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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恩:对新疆大学林芳菲副教授的回应

https://medium.com/@adrianzenz/a-response-to-the-report-compiled-by-lin-fangfei-associate-professor-at-xinjiang-university-bdad4bbb97f9

October 6, 2020

Dr. Adrian Zenz

Senior Fellow in China Studies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

2020年9月14日,新疆大学副教授林芳菲博士写了一篇报告,对我2020年6月29日詹姆斯敦基金会发表的题为《绝育、宫内节育器与强制节育》的报告进行了批判。《南华早报》引用了林的文章。

在涉及林芳菲报告的细节之前,我想指出一些一般性的结构性意见。

首先,林的报告并不是以学术交流的形式开始的。相反,她以我的工作得到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的认可这句话开场,然后把我称为 "美国政府赞助的极右翼组织 "的一员。

其次,林报告的是围绕着她指控我所做的 "六个谎言 "来架构的。对于被称为学者的独立评论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媒体迅速转载了这篇文章的简略版本,如CGTN题为 "郑国恩的新疆'种族灭绝'报告中的六个谎言 "的报道。

第三,林基本上避免与我所引用的政府政策和报告的实际文本接触,而是专注于批判我所引用的数字的准确性和背景。这对中国国家来说,危险性较小,因为数字只有在上下文中才有意义。然后,人们可以通过操纵小心翼翼地转移上下文来诋毁这些数字,有选择地这样做,以便不显示出罪证的相关性。这种方法可以在不 "泄露任何豆子 "的情况下攻击我工作的某些方面,也就是说不承认那些对国家有问题的事实。然而,适当地与文本接触,不引用文本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文本实际上是相当有罪责的,那就会有很大的风险。

第四,林的报告实际上并没有链接到我的詹姆斯敦研究论文,而只是链接到美联社的报道。这样做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的报告中包含了林氏所要反驳的实际细节。如果读者参与到这些细节中来,他们就会意识到,林的反驳并不构成对我的实际工作的任何实质性反驳。因此,她更有策略的做法是,链接到美联社版本,并希望她的大多数读者不会搜索和阅读我的原作。这与中国国家的目标相吻合,它不希望人们阅读和参与我的作品。因此,链接到美联社是较小的恶果(她的报道必须提供一些链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林是一名初出茅庐的学者,2018年刚刚发表了博士学位。除了博士论文答辩外,她的发表记录中没有一篇同行评议的学术论文,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1]她的博士课题领域和声明的研究领域是人类学和性别研究。在新疆大学,她主讲国外社会理论和社会工作理论。没有迹象表明她在人口学、计划生育或少数民族政策领域积累了大量的学术经验。根据她的履历、著作和教学情况,她应该在定性研究方面积累了专业知识,但她在定量数据分析方面的专长程度尚不清楚。

下面,我将详细讨论她的几项主要指控。

林质疑新疆人口自然增长率锐减的说法

对于新疆人口增速 "大幅下降 "的说法,林提出异议,她认为新疆201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国数据(6.13‰对3.81‰;‰代表每千人)。她认为,出生率下降与其说与国家干预有关,不如说是一种 "合理现象",是少数民族妇女多生孩子的愿望下降造成的,符合现代化建设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合法实施。

对此,我认为,新疆人口出生率从2017年的15.88‰下降到2019年的8.14‰(下降48.7%),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17年的11.40‰下降到2019年的3.69‰(下降67.6%),是急剧而惊人的。这些不是与高等教育或民生变化有关的偏好的渐进变化,而是我的报告中详述的严厉的国家干预的结果:大规模的收容运动和国家有计划地减少少数民族的出生。

这些减少的数字在维吾尔族地区最为惊人,这很可能是中国国家避免引用其数字的原因。林的报告同样非常小心地避免将维吾尔地区过去和现在的人口增长数字挨在一起引用,以免显示出变化有多么剧烈。

重要的是,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最剧烈的是发生在维吾尔族农村地区,而不是城市中心。这一事实最明显地与北京的说法相矛盾,即新疆的人口趋势是由现代化的力量来解释的。例如,和田市201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13‰,比其他以农村为主的地级市2.96‰的增长率高出40%。喀什市201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96‰,比全县的2.38‰高出66%。这并不能反映人们选择的真正变化,而是反映了政府在维吾尔族农村地区的行为特别重的现实。(喀什市此后从其网站上删除了所有包含年度人口增长数据的报告,除了2017年的那份)。

