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男人们委屈吗

最近的货拉拉事件中，因为司机擅自绕路而且拒绝沟通、导致受害者女生过度惊慌甚至跳车身亡的过程引发了许多不同的解读。一些批评女生缺乏社会经验、过于抠门、反应过激的滑稽观点不值一哂，已经得到了很多人的有力反驳；这个事件所折射出的平台剥削问题也已经有人提到，因为司机的不满其实本质上来自于平台对服务价格的过度压缩。显然，这个事件中获得最多讨论、也最值得反思的议题是男性与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截然不同的安全感。这个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针对女性的各种暴力再次得到了广泛讨论，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男性眼中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女性生活中其实是最自然的求生反应。

女性的不安全感已经得到了很多说明，很多自认为讲道理的男性虽然无法感同身受、但依然选择理解。但是，即使是这些讲道理的男性，在面对许多女性立场出发的讨论时依然会感到愤怒或者委屈。他们在货拉拉事件的讨论中感到愤怒或者委屈的关键在于，少数男性的问题、错误或者罪行被一般化为所有男性的问题。这些崇尚讲道理的男人们疑惑，明明只有少数男性有暴力倾向、可能有变态行为、会猥亵女性甚至犯下强奸罪行，为什么这被放大为所有男性的问题？进而言之，在很多女性眼里，所有的男性都变成了潜在的变态、潜在的家暴狂、潜在的强奸犯。所以，女性在生活中谨小慎微、不敢和男性同行夜路、小心和男性同乘电梯；遇到了货拉拉事件这样的情况，容易产生怀疑、惊慌、失去理智的应对。

不难想象，每一个自认为正常的男性，都可能因此感到委屈、愤怒、愕然与不公。毫无疑问，没有一个人想要被当作潜在的侵犯者、犯罪者。所以，男人们很委屈。不理解他们的委屈的人，显然是在用一种过于一般化的方法来谈论男性。这种看法过于一般化地谈论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伤害，所以是挑起性别对立。

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这样的逻辑几乎是一种女权主义的逻辑：反对过于一般化的针对某种性别的刻板印象，在一般化之中发现与尊重个体的独特性与差异。为什么女权主义者双标了？

反对过于一般化的刻板印象，往往是在反对歧视的语境中出现的。例如在工作语境中，认为女性欠缺抽象思维能力、认为女性不擅长工程师或者管理型工作，这是一种针对女性的、贬低性的一般化看法。在这种语境下，反对歧视的方式之一即是发现与尊重个体的独特性与差异。在这里，错误的一般化看法是和性别上的歧视紧密相连的。女权主义者反对这种错误的一般化看法，因为它归根结底来自于作为优势群体的男性，它的基础是一种贬低女性、进而削弱女性社会经济地位以及道德价值的偏见。

那么，“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是女性的逆向偏见吗？它的基础是一种贬低男性、进而削弱男性社会经济地位以及道德价值的偏见吗？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担忧与指控，归根结底来自于大量女性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来自于整个社会中女性相对不安全的处境。这种不安全的处境不仅是个体性的（体力比较弱、打斗冲突经验比较少），而且是系统性的（保证女性安全的基础设施与安全措施的缺失，女性在遭遇各种性侵害时获取救济的困难，各种公共部门对相关问题的缺乏重视、甚至是对男性侵害者的维护，以及整个社会缺乏对这些问题的基本共识，等等等等，不胜枚举）。所以，这种所谓的逆向偏见和传统的性别歧视是不同的。它的来源不是某一个优势群体，而是源自相对弱势群体的某种自我保护机制。因为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些系统性的歧视或风险，所以女性通常更容易对这些问题共情；对于很多男性来说，这只是又一个“上层阶级的孩子意识不到阶级”“特权者感受不到特权”的古老案例。享受了“安全感”这个特权的男性，意识不到在日常生活大部分情况下免于身体伤害与性侵犯的恐惧也是一种特权。因为不知道这是一种特权，所以他们认为纠结于这个议题的人大惊小怪。因为对于同一个问题拥有迥异的看法，所以他们感受到了性别对立。

在某种程度上，当一个社会中充斥着男性主导的“强奸文化”时，“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的恐惧心理甚至并不能削弱男性的道德价值。“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的普遍认知并不是空穴来风。当一个社会的文化鼓励男性在追求女性时死缠烂打，在遭到拒绝后可以用stalking的方式继续表达爱意，性骚扰被当作无理取闹的小事，在亲密行为的几乎所有阶段都不要寻求正面同意，最终在各种亲密关系暴力中都很难得到救济时，女性才会如此普遍地感觉到自己是被“捕猎”、被“掠夺”的对象，因此也就产生了“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的恐惧心理。在这种文化之下，作为侵犯者的男性的道德价值并不总是会贬低：能够“占便宜”的正面评价和“性侵犯”的负面评价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甚至界限模糊。

当然，经过公开又坦诚的讨论，有些男性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他们认可了女性的不安全感，他们同情女性的处境、衷心地希望女性可以感觉到安全，他们也支持一些保护女性的公共政策。他们不仅不是强奸犯，而且还是平权支持者：他们可以算是“好的男人”。但是好男人三个字不会写在脸上、在网络上也没有头像认证，所以在日常互动与网络讨论中，他们还是会被归入男性整体，被评价为“普通却又自信”，甚至被警惕为“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这些好男人们委屈吗？

