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單交換｜Yiyun Li：凝視深淵的人

書單交換｜Yiyun Li 李翊云：悖離母語的寫作者
書單交換（中場）｜林奕含：去到黑洞裡的人

托瑪斯曼不能理解褚威格（茨威格、Stefan Zweig）為什麼要自殺，在〈Memory is a Melodrama from which No One is Exempt〉這篇文章裡，Yiyun Li以托瑪斯曼對褚威格的死的批評開頭：

He can't have killed himself out of grief, let alone desperation. His suicide is quite inadequate. What on earth does he mean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life that he found so difficult? The fair sex must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it, a scandal in the offing?

自殺者留給生者的難題總是：為什麼？但我們這麼在意為什麼，就是因為我們不能接受「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吧。我們常想告訴試圖自殺者關於為什麼要活下去的一萬個理由，至或不濟，人真的走了，有時候我們甚或會替自殺者想種種活不下去的理由。但關於自殺，真的能夠有所謂的合理的理由嗎？

林奕含被強姦，所以她自殺，喔，這樣合理。

Yiyun Li幾乎是美國夢樣板主角了，她去了美國重啟人生，放棄科學家成為作家之路想必艱辛，但現在也算事業有成了，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小說，獲得各種文學獎的榮譽，有丈夫、兩個兒子，她有什麼自殺的理由？

就像她母親質問她的：

But what more do you want? You have a family, a profession, a house, a car, friends, and a place in the world. Why can't you be happy? Why can't you be strong?

為什麼？當她在醫院裡時，一個護士告訴她：自殺是自私的。她身邊的一個人對她說，自殺是不負責任的，另一個說，自殺是對他人的操縱。是，我理解你說的，她這麼回應他們每一個人，然而，一個人想死，和理性無關：

Understanding cannot be willed into existence. Without understanding one should not talk about feeling. One does not have the capacity to feel another person's feeling fully - a fact of life, democratic to all, except when someone take advantage of this fact to form a judgment. One never kills oneself from knowledge or understanding, but always out of feeling.

Yiyun Li：我為什麼不是一個政治作家

2014年，六四25週年的前幾天，她接受一個廣播訪談，主持人詢問她個人的六四記憶，之後數天她回絕了幾個訪談：我可以說的都說了。

Yiyun Li沒辦法討論天安門，六四週年前，當時的畫面再度充斥新聞，所有的意見都那麼肯定，當人們討論自己不曾參與的悲劇時總是那麼篤定、流暢，面對這一切，她失語了：

Anger, grief, idolization, and idealization of a historical event full of discrepancies, untrustworthy characters calculating on both sides with people's lives as betting chips, farces even - these feelings are readily expressed with an arrogance similar to Mann's.

（她在廣播節目上說的自己的經歷：）

醫學院生的姊姊去現場幾次支援絕食的學生，她也和高中同學去過現場，經歷過五月初的樂觀、希望後，到了五月下旬情勢轉為嚴峻，軍隊已經來到北京，她父母深信不會善終，到了五月底就不讓姊姊去學校，嚴格看管她們姊妹，六月三日是個禮拜六，Yiyun Li從數學班下課後（她小時候是個所謂數學神童maths whiz，週末會去上專修班），看到路邊許多被推翻的公交車，回到家後她向家人訴說所見，雙親把她們姊妹（跟姊姊的一個朋友）關在家裡，當夜父親守著她們，不讓她們出去，母親去街上看景況，看到一個母親抱著死去的小孩，才七歲。第二天，輪到母親在家看守她們，父親去離他們最近的醫院——他們住的離天安門並不近，車程要半小時——在醫院外的腳踏車棚裡數了五十具屍體。當她隔年加入解放軍時（她在六四之後上大學，都得先去當一年兵），她是隊上唯一的北京人，她向其他人提起去年的事：他們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件事

當我們反覆引用米蘭昆德拉的名言：「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曾經真的去過現場的Yiyun Li卻靜默了，有些評論批評她的小說不夠「政治」，有一個年輕人在新書閱讀會上直接質疑她怎麼可以對當political writer不感興趣，身在中國的記者告訴她：大部分的作家相信他們對書寫、紀錄當下的時代有歷史責任。他們質問她為什麼不能達到這些期許，對此，她說她唯一能回答的是：

I have spent much of my life turning away from the scripts given to me, in China and in America; my refusal to be defined by the will of others is my one and only political statement.