在和田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16年的15.79‰下降到2018年的2.96‰,两年时间内下降了81.3%。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急剧下降发生在大规模收容运动开始的时候。重要的是,和田2019年的人口自然增长数据没有公布,尽管往年这个数据总是在次年的3月至5月之间公布。相反,在我的报告发布后,该地区将之前所有的地方报告从其网站的相关栏目中删除(比较2020年5月和2020年9月的快照)。

和田的于田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15年的15.46‰下降到2017年的10.35‰,然后在2018年大幅转负(-0.49‰)(资料来源:《新疆统计年鉴》。新疆统计年鉴[以下简称XSY],表3-6)。) 笔者对新疆相关计划生育政策和措施的分析表明,就在这一年,强制措施急剧升温。

在喀什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16年的12.54‰下降到2018年的2.38‰,两年时间内下降了81.0%。同样,这种急剧下降也发生在大规模收容运动开始的时候。喀什2019年的年报没有报告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这与之前20年一贯的做法有明显不同。

林的报告明显没有讨论2019年最新的本地人口统计数据,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遗漏,因为其中许多数据是在2020年上半年公布的,因此随时可以获得。这些数字表明,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进一步大幅下降。

例如,齐拉(策勒)县的出生率从2018年已经很低的9.36‰下降到2019年的6.54‰,下降了30%。尉氏县的出生率从2018年的14.58‰下降到2019年的7.58‰,下降了48.0%,几乎减半。

重要的是,新疆的地方政府经常通过规定非常具体的增长限制来为未来的人口增长设限。例如和田市的计划生育文件规定,201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不得超过2018年,在这份文件中给出的是3.89‰(图1;上面引用的4.13‰的数字来自其2019年的SEDR)。这一增长率比2015年的16.36‰低76.2%(XSY,表3-6)。

Figure 1: Hotan City maximum target figures for allowed birth and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rates for 2019 (201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2018年同期数3.89‰). Source: Hotan City.

这些急剧下降不仅与大规模监禁运动有关,而大规模监禁运动本身就会造成明显的下降。事实上,它们之所以如此戏剧性,是由于额外的、高度强制性的预防生育措施,包括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进行监禁威胁,南疆的子宫内避孕器(IUD)插入指标至少达到80%,以及对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所有育龄妇女进行一定比例绝育的具体计划。 2]2019年的文件显示,计划在维吾尔族农村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女性绝育运动,目标是当年维吾尔两个县14%和34%的已婚育龄妇女,[3]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南疆全境,2020年继续增加经费。林志玲漏掉了这些文件,因此我将这些文件转载如下(图2和图3)。

图2:古马(皮山)县2019年计划的计划生育目标,涉及牧民和农业人口的预防生育措施,其中包括“绝育”目标数字14,872人。资料来源:见注[3]。
图3:古马(皮山)县2019年计划生育目标,涉及牧民和农业人口的预防生育措施。资料来源:见注[3]。

新疆进行的绝育手术数量从2014年的3,214例增加到2018年的60,440例,增长了18.8倍。[4]

林争辩说,我错误地引用了较低的自然人口增长数据,从而歪曲了人口增长数据

林正确地指出了我报告中使用的喀什地区2.38%的比率与2019年新疆统计年鉴(XSY)中所载的6.93%之间的差异。这是因为XSY和新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报告(SEDR)在部分地区和部分年份存在报告差异,我的报告中明确引用了新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报告作为第二人口数据来源(如图5下)。鉴于林是新疆大学的社会科学家,大家期望她能知道这些不同的数据来源。

我决定使用SEDR作为喀什的资料来源,因为这两个资料来源在某些年份有极大的差异。XSY表格引用了近几年喀什地区极高的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事实上,我的报告中已经讨论了这两个数据来源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引述如下: "人口普查年份(1990年、2000年)上报的人口峰值反映了更严格的人口统计,而日益严格的基层人口控制机制则可能是2014年维吾尔族人口增长峰值背后的原因。"

