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煒

學者,香港筆會秘書。專注受眾狹隘的比較政治和社運研究,但深信知識分子在公共領域有角色。

反修例運動創造了什麼文化資源,從而成功吸引了全球目光?

此文內容為Matters於7月13日舉辦的沙龍《衝擊之後》現場發言:

6月9日時,示威者出來遊行時的絕望感是很强烈的,不會覺得走出來可以改變什麽。那天大家出來時,是不怎麽喊口號的,有種「哀悼城市」的感覺,街站功能也不是太完善。但是到九龍那次遊行,完全沒大台的,完全沒人帶你喊口號的,但是人們會不斷創作口號出來。短短一個月時間内的民情改變,我不想在這裡如何定義社會運動的成功與失敗,但從某程度上,可以看到起碼示威者從絕望、低潮走出來,他們當下面對的是具體的策略難題,如何走下去的問題。雖然一方面好像遍地開花,但是這樣的遍地開花又會遇到不作為的政府,而演變成更多警民衝突,可能群衆戰鬥群衆的情況會重新出現。

但是我想說,起碼香港人已經離開了絕望感,轉變爲有一種集體意識。我們研究社會運動時,很少會處理的,就是emotion和文化資源。這次運動的確實取得一定的concession,但更重要的是重新定義了香港獨特的身份和價值,我覺得這點是比較重要的。

我集中說這一點。首先,這個集團身分經歷了一個過程。很多國際形勢突然同一時間在運動中出現,譬如G20峰會、台灣民進黨初選。但是,並不是因為示威者知道有這些政治機會,所以才去組織這次運動。這場自發和去中心化的運動,是依賴這些體制外的,似有又不易觸及的機會,去動員群眾參與,而這些機會都離不開香港的獨特性:如國際聯繫和利益、法治和自由制度、和對內地的金融集資的作用等等。這些格局和巧合令不可能的變成可能,但他們不足以解釋全球注目的原因。

這幾年我們常說的中美衝突之下代表的是什麼?中國代表的價值是一套怎樣的價值呢?其實就是一套國家資本主義。它認為這套國家主義是很有效的,經濟取得發展,人民生活富足,政治穩定。尤其在08金融風暴之後,開完奧運會,見到西方社會好像開始沒落,制度似乎失效。中國那套好像是有效,讓它很有信心。想想和中國開打的Trump是個什麼人?他背後代表的是某程度上的民粹主義,對於美國現存的制度是顛覆性的,Trump本身是一個很反建制的人。可以想象在這樣的全球格局下,無論是中美誰勝誰負,結果都不會返回90年代鐵幕倒下後,世界各地所追求的民主自體制。

正正在這個大框架之下,香港突然有一百萬兩百萬人走上街頭,持續個多月的運動,宣示他們對自由的守護和對民主追求。這背後代表著對普世價值的認可,而當這種價值最初出現的美國、歐洲也受到如此多挑戰的時候,突然在香港這個威權的邊陲,依然有這麽多人支持它。我相信正是這個原因,使得這件事獲得這麽國際社會的廣泛注目和支持。

另一點,我覺得香港人展現了很獨特的質素,百萬人遊行仍有人幫忙收拾垃圾、自發捐款。也回應了袁瑋熙説的,這可能是雨傘運動的痕跡和經歷。人們爲什麽行動這麽快?以前佔路撤退要商量很久的,現在不是,遊行完就佔路了,其實大家都知道,只要佔路就違反了不反對通知書。但是經過雨傘的失落和612的大轉折,參與者多少認同了團結不同路線,是有效施加壓力的辦法。在現場我們很多人也見到大家是在各自不斷地買資源。

同一時間,政權對於社會運動的想象可能只停留在60,70年代,認為資源動員是有組織,有預謀的,所以他們難以明白甚麼叫自發,一見到有大量資源,就認爲背後肯定有組織。但如果去現場觀察,你就會發現,這些資源來自志願行為,當然也是因爲香港人富有,這是另一個前提。這是香港非常獨特的自發的動員力量。

其實不單是政權,媒體也有同一個盲點。外媒在運動頭一個星期的採訪,跟他們說了半天沒有大台之後,他們最後總會問:「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位領袖給他們訪問?」所以黃之鋒出來他們都很開心,終於找到一個人物,雖然他顯然不是主角。但他們還算是有learning curve的,到了第二、第三個星期,可能一天接到十個電話都是問同一個問題:「爲什麽沒大台?什麽是be water?」

其實沒有領袖卻有經歷,令Be water有跡可尋。我們見到telegram上很多群組,他們接收和回饋是一種很特別的互動。這場運動爲什麽可以持續這麽久,因爲這些平台提供了一個空間和機會讓他們參與。這是香港示威者一個非常特別的面向,也是我們之所以不需要某個組織發起動員而可以自發行動的公民素養。連儂牆也和雨傘很有關係,當時說要傘落社區,這次似乎很快就有機地發生了。

直到今日,這次運動的另一個超越,是集體克制。造成這種克制,我認為有三個原因。第一,是源於示威者對政府的極度不信任。2014年的示威者,即使佔路,卻沒有幾個戴面罩,今天,七一出來遊行都有人戴面罩。過去一個月,我在現場做調查,示威者不下十次提醒我戴上面罩。這是一種擔心有可能被秋後算賬的恐懼,這就令他們不斷地約束自己的行爲。第二,是在社交平台被確立。連登是很有趣的一個平台,這種推post、正負評的模式,既擁有熱誠同時又有某種理性的社群。所以它可以判斷哪些行動是相對合理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三不」等行動綱領在某種程度不斷被重複,對群衆起到約束的作用。第三,是新舊兩批參與者的互補。我們現場調查發現,參與固然是以年輕人爲主,但有一半是完全沒有社會運動經驗的,是白紙一張,即是他六四、七一都沒有去過。另一半是參加過雨傘運動的。雨傘運動那批因爲之前失落感很強,他們相對對於行動升級的擔憂是比較大的,所以他們會做很多事情,譬如物資、救護站,這些主要由他們建立和運作。但是新一批沒有雨傘經驗的年輕人反而願意走得最前線,更堅定的用身體抗爭。這兩幫人走在一起,造成一種狀態,大部分時間他們的齊上齊落或者互動,做到一種互補。譬如後者包圍警總那次,連連登也叫不到大家離開,結果前者的物資開始撤離,慢慢大家也開始離開,反而沒有造成很大的衝突。

我認為值得去想,香港該怎麽定義或進一步探索這種文化資源。如果再看遠點,很少有一個地方能夠——我不管是民陣説的200萬,還是其他大數據説的百多萬——一個城市有三成多人走出來,這比例在歷史上是幾乎沒發生過的。另外,香港好像出現了其歷史上第一個爲了政治訴求而自殺的人,我印象中是沒有的。這對民主運動往往是挺大的分水嶺。這件事情對於我們城市之後的政治影響,以至於我剛剛説的,新的冷戰格局之下人們對於民主自由制度的追求,都是劃時代的。

最後一點,説回轉型的問題。整場運動是去中心化的,是比雨傘更加去中心化的,雨傘始終有幾個大台在那。在動員期間,可以符合「兄弟爬山,各有各做」的綱領。但是一到選舉就多了很多rules和procedures,到時候不是各自做,就能合作的。譬如區議會選舉的單議席單票制,是兩大陣營對決。你派多一個人出來參選,不管意願是不是,實質效果就是界票我。這就牽涉到,現在這種狀態,到底可不可以維持呢?我想這是支持這場運動的人,需要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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