因為Yiyun Li明白，就算去過現場，就算擁有記憶又如何呢：

Memory is a collection of moments rearranged - recollected - to create a narrative.

In the end, memory has two forms, neither exempt from distortion: as melodrama and as adaptation.

記憶是齣通俗劇

她深深理解記憶的不可靠，以及記憶足以囚禁人的重量。從小她就熟悉一個人的記憶：

當她出生時，她的母親已經因為一個死於白喉的兒子而瘋了，父親和其他家人都在外地工作，女孩在十歲到十八歲之間一個人照顧母親。那些年間女孩遇見了初戀：一個因為肺結核而從護理學校休學的學生。學生租了母女住處中庭對面的房間，當她在書桌前漫不經心地試著寫作業時，學生便把手臂倚在窗沿上和她說話。

這個故事的情節宛然褚威格的小說：女孩後來失去了母親，母親在瘋人院裡去世，女孩也失去了初戀。然而，Yiyun Li說，外在的苦難——疾病、戰爭、天災——都不足以構成通俗劇，通俗劇是對事件原初時刻的徹底忠誠：

Melodrama is absolute loyalty to the original moment

Yiyun Li在青少年時開始讀褚威格，其中最喜歡的就是他的中篇小說《陌生女子的來信》，故事中的陌生女子寫信告訴作家：她多年來深愛著作家，女子從少女時、還是作家的鄰居時，看著他周旋在不同女友間就開始愛他，她成年後他們有過一場露水姻緣（他誤以為她是妓女），她為他生了一個兒子，兒子死於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現在她自己也即將死去....。

這篇小說完全符合通俗劇的定義，甚至也被多次改編成電影，Yiyun Li形容自己十四歲第一次讀這故事時為女子驚人的忠誠吸引。多年後重讀這篇故事，她卻發覺，遺忘是人的天性，執著於回憶的女子才是不正常的那個：

Rather than a story of unrequited love, it is a story about melodrama's transgression. The woman accuses the man of "almost inhuman forgetfulness," yet the necessity to forget is only human. What is truly inhuman is the woman's refusal. She has the courage to keep her melodrama intact; the callousness to imprison another person in it. This is the cruelty of melodrama - like suicide, it neither doubts nor justifies its right to be.

Yiyun Li明白記憶的囚禁力量，和寫信的女子一樣，多年來母親也堅持不遺忘，一遍一遍地向Yiyun Li訴說自己的回憶：發瘋的母親，早逝的初戀。

她形容母親如何在她小時候對她耳語：

Do you know the moment I die your father will marry someone else? Do you know I cannot die because I don't want you to live under a stepmother?

有時，母親又會被突然其來的暴怒擄獲，然後指控她：

I, the only person she loved, deserved the ugliest death because I did not love her enough.

數年前，當時她已經出版了幾本書，搬離了愛荷華（她在愛荷華大學幾乎變成又放棄當一個科學家、她也是在那完成了兩個碩士寫作學位：虛構寫作和非虛構寫作），Yiyun Li回愛荷華宣傳新書，她去她寫作工坊的恩師James McPherson家裡吃晚餐（她在上文曾提起 McPherson是多麼大方的人，他給寫作班上的每一個同學送禮物，她的長子跟次子出生前，他都特別給他們挑了禮物，她的二子的名字就是按McPherson的名字起的），離開前McPherson問她隔天是否還能再來，Yiyun Li說她第二天就要搭飛機去芝加哥。那晚她第一次看見McPherson的眼淚。

隔天她忍不住打電話給共通的朋友：他怎麼有辦法不自殺？她這麼解釋自己為什麼這麼問：

It was a terrible question: but what I could not say at the time was this: How could one stop oneself from seeking solace in the peace brought by death? I had indulged that thought at dinner with McPherson, as I had at various times wished that relief for my father. What is more indefensible, to give up one's own life, or to give up hoping for one's loved one's?