以下是这些差异的详细对比。

表1:按数据来源分列的喀什人口自然增长率比较(每1000)。

人口的自然增长通常不会在12个月内增加一倍、四倍或一半。我对这些差异的初步分析是,XSYs的数字被当局用来包括以前未被发现的("非法")出生。这种差异和相关的高峰在2014年最为显著,那是张春贤开展送干部下乡活动的第一年。然后,在2017年,根据XSY得来的喀什人口自然增长率是2016年的近两倍,这可以解释为陈全国加强了派这些干部到维吾尔族家庭的运动,以发掘信息,然后用于监禁和其他严厉的措施。我在詹姆斯敦报告中引用的几份政府文件谈到,对非法生育,特别是2017年年中以来的非法生育进行了详细的 "拉网式 "查处。同时还结合设置了详细的数字人口信息系统。总的来说,相比于变化巨大的XSY数字,SEDR中的人口数据似乎更接近实际情况。

有意思的是,无论按照哪种数据来源,2017年至2018年喀什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其实都很迅速:70.3%(SEDR)和77.2%(XSY)。不过,林的文章却避免做这样的比较。

林认为,我所引用的政府文件中并没有说违反计划生育条例的人可能会被收容的说法

林没有实际引用这些文件,而是引用新疆的白皮书来论证这些只是帮助受 "宗教极端主义 "影响的人改造的 "培训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林实际上并没有质疑那些违反政策的人实际上被送到这些 "中心 "作为对他们行为的惩罚。她只是认为,这些设施是合法的、有益的。

鉴于我们从目击者的描述、卫星图像、政府自己的文件(如中国电缆)等文件中了解到的这些所谓 "教育训练中心 "的真实性质,这里没有什么可补充的。

林认为,我把新疆新上环的全国占比计算错了,不是80%,而应该是8.7%。

林仅考虑到宫内节育器的插入量,就得出新疆宫内节育器插入量占8.7%(在全国宫内节育器总放置量中)。然而,我的研究报告明确指出,我是通过从插入量中减去宫内节育器取出量来估算新增加的宫内节育器的(净增加的宫内节育器=新插入量-取出量)。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因为在全国范围内,宫内节育器取出的数字非常高。在全国范围内,插入了3,774,318个宫内节育器,取出了3,474,467个宫内节育器(2018年),让我们估计净新增宫内节育器的放置量为299,851个。相比之下,新疆的宫内节育器插入量为328,475个,但取出量只有89,018个,因此新增宫内节育器239,457个,占全国总量的80%。

林可能是从《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中,针对我7月初的研究,提出了8.7%的计算思路。鉴于林是学者,显然对中国的统计年鉴很熟悉,她要正确地再现我的计算结果并不难。

林氏还指出,2015年和2018年新疆放置宫内节育器的数量大致相当,因此并没有明显上升趋势。这一点是正确的,事实上,我的2010年至2018年净新增宫内节育器图表也再现了这一点(第14页,图6)。

同样,中国国家媒体试图攻击我的工作,声称我遗漏了关键事实,如汉族人口增长低于少数民族。然而,我的报告的整个前半部分是专门用来比较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人口增长情况的。我的工作不是选择性的,而是根据最新的人口和政策发展,将这些事实放在背景下。在这里,林的工作再现了一种国家媒体的宣传策略,即指责我遗漏了我所包含的内容。这种策略的依据是,大多数人不会阅读我的报告全文。

林批评我声称汉族占多数的和田市某居民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2018年)是周边维吾尔族多数人口地区的近8倍。

林首先指出,我没有说明和田市古勒巴格街道人口自然增长的数据来源。这是不正确的。我在第9页给出了来源,请看引文:

更具戏剧性的是和田市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农村和以汉族为主的郊区之间的差异。汉族占54.1%的古勒巴格街道,2018年促进人口自然增长15.17%,是和田县的整整7.8倍(和田市,2019年11月12日)。

[注:超链接来源:http://archive.is/UUO4F;和田县的数据在此] 。

林正确地指出,一个城市地区的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一年的时间里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人口流动等。虽然本质上是正确的,但这一论断很难说是充分的,也不是对近8倍差异的最合理解释,特别是考虑到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来农村出生率一直超过城市出生率。古勒巴格街道的数字其实与南疆在大刀阔斧的预防生育政策出台前的数字非常相似。

