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十九歲的我》難得的十年記事，卻不能說是真誠

未看之前很不解為什麼一些評論人踩此片到谷底的地步，但評論學會依然選之為最佳影片，卻又不是推薦系列之一。看過後就完全明白這份又愛又恨的理由，全因團隊花上十年時間追縱主要六位女生的成長過程，已經是香港難得一見的毅力之作，且看似書寫學生生活，又更多側寫前校長的理想與愛的信念，以及記錄了香港動燥動的十年光影。比起幾乎被消失及不能說的2019，看到2012英華學生為反國教派傳單，討論罷課，那些師生對未來的想像及討論，更令我窩心又痛心。所以，單是這份傾注於女生的十年內容與熱情，已經值得拿最佳了。在香港完全不重視劇情片以外種類的氛圍下，莫說要跟十年，試問又有誰願意拍一齣要花無底心機，又不確定最後回報的記錄片？沒有能象徵香港英式教育典範的英華女學校，不可能成事。

然而，成也英華，敗也英華，或者更準確是導演張婉婷手法及態度都出了事。即便影片內容有如此厚度，但美學上，記錄片的技巧都不合格，基本上只是個有非常多的資源及器材的校園電視台節目，很難稱得上具電影質素。那些美術字體及畫面，真的不敢恭維，已經不是各有喜好就能夠圓說的地步。更甚的是那些誘導性問題，及既保守又典型到極的拍攝角度，完全展示了學校主導的權力，學校戴上永恆的光環，有問題的都是學生，很是香港學校的一貫作風。這種上而下的循循善誘，教你做人的拍攝過程，如同導演在片中及訪問中說，自然令當下的年輕人不合作及討厭。看似自由，只是旁觀的鏡頭，卻也如片中其中一段學生所說，都很刻意。我不是說學生很假，而是記錄片最大的挑戰，就是要素人(包括石校長)自然地習慣鏡頭，但影片都沒有做好。在整個訪問過程，鮮有見到平等的對話，學校與學生，學生與學生，家人與學生，及團隊與學生，都被香港學校習以為常的權力及階級壟斷。而最大的問題，還是導演毫不掩飾地在任何一個細節上都要掌控話語權，包括她問一些已有預設答案的問題，基本上不給空間學生思考 ，特別是中一二的那兩段，或者學生是未成年，但她們已是十多歲有思考的人，然而導演問問題的口吻，從來都把她們當成小孩看待，拍攝時也將對方置在話語之外，是「我們」來為你們拍攝，為你們好，為你們付出，卻不是讓對方發聲，或平等地邀請學生參與。那很難怪當下如此聰明的學生敷衍回答，及對團隊反感。然而團隊從不檢討自己問題，反而特意拍一段說學生不願拍攝，埋怨他們不合作，不知如何是好，但就說我們會努力的，不會放棄，還硬插一段副校長說用神的愛來淹死他們，來鞏固權力的正當性。而且記住是刻意拍一個成人圍爐，將所有責任都怪在青少年就是反叛的問題了事，惡劣得如同卡瑞•安琪兒《七個猶太小孩》的真實版，故事談及小孩，但小孩永遠缺席及沒有話語權，成人完全操縱小孩行為及想像，這一段是我看得最不舒服的。

另外，影片還加入大量反映導演個人意見的畫外音，有些重複了畫面帶出的訊息，例如「香港小姐」的所有訪問就是，明明一個鏡頭拍她在美國駕車，可能只需補一個字幕就令觀眾明白了，但導演就硬要把所有過程陳述出來，如果這叫導演選擇的話，那她就選擇了要在每個畫面上完全支配學生的行蹤，至少令我不安。但更嚴重的，導演的旁白每每都蓋過了學生甚至校長的語言，導演就好像借來好材料後，要在上面灑上濃烈的汁醬，來展示自己的功德一樣。尤其是選擇去做單車選手的馬燕茹，畫面已很出色地捕捉到她練習及比賽很辛苦（我在看時心裡暗叫團隊好有錢喔!)，但導演就總要加一把聲音重複去說她如何辛苦，及導演自己的感受。另一位所謂反叛的女生阿佘也如是，當然事件是真實的，但我們所看到的都是導演刻意塑造出來的反叛態度，不斷加插聲音說「她又不在了」，非常煩人，就像是她常缺席，令導演不滿而故意用語言權力來批判她每一段生活。最後是石校長，明明她致辭一句「我們只是身處永恆的片刻」，感動眾生，成為影片的主軸，但導演偏偏要在結尾再覆述一次，突出自己也在做同樣的事一樣，這份無時無刻突出自我及騎在學生之上來展示愛與力量的行為，就很令我反感，心想導演那麼愛說話不如拍自己算了，不要搞那些學生。可幸的反倒是幾個學生都很有個性，獨立，很有思想，真誠，不然和當年有家長當住鏡頭前問每天上學加補習十二小時的孩子開不開心一樣，都只餘虛假的回答而已。

導演在訪問中說自己曾為BBC拍攝記錄片，導演被要求只做「牆上的蒼蠅」，只能觀察、記錄，不能給予個人意見，而她今次在《十九歲》中就想嘗試加入自己的角度及評論。然而從結果而言，導演在《十九歲》的態度不只是評論，而是主導、引誘、支配，在後現代框架下確實沒有可與不可，只是這樣令初心是拍攝學生真實一面的故事，變得因為團隊以上對下的霸度，及不斷加鹽加醋的話語，令影片離真實有很大的距離就是。現在影片不是有了導演的角度，而是全部學生的形象都幾乎變成導演（及學校）對英華名校女生的主觀美好想像。BBC為何要對外判導演列明如此要求，我認為值得學習及尊重。

回想森美術館現在展出的「六本木crossing2022: coming and going」，邀請了1940～1990年生創作人展出22組作品，其中Kyun Chome的《Until my voice dies》，其中記者與當事人都很從容及平等地討論變性的問題，就顯得很不容易了。影片沒有將鏡頭缺席，卻容讓受訪者以幾種不同的形式，既知道有鏡頭，又可以不受傷害地坦白自己，包括給受訪者時間報告自己的生活，訪問對話，一起做活動，一起大叫等。而非如《十九歲》去特寫學生的痛苦，甚至將哭泣當成真實的反映及珍貴片段來展示，還要加音樂去煽情，我甚至覺得有些對不住學生的感覺。我並不知道電影對學生而言是好是壞，但倘若幾位學生以為這樣的拍攝手法就是真實，就是記錄，甚至她們自己都相信了片中很多裝扮的自己是真，那就是對學生最大的傷害。 

不過，即使我認為電影作為記錄片真的未達水平，但作為記錄十年時代碩果僅存的一片花朵，我還是覺得有震撼的。或者有些電影就是以內容，甚至它的歷史意義，勝過萬紫千紅，那怕作為校內電視台放映是很出色，作為電影節節目放映引介特別角度，及類型是既獵奇又挑戰香港電影的慣性框架，更甚是就算未及電影層次，在這一個特別的時間，這一寸難以呼吸的空間，在戲院放映這件事，仍然極能引發社會共鳴及有歷史價值，不論是述說幾位學生的成長，香港教育的不同面向，香港的十年波瀾，還是展示石校長的胸襟，也真正的感動到觀眾，只是真的要分清楚，拍攝手法真的很有問題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