她明白、目睹、經歷了一個人的記憶可以造成多大的傷害，但她已經來不及刪除多年來，母親乃至父親的記憶，在小孩身上印下的刻痕：

It is difficult for anyone to watch someone close suffer. The grief comes from not understanding the pain, and from knowing that suffering, even when it ends, will live on as memory. A child does not, and should not, understand her parents' memories, yet this incomprehension does not offer exemption. The child in every one of us carries the burden of memory's melodrama, not only our own, but those before our time.

通向死亡的一百種道路、倖存下來的人

1940年9月18日，德軍擊沈了一艘從英國前往到加拿大的船隻SS City of Benares，船上的乘客包含90個小孩，77個因此喪命，英國自此才停止把小孩疏散至境外。不在船上，因此逃過一劫的是11歲的Eva Altmann，她在差不多的時間，登上一條前往紐約的船。

Eva Altmann是褚威格的妻子Lotte的姪女，納粹上台後，褚威格夫妻被迫離開奧地利，他們輾轉移居於英國、紐約，最後到了巴西，兩年後在那自殺。Eva的旅行簽證及文件、包括她在紐約的寄宿家庭，都是褚威格夫妻安排的，他們在信中和Lotte的哥哥嫂嫂反覆討論Eva該去哪裏，甚至一度討論是否安排讓Eva前往巴西和他們夫妻同住，最終他們決定安排她去紐約，Eva在美國待到1943年，才前往英國和父母重逢，最後成了醫生。

如果Eva當初在橫渡大西洋時死掉的話，她就成了褚威格夫妻及英國二戰歷史的一個註腳。在讀褚威格夫妻最後幾年的通信時，Yiyun Li無法不問自己這個徒勞的問題：如果Eva去了巴西，褚威格夫妻是不是就不會自殺？（之前他們夫妻甚至討論過是否養一隻小狗）

褚威格在和妻子一起自殺前一天給Lotte的兄嫂寫了信，郵戳的日期是三天後，和其他最後書信一樣，當收件人收到信時，褚威格已經死了，信中這麼寫：

如果Lotte的身體允許的話，如果Eva能夠來和我們同住的話，也許就有繼續下去的意義...

Yiyun Li為什麼想去死？現實的原因：長期的缺乏睡眠。她剛開始寫作時，孩子還小，她每天是等小孩睡了，午夜十二點到凌晨四點那段時間寫作的，她有十年都是這樣寫作。前篇也寫了，如果硬要做Freudian analysis的話，也許可以歸咎於她的童年、她的原生家庭、或是她的國族史。

我其實沒有因為托瑪斯曼對褚威格自殺的評語而討厭他或放棄繼續讀挑戰他作品的決心（有人告訴我，《魔山》是本「人死之前必須要看的書」，儘管我在讀托瑪斯曼的《浮士德博士》時一次只能讀十頁——一旦超過十頁我就會打瞌睡），托瑪斯曼是一個思想家、哲學家式的作家，用比任何人都嚴肅的態度對待文學與人生。死亡也常在他的小說裡，像《威尼斯之死》，他對褚威格之死的評價一樣來自人對生存的掙扎及疑問，說不定他也一直問自己：為什麼我要活著。儘管不是猶太人，他的命運有些和褚威格重疊之處，作為反對希特勒的德國人，他亦在納粹德國下流亡至美國。讀他的小說，你當然知道他不可能是一個開心的人。

然而，自殺最後真的可以有合理的理由嗎？Yiyun Li在讀褚威格的信時明白了這個道理：苦難無法被衡量。

A glimpse into the depth of other people's misfortunes makes us cling to the hope that suffering is measurable. There are more sorrowful sorrows, more despondent despondencies. When we recognize another's suffering, we cannot avoid confronting our own, from which we escape to the thought of measurability.

