在笔者看来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只有号称“万能”的制度才是“无能”的制度。民主自由是一个过程，不是永恒的停滞的状态，需要一个开始。遗憾的是如今我们居然还在讨论民主自由这当代社会基本共识的事物应不应当存在于我们之间。如今仍有人不厌其烦地拿苏格拉底之死与纳粹党上台举例，试图给给民主定罪，可曾想过，专制制造的悲剧，一个普通人都能举出数十条数百条吧。两千年多年也就只能举出这两个不准确的”例子“。

没有自由的讨论空间，很难想象会迸发出多么伟大的思想。当然这也许便是他们的害怕所在。

没有写什么很有价值的东西，只是整理了一下前人的作品。

于《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实施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