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亂世中，活得像個人樣——韓麗珠《黑日》

昨天把韓麗珠的《黑日》在一天之內看完，早上在kindle上買了，晚上就讀完。買那本書的trigger，還是因為讀到@WrightFu 無語問蒼天系列文，記五十多名因反國安法而被逮埔，被要求於週一提前報到，然後當中有四十七人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然後我去立場看了他們在自由最後一天都做了什麼的短片，其實沒什麼，但我還是哭了。然後我就想，我太久沒有關切香港的事了，禮拜一晚上，國際新聞跑馬燈也似地播報這條新聞，只用了十秒鐘的時間。

我因為始終無法讀韓麗珠的小說（二度把《空臉》從圖書館借出來，又二度讀都沒讀就還回去），而在這本書在去年出來時動念卻還是先跳過（幾個禮拜前這本書拿下了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這本日記形式的《黑日》，卻是一個小說家，以作家思考、觀察事情的方式，記香港2019年四月到十一月的事。

這些文章最早也許是在臉書發表，而我曾說過我不太能讀臉書變成書的東西，在這年頭，當然不可能有「發表在臉書上的文章不配變成書」這種過時的情懷，畢竟一篇臉書文的按讚數，可能遠遠超過一本書的首刷量。而是我曾讀過一本很明顯像是臉書文集結的書，而那對我來說完全無法構成一本書；各自抽開來讀，或者在手機上刷到，都會覺得真是棒，但是印成書，卻不足，那些篇章放在一起，並沒有一個同一本書的概念。同理，有一些由報刊文章、專欄集結的書，我讀來也覺得缺乏一本書的份量，不是主題鬆散（這點還算好處理)，而是同時重複又不夠深入，作為單一篇幅的專欄、散文閱讀，作者精彩犀利的地方一下就跳出來，甚至有一兩篇讓人激賞無比，但一篇一篇讀下來，侷限也開始顯現。

同樣的問題，卻不出現在《黑日》，在看這本書的簡介時，也會想，這樣一整本，會不會太稠密了？讀到中間時，我一度以為這些文字會讓我感到太痛苦（想像把2019年香港發生的事一次吸收完）。但最後我還是無法停止地當夜就讀完了這本書。

《黑日》好看，這樣形容不太對，或者說《黑日》之所以是compulsive reading，也許就恰恰在於韓麗珠是一個小說家。她是以她作為小說家理解、觀察、參與世界的方式，紀錄那八個月間的事件。你以為那些日記的內容會重複：反送中運動不斷升溫，你以為局面已經夠壞了，但執法者彷彿每日都在重新界定何謂底線。在那樣的情況下，香港人的情緒反應，何能不一日日走向壞死與絕望？但八個月的日記讀下來，不但沒有重複的感覺，那裡面甚至沒有太多論述，沒有太多試圖站在制高點，想要說服誰，以為去個人化，就可以抵達某種所謂「客觀」或「大格局」、「大敘事」的論述（我們太熟悉那樣的角度，說那樣的話的人)。

那是人的故事，一個普通香港人，身處風暴下的故事。這些日記裡有的，是人的情緒（的確也包含悲憤與其他種種)、人的思索、人的痛苦，並在痛苦中努力繼續活得像一個人。她並不每一天都身處暴風眼或新聞事件最前端，有時候，她寫貓的事，寫在她書房冷氣上築巢的斑鳩；有時候，作家去旅行，去外地參加講座，去法蘭克福參加書展（把城市揹在身上，向異地的人述說香港的事）。

作家用自己的精神與肉體參與見證發生的事，在這齣以新聞與大事件形成的劇場中，顯現了人如何作為一個人。不管事件怎麼發展，透過這些思索，作家始終努力活得像人，她也堅持把其他人當人，不管他們站在哪一邊。

察覺這裡每個人都是整體的一部分，所以並不存在「敵人」，要是把所有對立的人以「敵人」相待，不久，四周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敵人」。只有連結才有出路。

關於暴力與非暴力，她這樣寫：

「暴力」這個字詞是在什麼時候失去了原來的意義？究竟是在它成為了譴責對立者的武器，阻止對方的行動進一步升級的時候？還是，當這裡被一種巨大的痛苦籠罩，人們既看不到出路和希望，只能把加害者的形象投射到對立者之上，以為他們就是令自己痛苦的源頭？也有可能，是在人們心裡的恐懼、不安感和不信任感愈來愈多，再也沒有足夠的空間儲存善意和慈悲的時候，從扭曲的心眼看出去，陌生的他者就像蟑螂，必須懲罰他或消滅他，以重新建立自我保護的秩序。

