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觉得自己活明白了

母亲的一生是被压迫的一生，也正如千千万万个被压迫的中国女性，她并不觉得男性主导的社会有什么问题。在女性权益不断被放在互联网上讨论的今天，我妈对性别的认知没有一点进步。她觉得自己活明白了，并告诫我如何在遵守现有的社会规则下更好地生存：女生就该当个小女人，女人至少在生理上是比不过男人的，不要想做成什么大事业，找个安安稳稳的工作和一个值得依靠的男人就行了，不要像她一样。

影响一生的耳光

母亲是家里的长女，下面有四个弟弟，她六岁就开始做家务，挑比自己还高的担子，站在凳子上烧饭。她只读过不到半年书，读书期间因为没有照顾好弟弟，没有给猪喂食而被她的母亲责骂。

有天晚上，她拿走了家里一个煤油灯去房间写字，她的父亲在客厅里和朋友打牌，只剩一个煤油灯，客厅不够亮，她的父亲一脚踹开房门，一巴掌甩在她的耳朵上，拿走了煤油灯，这件事之后，她绝食了好几天，彻底放弃了读书，再也没去过学校。

直到现在，年近50的她有时候还会耳鸣。

没有经过考验的婚姻

她和父亲是相亲认识的，那时候农村二十岁左右的女孩自然会被父母逼着出嫁。她看中父亲读过书，家里开门市部，在当时的农村还算富裕，相处了二十几天就定亲了，之后的一生她都在悔恨中度过。

在她的描述中，父亲是个软弱无能，脾气暴躁的人，脾气是家族遗传，因为爷爷和他三个儿子都是这样的人。在我成长过程中，父母的争吵没有断过。

父亲于我个人而言，是没有什么印象的，正如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中缺位的父亲，在回老家读书的六年时间里，他没有主动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她经常说要不是因为你们三个子女，我早就离婚了，我是在这里硬撑着这个家，等到你们都成家了，我就去出家。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希望他们赶紧离婚，觉得她把子女当借口，还不是因为离婚了她自己就没有任何依靠了。

留守的姐妹，流离的家庭

待在城市总比在农村机会多，也不用忍受村里人的攀比和亲戚们的闲言碎语。母亲靠着少女时代在农村跟着裁缝师傅学的手艺，在城市的服装厂里做工。流离了几座城市之后，他们最终留在了杭州，其间把我和我姐放在爷爷奶奶家，在杭州稍微稳定了一些之后，就把我们接了过去，刚好有一所刚开的实验学校在招生，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也招，那年我六岁，我姐八岁。

到了杭州才发现，我们还有个出生不久的弟弟，据说是在母亲已经戴环后生下来的，出生时头顶着避孕环。后来母亲跟我说，她之前打过三次胎，有的是因为怀的又是女孩，被家人劝着打掉了，有的是不想再生了，两个月还不能查出性别的时候就打掉了。母亲的身体因此变得很虚弱。

姐姐读初二时，父亲生了一场大病，母亲让姐姐辍学，跟着一个小团队做淘宝客服。后来母亲让姐姐出来单干，她们一起经营一家淘宝店，母亲负责设计生产，姐姐负责网店运营，赚过不少钱又亏掉了，不过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读到初二时，被班主任告知要回老家读书，因为不能异地高考。

等到我弟读书时，那所学校已经不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我弟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了。

弟弟并没有更好过

一般有好几个姐姐，一个弟弟的家庭，大家都知道这家肯定重男轻女，男孩肯定受宠最多。但我知道我弟非常厌恶母亲对他的付出，他知道这些付出是要回报的，这是他这个年龄无法承受的压力。

但这个社会没有给她这样女人任何保护和帮助，颠沛流离的一生让她极度缺乏安全感，婚姻也早已名存实亡，她只能寄希望于儿子，女儿最终是要嫁人过自己的生活的。

跟她在一起时的压力和焦虑感是巨大的，我弟有时候会用语言暴力来回应。

重男轻女的家庭一定是女孩最受委屈吗？我觉得我并不是最委屈的，我夹在我姐和我弟中间，虽然没有受太多关注（当然这跟我回老家读书有关），但我是压力最小的一个。我姐有被辍学的压力，有先嫁人的压力，我弟有母亲寄予厚望，没有受太多关注的我反而获得了一丝喘息的空间。

不能轻易放弃沟通

很多时候，她像一个无知的小孩，需要我用很通俗的语言去给她解释她不能理解的事情，比如我的专业是做什么的，编程是什么，互联网是什么。她的认知仅仅来源于周围的人和她关注的公众号。我发现只要时机恰当，且解释得足够通俗，她是能听懂并感同身受的。

她的生活中没有出现过“女权主义”，“男权社会”这类词，她就更不可能认知到她受的苦难跟社会结构有什么联系，她认为这个社会理所当然是这样的，所有女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女人当然要遵循男权社会的规则，她以为自己活明白了，却不知道人生还有其他可能性。我应该让她看到更多可能性，让她了解到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在为女性的权益而斗争。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我要理解得足够深刻才能用通俗的话解释给她听。我现在仍不敢给她讲女权议题，因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我自己的理解并不深刻，怕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沟通是让她理解我的唯一方式，不能因为她的言论一时生气就永远放弃沟通，即使交流过后她还是不能理解，我也没有遗憾，因为我至少尝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