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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學會聆聽

讀書筆記・許知遠《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

許知遠著,香港中和出版

許知遠的梁啟超傳記三部曲的第一部,從出生寫到戊戌變法。許知遠在序中說起為梁啟超作傳的緣起:「我感覺,在歷史書寫中,他至關重要卻又面目模糊...他的思想與性格、希望與挫敗,他的內心掙扎,與同代人的爭辯,都很少得到充分的展現與分析。」


說是梁啟超傳,也是十九世紀維新份子的群傳:口若懸河、自大狂妄,自詡為「聖人」的康有為;俠士風骨、情感豐富、但坦白說有點有勇無謀的譚嗣同(他夜闖袁世凱府,要他發動政變,還以你不答應我我就死給你看的方式威脅袁世凱,「如不許我即死於公前」,又反過來要脅袁:「公之性命亦在我手中」)。


事實上整派維新人士都有點好高騖遠但提不出具體有效、可執行之改革方針,也缺乏執行能力,康有為動輒給光緒上擲地有聲的萬言書,做起事來卻是雷聲大雨點小,在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康有為倡議開設強學會,以求中國自強之學,這個年輕一輩的新組織收到了年長一代的掌權者的支持與贊助,張之洞捐了五千兩白銀,盛宣懷捐了兩千兩,袁世凱捐了一千五百兩,但卻又缺乏遠視包容地拒絕李鴻章的三千兩捐款,然而這個外國人稱為「改革俱樂部」的強學會最後什麼都沒有做出來,除了發行內容編譯自路透社、《泰唔士報》及各省報紙的《中外紀聞》(此前康梁才剛辦過一份名稱及內容都翻抄自傳教士李提摩太辦的《萬國公報》的同名報紙),搞了強學書局,買了大量會中自詡為革新者的清流派翰林們毫無興趣的世界地圖、科學儀器,在學會被彈劾後潦草收場,成員們各自倉皇逃匿,倒是擔任《中外紀聞》主筆的經驗為梁啟超隔年出任《時務報》主筆奠下了經驗,《時務報》牽起了巨大的迴響,也讓二十來歲,只有舉人功名的梁啟超聲名鵲起。


誠如序言,許知遠在書中不諱言梁啟超同代人的性格特質與缺陷,也不避談他們的紛爭與傾軋,像李鴻章在甲午戰爭後地位聲望降到谷底,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派得勢後卻一事無成。也包括梁啟超與汪康年、黃遵憲等人在1896年合辦《時務報》,雖然獲得巨大的成功與聲望,但梁汪兩人也在不到兩年內就拆夥。但梁啟超的性格面貌對我來說仍然不是那麼清晰...


小時候的梁啟超是神童,十二歲時中了秀才,十七歲又中舉,同歲春闈會試失敗後,遇見了當時還只有監生功名的康有為,一見傾倒,拜入康門,追隨康啟超的過程中,梁啟超倒也不是不知道老師的缺陷,他曾對引介康有為給他的同學陳千秋抱怨老師「對於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從我」,但他成名後從未公開違背康有為的主張。這對師徒在革新與守舊中也都展現了矛盾,他們既痛恨傳統教育及八股文,梁在為《時務報》撰寫的《論幼學》中這麼批評:「未嘗識字即授之以經,未嘗辨訓,未嘗造句,而即強之為文,開熟未及一月,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之語(《大學》首句),騰躍於口,洋溢於耳」、「學文數年,而筆下不能成一字者,比比然也」,卻又熱衷功名,梁啟超屢屢參加春闈,只是始終沒能中進士。他們批評帝政,否定君權,在《時務報》中說皇帝是「民賊」與「獨夫」,厭惡滿人政權、認為滿人的統治導致中國的衰退,但在他們終於蒙光緒召見後都改變了他們的想法,讚嘆皇帝的英明能幹。許知遠這麼寫:

也有可能,僅僅接近權力本身都令人陶醉。康有為已經改變了看法,到處宣揚皇帝的英明。康是個權力崇拜者,他既然將孔子塑造一個可以改制的有權者,當然也希望將皇帝塑造成彼得大帝與明治天皇,借強人之力來推行自己的理念。


梁啟超才智過人,但似乎又缺乏定性與耐性,擔任《時務報》主筆不到一年,又受湖南巡撫陳寶箴及其子陳三立(陳寅恪之父)之邀,前往長沙出任新成立的時務學堂的總教習,教書不到一年後又跑回上海,並入京參加會試。入京後他與已失破臉的汪康年公開惡言相向,甚至透過宋伯魯上了一份奏章,把梁啟超描述為《時務報》的創辦人,建議讓梁啟超接手《時務報》,將之改為官報,令各省督撫下命所屬機關學堂訂閱,而官報還將審查所有報刊,糾正「議論悖謬記載不實者」。

這份令人瞠目的奏摺可能出自康梁之手,也象徵了這對師徒迅速膨脹的野心。權力,甚至僅僅是接近權力本身,就改變了他們根本的看法。上海的自由氣氛鼓舞了《時務報》的崛起,也正是在這份報紙上,梁啟超曾經批評官僚權力扼殺了民智,如今他卻要借官僚權力來收回報紙,還要代替皇帝來檢審這些民間聲音。


整派維新人士也都展現出巨大的矛盾,他們當中多是聰明絕頂、博覽群書、精力充沛之士,但卻又同時缺乏實際政務經驗,如前述的強學會,在戊戌變法中更加如是,他們志在強國振民、力求革新,卻又分心於結黨鬥爭與權力傾軋,也許是這些矛盾的展演讓我說不清梁啟超的性格,第一卷以變法失敗、梁啟超展開逃亡生涯結尾,收卷時,我甚至不確定我是否喜歡傳記的主人翁,但也許這些曖昧、衝突的面向也都構成梁啟超的一部份。我仍對對流亡生涯將給梁啟超帶來什麼改變感到好奇,我也想知道他在這當中結交的人物與際遇。如台灣霧峰林家的林獻堂,深感台灣在甲午戰爭後割讓給日本之痛,聽聞梁啟超流亡日本,特別在1907年前往拜訪,求問台灣人如何在日本差別待遇統治下自處並追求自治(詳見陳翠蓮《百年追求卷一:自治的夢想》)。


這本書確實是個好的傳記、歷史書寫,有慎密的考察,而不是被喪權辱國的屈辱與哀愁的預感充塞,在歷史的當下,沒有人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歷史已經發生後,很容易再回頭辨認先知與愛國志士,但在當下,無數的預言、憂國憂民,我們並不知道哪一種會變成真的。如果我們回望我們的世界,頭條滿載各樣的災難,每一天都充滿了世界末日的徵兆,除了真的世界末日,或說真的徵兆潛藏在其中,無可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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