三年前我差不多在讀完Yiyun Li之後就讀了林奕含，因此我在讀林奕含的時候，無法不同時想著這兩人：她們都數度自殺，其中一個死成了，另一個沒死成，當然這兩人的年歲、背景、經歷、或者說想死的原因也許完全不一樣，但這兩者之前並不是截然不同的二分法，即便到最後，我都無法確定，是什麼讓Yiyun Li活下來了，而林奕含死成了？

那幾乎像是一場擲骰子的機率結果。或是像是一場洪水過後的倖存者感受：

多年前我讀村上春樹的《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時，剛好在一段壓力很大的日子，於是乎，對書中多崎作被四個好友絕交後，一直、只能想到死的那段日子，那行尸走肉般生活的描述，感受特別強烈，當然我的痛苦指數跟多崎作差距很多（更不用提Yiyun Li和林奕含了），讀完那本小說時，剛好最糟的情況也似乎過去了。當時我在日記裡這麼寫：

再一次，同樣，我一點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生還的，完全就像是經歷了一場足以將整個人粉身碎骨的沙風暴一樣，襲捲整個人，似乎要掩滿眼耳口鼻的沙，或者要將人颳成碎片的颶風，那是完全全面性壓倒將人摧毀的力量，再一次，在這樣的風暴前，再一次深深體認：我以為我累積起來的，我相信自己擁有、鍛鍊出來的勇氣、堅強、力量、意志，根本仍然什麼都不是，並不是完全沒有，但在巨大的風暴下，仍然一點作用都起不了。
其實我什麼都不知道，但我很清楚，我不是靠自己，靠任何我擁有的、我可以操控支配的肌肉意志等等，我這個人體內所擁有的生存下來的。再一次，像是divine providence、恩典、好運、機緣、命運、隨機的自然界物種生存法則…存活了下來。這件事壓倒性的可怕嗎？（我以為我的境遇取決於我的意志與行為但其實不是）其實也不，只是你知道，在你眼前，似乎隨時都會襲捲你的整個大自然、世界，它確實就在那，並且exert了這麼大的力量，而我們就是那麼渺小，但在這渺小中，卻仍有我，只有我能做的事…那是另外一件事，現在要說的只是，我並不是靠自己生存下來的。。。

我們能否在目睹一場預先知道的悲劇時不眨眼？

@阿嗅 ，在第一篇書信的末尾，我附帶一句，要求你先不要去看她的biography、書介等等，其實只有一個原因，就是Yiyun Li的下一本書：Where Reasons End.

讀完Dear Friend，儘管直至末了，Yiyun Li都沒有徹底否定、或者說放棄自殺作為一種出路。在跋裡她提到寫這些文章的情感跟動機是混雜的，她既想反對自殺又想為自殺辯護，換言之，她想要保留自殺作為一種選項，又希望這個選項可以永遠地被移除。儘管如此，當我讀到這裡，我至少知道：這本書出版了，而她還活著。儘管留下懸念（這不是一本「我如何走出自殺的黑暗」的self-help自我治療之書），但也許，我可以希望、想像她熬過來了，就像跋的最後一句：

I want one day to be able to say to myself: Dear friend, we have waited this out.

於是，當我在不到兩年之後讀到Yiyun Li的新書Where Reasons End的書訊時，我幾乎不能接受：

在Dear Friend出版七個月後，Yiyun Li的長子，十六歲的Vincent，自殺了。而Where Reasons End這本小說，正是一個作家，和自殺身亡的兒子的對話，一場在作家腦中筆下進行的文字對話，書裡，Yiyun Li這麼寫：

I was almost you once, and that’s why I have allowed myself to make up this world to talk with you.

