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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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书写苦难 /电影《许三观卖血记》

鲜血是有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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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写过一篇《余华论》,名为“伤痕即景,暴力奇观”。伤痕与暴力,这是余华最重要的两个书写母题。但他的小说不同于另一流派——“伤痕小说”,余华触及了伤痕,可用的却是一种近乎黑色幽默的笔调。和《活着》类似,对大众来说,《许三观卖血记》的重要性也在于它描摹了一种“伤痕”,那是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一些苦难,余华将其作为小说的重要背景,成就了《许三观卖血记》的历史感。

但这样的结构组织,并不稀奇,和我们熟悉的《阿甘正传》很像。当然,这不是说余华对苦难的展现不重要,事实上,他很好地将对历史记忆的重现组织进了叙事结构中,主人公的行动与大历史之间,有着微妙又紧密的联系。不过,作为一个现代小说作者,“写什么”远不如“如何写”重要。

《许三观卖血记》最好的地方,在于它的语言——而这也是小说这种文体的立足之本,余华用了一种轻盈的笔法来叙事,语言表层的“轻”与陈说内容的“重”,构成了一种反讽。这其实是改编《许三观卖血记》最难的地方。

对韩国的“专业”读者而言,余华并不陌生。

2000年,《许三观卖血记》入选韩国《中央日报》评选的“100部必读书”。但河正宇要拍的是商业片,他的思路在最开始时就很明确——影片受众不是小说的忠实读者,而是更多没读过小说或仅仅听过“许三观”这个名字的人。改编,从来不是亦步亦趋,而是对原作的一次重写,改编者要提取的是最吸引自己的部分,然后用另一种语言——视听语言创作出全新的文本来。

从故事内容看,《许三观》作了大面积的删减,50年的跨度缩短为15年,然后从小说里截取了两个重要的事件(除卖血之外)——一个是许三观娶妻,一个是许三观和许一乐的父子情,然后用大团圆为影片作结。这让《许三观》看上去和一个典型的家庭片没什么不同。看得出河正宇的求稳之心,他在各重要段落上都采取了保守做法——比如用最习见的慢镜手法,描写男主初见女主时的一见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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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三观》不满的声音,多集中在它历史纵深的消失。《许三观卖血记》的主人公许三观,虽然只是个丝厂工人,一辈子也局限在一座小城里,但这个人和这座城,却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起落。个体的磨难,和历史的苦难,在一些地方形成了交集。当然,余华没有努着劲儿要去控诉什么,而是将这种控诉藏在了许三观的一言一行之中。

河正宇没有刻意强化时代景深,这个片子只是勾勒出了模糊的历史轮廓,就是韩国五、六十年代的贫弱。这是导演的取舍,他将“历史感”处理成了一种“毛边”嵌在影片里,比如它的开场就是这样。镜头先是扫过西瓜地,然后是一个稻草人,许三观和他的叔叔入镜。这时候,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后景中的“历史符号”——房屋外墙上刷着“坚决要求战后统一”的标语,时代氛围就这样轻易建立起来。当然还有一处明显的历史毛边,就是在女主角许玉兰第一次出场时,镜头里出现了一些美国大兵。

只不过,小说里的每一个历史事件,始终牵动着人物的行动,好比许三观用嘴炒菜,它对应着五十年代末的特殊时期。电影里,导演也保留了这个富于神采的段落,但它出现的语境是什么呢?就是许三观一家很穷,一直很穷,他被设定为一个穷苦之人,至于外部的时代动荡如何作用于许三观,影片对此没有表现。作为导演,河正宇这样做当然是有意为之,他将娱乐性摆在第一位,过于深重的历史感会改变影片的外观。

而现在,我们见到的许三观,是一个在韩国电影里常见的形象——抵受着生活的压力,但乐观,有小聪明,会把日子过得尽可能舒服。不过好在,河正宇有一种痞气,这让许三观看上去有了些别样的气息。但女主角选河智苑,人物形象上就显得过于娇弱。小说里,许玉兰的性格里有一种女性少见的粗粝,但在《许三观》里,她一开始还呈现出一股蛮劲儿,可越到后来,许玉兰就越偏向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而许三观也朝着一个单向度的慈父造型而去。这是河正宇在处理人物时流露的短板,他还是缺乏将人物形象立起来的能力,这导致角色容易扁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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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无论小说,还是电影,许三观卖血都是有重大意义的叙事段落。血的意象,在余华写来显现出了不同以往的指代意义,这一点,王德威说得很清楚——血与泪,曾见证了一代中国人的苦难……在鲁迅的《药》里,革命烈士的血被无知乡人用来治病,但余华却反其道而行,“《许三观卖血记》破题就点明:鲜血是有价的。”

电影里,河正宇当然还是给足了“卖血”这一行动充分的叙事空间,但它不及小说有力。这是因为,余华在“卖血”的叙说上,采取了“重复”的手法。许三观的每一次卖血,都以相似的语句推进,尤其是他卖血前喝水,卖完血后点一盘猪肝、二两黄酒,都被余华在小说的不同位置不厌其烦地一再描述——重复,带来了一种力度,呈现出生活内在的苦涩。可惜,河正宇主动放弃了这种“重复”,他只在许三观第一次卖血时,详细记录了他卖血前后的一系列动作,但之后的第二次、第三次,导演省略了其中的“重复性”。

应该说,《许三观卖血记》最吸引导演的,是它在苦难的夹缝里透出了幸福感。所以,河正宇将许三观和许一乐之间的情感弧度作了着重表现。根据小说的表述,许三观和许一乐的关系呈现出的,是一道裂缝逐渐弥合的过程,而这破碎的起点,从许三观发现许一乐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开始。这点上,电影的叙事走向和小说近似,随着苦难一天天加重,几近破碎的许三观一家却得到了重新的整合。

但在具体的呈现上,小说在刻画这对父子的关系上,有其微妙之处,父子间的情感粘度不是一路平滑的向上,它更像有棱有角、迂回曲折的K线,而电影还是选择了光滑的弧度,许一乐一直在努力讨好许三观,后者终于渐渐被他打动。等故事发展到许一乐病重,电影就一发不可收拾滑向了韩式苦情的套路,它是那么想要描摹生活的悲惨。因此,我们不仅看见了小说里原有的许三观不间断地卖血桥段,还看见许玉兰卖肾,看见许一乐在人群中追寻父亲的身影。当然,我们必须要说,站在煽情的角度,河正宇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这使影片流露出了它鲜明的市场诉求——一部催泪的家庭题材电影。

所以,《许三观》的结局必然要定格在一家子其乐融融的画面上,因为这是一个观众期待的收尾。事实上,电影的后半部分一直踩着类型片的标准节奏往前走,里头的起承转合,都符合一个有经验的电影观众的预料(韩国电影最强的地方,当然是它的类型片写作,而《许三观》的不甚出彩,反映出的是在类型模式中寻求有限度的新意的重要性),相比之下,前半部分明显更有神采,拍出了一点有趣的生活气息。包括许三观和许玉兰约会,以及许三观上门提亲这段,这都是小说里本来就有的,导演仅仅作了轻微的调整,但这些场景,都形象地展现出了一种不为观众所熟悉的生活逻辑。而这正是电影的魅力所在,激发了观众的好奇心。

小说最后,许三观老了,又一次去卖血,但没人要了。于是,他哭了。河正宇丢掉了这次败落,所以,电影里的许三观是一路向上的,就像影片最后的镜头段落是如此明艳。也许,正是这种明艳,让《许三观》少了点曲终人散的感伤,不那么有余味。(文/淹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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