非暴力並不會終止暴力，有時候，這甚至會招致更大的暴力，因為，暴力在許多情況下，並非因相近的暴力而激發，而是恐懼。極權害怕孩子似的實話實說的人，以及，讓一切變得透明的純粹，於是，許多不為什麼只為了心裡信念而走到街上去的人，便被打得頭破血流，又有許多淫穢的手，襲向女子的胸口，而受害的人卻被拘捕。儘管如此，堅守非暴力，只是為了拒絕成為暴力的一部份，以及，突顯暴力之惡。

關於極權，她寫：

極權的意思，並不是你做了什麼，他們才會開槍，而是，什麼也不做，他們也可以發出子彈。

極權所操弄的恐懼，不明言禁忌是什麼，讓人們透過如黑洞般的恐懼感去猜想，愈來愈多範疇的事也不敢過問，從不敢說出以至不敢思考，從不敢和別人交換訊息，以至不敢對自己誠實。白色恐怖所毀掉的不僅是道德和常理，也是對自己坦白的勇氣。

制度的暴升級至某個層面，就是在剝削每個人的尊嚴，執法者不是為了犯法的事而作出拘捕，而只是，那些執法者認定了，你的腦子裡有他們不喜歡的想法。不是因為你抵抗而被捕，而是因為你的意圖而被捕。

然而這卻不是一本一本憤怒之書、控訴之書、天問之書。在感到憤怒與仇恨的情緒湧上時，她反思佛經裡的教訓：

惡和善其實是雙生的，一體兩面的事物。每個人的心都有善和惡的種籽。恐懼吸引恐懼，憤怒吸引憤怒，仇恨吸引仇恨。

抑鬱是修練慈悲的機會。 那天結束時，我會在床上數算此生值得感恩的人和事。睡眠即小死。另一天，如果有機會醒來，我知道，那是倖存的生命，即使那也是抑鬱的一天。

對我來說，問題就在於如何「不去怨恨傷害自己的人」。憤怒的時候，那麼想要讓加害自己的人下地獄，可是，真實的情況卻是，憤怒讓憤怒者創造了地獄給自己居住。忍辱大師洞悉了，自己是業的承受者，而暴虐的歌利王被心裡淫穢的念頭掌控，所以他看見了大師和王后談話便看到了偷情的景像。歌利王雖然對大師行了酷刑，但他行刑的真正對象卻非大師而是自己的無明。大師要忍辱，因為他知道，若對加害者生了怨念，就是為自己創造了新的業，這怨恨之業必有新的果報。他忍辱是為了停止仇佷的業。

我想到@張蘊之說的話，她看見身邊的香港朋友一天一天的絕望，當人們承受強權的暴力而無處排解時，會產生一種可怕的、帶有腐蝕性的恨，它讓人們放棄世界，也放棄自己，有一種「世界都這麼爛了，那我幹嘛還要努力」，甚或「那我就爛給你看」的心態。她說她對自己自香港撤退感到自責，所以當緬甸的事發生時，她覺非得做些什麼，作為個人，即使不能撼動槍桿子下的政權，至少陪伴、接住身邊的緬甸朋友，讓他們感到有人在意、聆聽，不要讓他們被恨意腐蝕。

而韓麗珠在日記中，也是這樣反覆抵禦恨的腐蝕，努力讓自己依然活得像個人：

我想起兩年前，由神秘的鬼剃頭所造成的迅速掉髮，在頭皮上形成了一個蒼白的洞。醫師問我:「壓力的源頭是什麼?」我沒有告訴他，是對一個人深切的恨意。那時候，我以為因為那巨大傷害，我在仇恨中對那個人的進行日夜不斷的拷問，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但頭皮上的洞告訴我，那塊以仇恨的力量往遠方投擲的巨石，最後落在我自己身上。

這裡有愈來愈多的人，嘗試把仇恨提煉成另一種物質。如果以個人的力量，無法撼動冷硬的高牆，那麼，可以進行的反抗，至少包括盡量善待和珍惜身旁的每個人，就像劃一根火柴減少四周的黑暗那樣，囤積由苦難而生的，對萬物而生起的同理之心。每天都發生失控而殘酷的事，每天都有人和另一個人吵架和發生衝突。我記得，恨著一個人，是引起一把火焚燒自己，是腦內喃喃不斷的咒罵和自責的聲音，是把自己活成印象中對方可厭的模樣。我記得仇恨是一種妥協，輕易交出良善的本質，被惡所同化。如果世上真的有一種合適的報復方式，我想，那是成為自己所喜歡的人，拒絕被同化。那時候，頭髮是在這狀況下重新長出來。

