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惊
冬惊

译者,写作者,产量很低的诗人

言论自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审查制度与自我审查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那天晚上在群里看到彭帅的微博,想到很多事,难过了好久,第二天早上起来饭都没吃就写了一篇小说,发在大陆的某个网站上。我没想过它会这么快通过审核,又有点担心自己会炸号。结果这篇小说发布不到半个小时,被十几个人转发以后,我就收到了账户被禁言90天的通知。

朋友们都说没炸号算是好的,我也能理解网站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因为他们一定比我更紧张。多年前我曾当过网站的管理员,到了六月我的领导曾经给全站论坛禁言一周,因为他之前就因为BBS里网友发布的一些言论被请去喝茶两次了。每次开党会,只有我和这位部门领导还在工位坐着。我不知道现在他是否还坚持没有入党。另一个女同事曾经建议我,在这个单位还是积极入党好,你考虑一下。我这道她是为我好,却毫不客气地说:我以后可能还要出国读书。

当然,以后出国和现在入党是毫不矛盾的,但是同事似乎马上就懂了,说“哦。”然后就没有再劝过我。

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愈发严格的审查真的是糟透了。我曾经在大陆的一个小说网站连载过一个情色小说,后来遇到净网行动,全部下架,连同以前写的尺度很小的校园言情也被一窝端掉,而我发布小说的那个文学网站消失了三天。等到网站重新出现后,我连站内的存档都没了。

人生第一次“因言获罪”,是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那时我在《大河报》上发了一篇作文《街头流浪记》,讲的是自己忘记带家里钥匙,中午回家进不去门,口袋里又只有一块钱的经历(那个时候的小孩还没有手机)。里面有一句玩笑话是说“身上仅有的十块钱也被老师当作希望杯的报名费搜刮了”。这个报纸在我们当地发行量很大,班主任说办公室里的其他老师看到了,说我这句话是影射学校乱收费,然后她在自习课上把我骂到狗血淋头(同学们都莫名其妙,还以为我写了什么批判社会的文章),还说要我再写一篇表扬学校的文章,她找人托关系发表。

回家后我和父母哭诉了这件事,爸爸说你投稿之前怎么不给我看看,如果我看了,肯定会让你删掉这句话的。

我的父亲是一个记者,因此有着非常敏感的神经。有时候我写了什么发在网上,父母会如临大敌,勒令我马上删掉。

昨日在Matters发了一个旧文,得到了不少拍手,于是想编辑一下(因为原文是Yummy编辑部从录音转录的,有一些笔误),但是一直没有提交成功。因为最初它是发在大陆的公众号上,有很多字都用拼音处理掉了。譬如性生活要写成杏生活,男妓要写成男Ji。这种处理方式让有文字洁癖的我看着十分难受。而这次发布我试着把被河蟹的内容恢复过来,真是感慨万千。

昨天我把不能在大陆发表的新小说投给一个香港的文学杂志,今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个杂志发了好多大陆学生的作品,还在大陆有公众号,它到底是持什么政治立场?

今天凌晨五点就醒了,心里仍旧有些担忧。作为一个作者,作品不被人读到则没有意义,被人读得多了,自己的安全又成了问题。那最好是有几个人读到,又不至于引起轰动。

我这时深刻理解了,言论自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也许本来没什么,但是我们被审核怕了,近乎杯弓蛇影。

早上问了一个朋友,他说港台杂志现在也敏感,你还是注意些好。我这几天在把它翻译成英文。另一位写作的朋友说,算了,为了一篇小文,不值得,毕竟你在国内还是要露面的。

前阵子伦敦的朋友劝我考虑去英国生活,我那几天认真想了一下,又失眠了几晚上。我还咨询了留学中介能不能帮我在伦敦找个工作。他们建议我再去读一个硕士学位。这我也想过,但是现在国际形势这么不好,恐怕再读一个文科学位也没有太多机会留下的,那么唯一剩下的一条路就是和当地人结婚拿个身份了。但为了结婚而结婚,这是我更不愿意做的。

这个时候就不由感慨,百无一用文科生。朋友说你来这里也一样可以做翻译的。话虽如此,但是现在受疫情影响,在伦敦开翻译公司的学姐都回国了。

今天上午我又想了很久。小时候读琼瑶小说,学到一个词叫三缄其口,现在更懂得其中的含义。我每次在公众号发文谈及言论自由,母亲都非常紧张。看来言论自由不仅仅是让自己免于恐惧的自由,还是让家人免于恐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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