好男人们感到委屈，因为他们感到冤枉。但是在不平等的性别结构中，这些好男人们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正直、同情心甚至是女权主义信仰而失去男性的特权。从家庭到学校、从专业的选择到职业生涯发展、从日常互动到政治经济机会，仅仅因为生理性别为男性就可以享受的特权数不胜数。任何愿意花上片刻时间反思的男性，大概都可以轻易列举出人生不同阶段享受到的种种特权。具体到安全感的讨论中，尽管很多人可能不愿意承认，但是事实上，好男人们往往也在强奸文化中受益。即使好男人们不享受那些“过于直男的”、对女性有敌意的各种工作氛围（例如充斥着黄段子的工作场合），他们并不会因此受损；不参与办公室的“黄段子”并不是男人们感到自豪的理由。沉默的“搭便车”受益者，依然是受益者。这就如同一群劫匪养活着一个造房子的人，受劫匪供养、给劫匪造房子的人并不因为他没有参与抢劫杀人而免于罪恶。在亲密关系中，即使好男人们从不死缠烂打、没当过stalker、对性骚扰非常敏感、强烈谴责强奸犯，他们并没有停止从强奸文化中收益。首先，即使好男人们偶尔犯错，他们在这样的整体社会文化氛围中更容易被原谅。好男人们在亲密关系发展过程中的每个阶段也绝少心理负担，甚至往往拥抱“接受自己的身体”“正视自己的sexuality”这样的性别观念，但是他们忘记了，亲密关系中的对方却是背负着沉重的性别负担在面对与思考同样的概念。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男性愿意在亲密关系中“接受自己的身体”时，女性往往要考虑的绝不仅仅是亲密关系中的对方，而是整个社会对于女性身体的各种苛责。毫无疑问，男性会在这种不对等中受益。好男人们在强奸文化中得到的好处还体现在他们不应得的道德价值中。正是因为强奸文化为男性设立的标准如此之低，稍微表现正常的男性往往就成为了支持进步的“好男人们”。

一些好男人们愿意给自己贴上女权主义者的标签，这当然是相对进步而且勇敢的。可惜的是，其中很多人似乎将女权主义者的认同当作一种勋章。这样的自豪感不仅是虚无的，而且有时让人感到好笑。性别平等作为现代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原则，获得男性的支持并不应该被视为某种值得褒奖的例外情况。将女权主义者标签当作一种男性进步的勋章，就如同出门时因为自己没有忘记穿衣服而感到自豪一样可笑。事实上，在男性优势社会中，男性选择支持性别平权的成本本身也低于女性，因为他们并不会因此轻易丧失他们的所有特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好男人们虽然认同女权主义，但是他们并不会随时如此宣扬。与此同时，男性主导的社会并不会默认男性是女权主义的支持者（或许少数社会学系这样的学院环境除外），所以，一些好男人们既获得了支持平等的勋章，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也不会因为“冒犯性的价值主张”而得到男权社会的任何处罚。

很可惜，很多好男人们不仅忘记了（意识不到）自己所享有的特权，往往还意识不到自己正在侵犯女性的安全感。不希望女性抱有“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的警惕感，本质上是想要无视当前社会中普遍的性别不平等与性别暴力，转而建立一种没有现实基础的心理秩序。好男人们希望夜晚找独行的女性问路、和独居的女性一起走进电梯却后按楼层不会被女性大惊小怪，本质上依然是是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愿望。这种愿望要求女性无视当下的社会现实，在此时此刻和他们共享片刻“人人都是好人”的乌托邦。但是好男人们忘记了，免于歧视、免于恐惧的乌托邦从来都只属于男性。所以，当好男人们按照只属于男性的平等规则行动时，他们经常正在侵犯女性的安全感。

在很多支持性别平等的男性的想象中，性别平等的工程就像是爬山，女性或许暂时落后，但是他们愿意拉她们一把，甚至不惜为此暂时停下脚步；在某些议题上，性别平等的过程确实如此。但是特权之所以被称为特权，是因为少数人享有了他们本不该享有的东西；这时性别平等的工程就像拔河，一边的进步必然意味着另一边的退步。在安全感的议题上，女性所承受的伤害与恐惧感往往来自于男性将这个世界视为一个没有规则的性乐园。没有人喜欢突如其来的规则与限制。但是，不愿意放弃特权的好男人们，真的是支持平等的好男人吗？

所以，当所谓鼓吹“性别对立”的女权主义发言在抨击作为整体的男性时，那些好男人们委屈吗？好男人们不仅不委屈，而且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因此感到委屈或者不满的好男人们往往依然是性别不平等与性别暴力的潜在支持者。特权者往往感觉自己的特权是与生俱来的（entitled），即使在他们好不容易意识到自己的特权时，他们依然摆脱不了“这是我应得的”的感受。对于“好男人们”来说，接受平等观念往往只是他们迈向女权主义的第一步，而且是最容易的一小步（同意人人生而平等到底有多难？）；在他们的特权刚刚开始遭受质疑时不要感到委屈，应该是好男人们的下一个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