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仅是牺牲品，也是共谋者者 /何兆武《上班记》

《上班记》最引人的部分，是文革痛史。这种阅读快感是很残忍的。

学生们一边喝酒，一边放着批斗老师的录音，“就像听音乐一样”。蒙文通的“美髯”被一把把揪掉，裤子和屁股上绽开的血肉黏在一起。宛如《棋王》的场景，谢国桢在牛棚里回忆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十几样菜就要配十几种酒。

何兆武也未幸免于难。“三反”中被记过，文革中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在这样的疯狂年代里如何生存是如何都逃避不了的问题。何兆武认同邓广铭的处世原则，好汉不吃眼前亏。在何看来，“伦理道德有一个底线，不能胡编乱造，不能给别人造谣，但在这之上，受一些屈辱，说一些假话，不能算是大错。”

《上班记》里提到的周一良和余秋雨，都参加过当年的写作班。周一良在回忆录中以“毕竟是书生”为自己开脱的说辞引发批评，何兆武认为，“在那种压力下，不能要求每个人都顶得住，不能过于苛责。”

谈及《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时，何兆武说，“有些人在过去的确干了过分的事情，但在那种形式下，叫你来，你还能不识抬举？何况我们这些没有受抬举的人，又比他们高明多少？”

当年，何兆武也被要求撰写批判雷海宗的文章。何兆武不是中国史专家，就从雷的书里抄了几段，敷衍而成。这篇文章后来不知所踪，何兆武说道，“当然我也很安慰，并不是说学生不可以批评老师，而是自己写的东西实在不像样，丢了最好。”因此，何兆武最终也就不必参加批判大会。

这段说辞稍有歧义，既像何兆武的调侃（焦点不在批判雷海宗是否合适，而在批判文章是否拿得出手），也像他为自己的解围（批判运动中的批判行为可以和学生批评老师划等号吗）。尽管何兆武也明确表示过，“崇高的道德是鼓励自己的”，但在整本《上班记》中，对不苛责他人的强调远远超过对自我的苛责。

这种厚此薄彼的呈现，很可能是因为口述这种形式造成的，如果记录者对该话题多问一句，何兆武可能就会展开得更多一些。

在何兆武看来，“说假话”是不得已为之的小错，“谁没歌颂过江青，当时的环境就是这样，又何必苛责别人。”

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成为英雄，随物赋形也是普通人最通用的保全策略。但在不苛责他人的同时，其实就更要强调对自我的苛责。起码要对自己的沉默与妥协抱有愧疚感。

哈维尔说，这架庞大机器得以运行，所有人都要负责，“我们不仅是牺牲品，也是共谋者者。”（文/淹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