在六四卅週年，她寫記憶與遺忘：

從一九八九年至現在，三十年來，城巿改變了太多，人們也漸漸習慣了一種荒謬的日常：撒謊的人，勸勉人們要誠實；獨裁者揚言國家文明自由；暴力者指責他人言行暴力...那些在多年前曾經聲援廣場上絕食學生的人，因為利益、對現實的無力感，或對未來缺乏希望，轉向認同謊言；不願對自己撒謊的人也會看見，因為記憶實在太沉重，有時候也很想把一切都忘記然後離開這城巿的自己。

遺忘會導致重複的行為，歷史常常都會循環出現，多年前種族清洗猶太人的集中營關閉了，而針對新彊維吾爾族人的再教育營恍如借屍還魂。歷史是一種大論述，所有宏大的東西，都難免會把微小而重要的真相淘汰掉。

所謂守護記憶，要守護的其實是記憶和真相背後的價值：慈悲、公義、尊重和包容各種差異。一百年後，沒有你也沒有我，但六四可能還沒有平反，而尊重記憶，對自己誠實，並非為了未來，而是此刻，每年六四集會的一點燭光，就是誠實帶來的希望火光。

然後她繼續寫，繼續相信文學的意義：

寫作看來是發聲，不過，在下筆之前必須經歷長久的醞釀、沉澱和過濾。聆聽整個世界的聲音，就是這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寫作看來像是主動發出聲音，但如果要寫出真誠的作品，必須先要無條件和不帶立場地聆聽。如果面前是一個小說，所有人物都必得站在彼此的對立面，不是為了完成仇恨，而是使世界達到平衡。於是，他們也是組成我的城巿的一部份，而且無法切割。

寫作一直帶著我走進不一定安全的生活之中。文學讓人在尖銳的經驗裡找到安身之所。我一直對自己說，寫作的人只是一根管道，只要把自己帶到不同的未知的狀況，讓人和事情穿過自己，只要明白生命和自我，都如現實一般都是幻相，身體裡的敘事者就可以發出誠實的聲音。這兩個月以來，有時我確實感到恐懼因誠實而來，卻也因為生出了恐懼，又穿越了恐懼，我感到一種新的自由。即使恐懼，而仍然寫作、發聲、上街或如常生活，那是自己栽種而交在自己手裡的新的自由。

真正帶毒的並非催淚的煙霧，而是從地底深處，冒進人心裡的仇恨和惡意。 面對龐大的惡意，除了避免被惡意同化，我只感到深沉的茫然。如果荒謬的現況令人無法以小說作為回應，並不是因為那荒謬超出了人類的想像力，而是，失去安全感、愛和善意作為根基，人會慢慢地失去創造的動力。

關於香港，我們知道，更糟的事情還在後面。甚至書中記述的抗爭中那種甚至稱不上勝利的里程碑，像是特首宣布條例「壽終正寢」時，再後來全給翻盤了。在2021年，讀這本書，是否過時？我無法替香港人回答香港人的問題，也許局勢不一樣了，壓制的力量升級了，但我仍寧願相信在當下，閱讀如何讓自己活得像一個人，如何繼續相信，如何繼續記得，乃至如何繼續創造，是有意義的。

關於2019年，韓麗珠這麼寫：

這一年在香港發生過的事，將會永遠留在他們的身體內，隨著血液遊走全身，無論那時候的香港是否已被掏空了內容，這些人和他們的香港仍然會因著這些碎片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以至成了更強韌的存在。因為沿著創傷的路一直向前走，每個人都會得到恍如爆炸般巨大的蛻變力量。

何止2019年，或2020年，也包括2021年，乃至2022年....，在香港發生的事，都會留在人們的體內，我相信，人的身體會記得所有的事情，而這些創傷，會成為力量。

海明威在小說《A Farewell to Arms》（戰地春夢）裡有這麼一句話：

The world breaks everyone and afterward many are strong at the broken places. But those that will not break it kills. It kills the very good and the very gentle and the very brave impartially. If you are none of these you can be sure it will kill you too but there will be no special hurry.

是啊，終極的來說，所有人都是死的。如果那是終局，那也許我們只能在活著時，盡力讓自己活得像人。

我很喜歡Christian band Jars of Clay的一首歌〈Faith Enough〉，開頭是這樣的：

The ice is thin enough for walking
Rope is worn enough to climb
Throat is dry enough for talking
World is crumbling but I know why

而副歌就是從海明威的這句話來的：

It's just enough to be strong
In the broken places

之前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把以下這句話寫在自己常會看到的地方：

My prayer has remained unchanged: 
Strong enough to be weak, weak enough to be strong.

而我還是覺得，受過傷的人，會變得更堅強。我也相信，真正的堅強，總是從脆弱中生長出來。

我祈禱：香港所有在強權下身體、心靈受傷的人，都會在受傷的地方變得堅強。

（以上所有中文引文出自韓麗珠《黑日》，台灣衛城出版，編輯張惠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