那天你說你正在聽Where Reasons End，我忽然恍悟我的要求背後的幼稚：我到底以為我可以shield任何人、免於太快知道人間的悲劇嗎？

後來我明白，你知道的，看過的，擁有的堅強勇氣跟大智慧，遠比我多更多更多。

這個要求的動機很幼稚，我一直不確定，讀者是不是該帶著這件後來的悲劇的消息，去讀這本書，這不僅殘酷，而且也許會讓讀者不免一直想著後來的悲劇，或者說以此往回投射，來解讀這本書。

理由結束的地方：無聲的所在

在Where Reasons End裡，我讀著作家和長子的想像對話，勾勒出一個敏感、早熟的男孩的形象：作家母親有一次和編輯在車上談話（還是講電話）、討論她的新故事，坐在後座的十歲男孩插嘴：我覺得你這篇小說寫的不夠好。男孩最愛的書是《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我小時候，台灣把書名翻作《孤星淚》），他還在小學時就讀了，而且一遍一遍地讀，母親曾建議他有時也可以讀其他書，試圖以托爾斯泰循循善誘之，但他仍讀鍾情《悲慘世界》。

這本書令人心碎，但我卻沒辦法感受死去的男孩的痛苦、為什麼非死不可，甚或其實到終了我都不能接受男孩的死亡。

書名都已經叫做Where Reasons End了，問了一萬個理由，自殺仍然沒有原因，但是我還是無法接受男孩的自殺，帶給留下來的人的痛：父母、他的弟弟。

我無法想像Vincent的死帶給Yiyun Li的打擊，我無法接受Yiyun Li在經歷自己試圖自殺，好不容易撐過來，竟然又要面對兒子的自殺。我無法想像Yiyun Li全家，她先生、她自己，會自問的：是不是我的黑暗期、我的試圖死，影響到他、讓他踏上這一步？

也許這就是關於自殺的討論艱難的原因，所有我在Dear Friend裡讀到的、體悟出來的，（像是there is no hierarchy in suffering，痛苦無法衡量、比較，沒有誰的自殺比較「情有可原」），一點都沒有辦法幫助我理解、接受男孩為什麼要去死。我的同情，從一開始到最後，都是跟著Yiyun Li的，甚至對男孩選擇死亡的決定感到不解、憤怒。

也許這也不可必避免，終究，這本書不是作家和死去的兒子的對話，我並不真的聽見過男孩的聲音，從頭到尾，那只是她和兒子的記憶的對話，而即便在想像的對話中，男孩仍然拒絕回答某些問題，男孩的緘默令我替作家母親心碎不忍，然而這也許也是必然：

只有活著的人才會去問，死者為什麼要死。活者的人想和逝去的人對話，死去的人，也許已經什麼都不想說了。

從Underworld回來的人

另一件我非常害怕的事，是Vincent的死，會不會讓Yiyun Li重新回去考慮自殺作為一種結束痛苦、非常合理的手段。

也許除開丈夫與幼子外，她沒有任何非得繼續活下去的理由，我理解，Yiyun Li此後的人生的大概每一天都將以Vincent的離開來定義，可能也無法再有任何完整的快樂或幸福。

她的繼續活下去，對她個人來說可能是痛苦的：連活下去的必要都沒有了，當然也沒有寫的必要。因此當我在紐約客上讀到她的新故事，以及收到新的書訊：她今年八月出版了新小說：Must I Go. 我除了慶幸她活下來了，更感到一種深刻的感激，我很難形容那種感覺，幾乎像是，她活下來，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世界。作為讀者，我深深感到那有多艱難、珍貴，我的閱讀，是用她的苦難換來的。

Yiyun Li親眼凝視過深淵，深淵也深深地凝視她，甚至差點吞噬她。

她沒有非寫下去的理由，但她還繼續在寫。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正眼直視淵，或在深深凝望過深淵後，還能不被吞噬，她的每一個字句，都像是親自去過underworld的人，回來告訴我們哈德斯的模樣，那也是深淵在沈默、黑暗之中，回給人的凝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