从我报告中提出的大量证据中得出的更合理的解释是,在2017年年中扩大汉族的出生配额后,汉族聚居地区受益于相当宽松的政策。相反,维吾尔族农村多数地区的出生率被削减,因为这些地区构成了大规模收容运动和最近严厉的防生措施的主要目标。

林还说,和田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口增加,而汉族人口减少。这是准确的,但完全是题外话。汉族人口减少发生在几个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地区,事实上全新疆都有。其中很可能由于极端的安全化措施和相关的原因,比如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和商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自然增长必须与总人口数区分开来分析。

林认为,克孜勒苏州的2020年人口增长目标与往年没有太大不同,这与我声称该地区将其增长目标降低到前所未有的低水平相反

林引用了我报告中的一份政府计划生育文件,认为克孜勒苏州是一个以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为主要人口的地区,将2020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目标定为10.5‰(1.05%),因此与往年的目标相差不大(2018年为11.45‰)。因此,她认为--与我的报告相反--克孜勒苏并不是国家有意规划人口增长大幅降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案例。

林所引用的数字指的是一个 "质量指标"(quality indicator),它勾勒出了一个不得超过的人口增长率(和出生率)上限(因此使用了≤符号)。不过,该地区确实规定了2020年的具体目标,在该表顶部的文字中可以找到,并在我的报告中说明(图1)。该文本规定,2020年(与前一年相比),出生率必须降低7.13‰,人口自然增长率必须降低6.14‰。

图4:克孜勒苏州计划生育文件-项目有效性指标表(注释突出显示的部分)。资料来源:http://archive.is/4AHOr。

克孜勒苏2019年的出生率为8.1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57‰,也就是说,该地区2020年的目标相当于出生率为1.05‰,人口增长率为负数(-2.83‰)。与2019年相比,克孜勒苏2020年计划出生率下降了87.2%,令人惊叹。

林认为,我的报告(第13页,表2)中显示的来自伽师县库目艾日克社区的每季度宫内节育器检查单,并不能证明中国对只生育过一个孩子的维吾尔族妇女也实施了强制节育措施。

对此,我将用报告中该表上下的文字予以回应:

新疆计划到2019年,对南疆四地州农村80%以上的育龄妇女实施 "长效避孕率"。[35] 通过每季度一次的宫内节育器检查(见表2),以及每月一次的家庭访问和每两个月一次的孕检来验证。然而,"重点人员",即那些被政府认为更有问题的人,将接受更频繁的检查(如尼尔卡县,2019年11月20日)。
至少对于少数民族来说,这些措施不是自愿的。例如,巴音郭楞县2018年5月的相关规定(巴音郭楞县政府,2018年5月10日)称:
经检查......所有符合宫内节育器放置条件且无禁忌症的[妇女]必须立即放置。如有禁忌症,至少要由二级医疗机构出具诊断证明,并加强随访。
2017年春季至2018年秋季对库车县(阿克苏地区)12个村和城区的节育统计显示,已婚育龄妇女(已婚育龄妇女,依洪玉玲福努)中73.5%安装了宫内节育器。[36]显然,宫内节育器不仅用于有3个或3个以上孩子的妇女,也不仅用于有2个孩子的妇女,而且至少有一半的只有1个孩子的妇女使用宫内节育器(见表3;与表2比较)。[强调是后加的]

你会注意到,我的报告主要没有引用表2,而是引用表3,作为我关于宫内节育器安置和子女人数的证据。表2显示了季度宫内节育器检查的名册,其中包括妇女的姓名及其子女的数量。这说明了更广泛的问题。然而,国家甚至对独生子女妇女进行强制的主要论点是基于表3的,而林显然不想转载或引用该表。因此,她既没有涉及我工作中提出的那组地方数据的证据,也没有涉及相关的政策文件。

林接着说,我的报告称,由于在收容期间注射了Depo-Provera(醋酸甲羟孕酮),库车县(阿克苏州)Kök Gümbez社区的更年期妇女比例增加了一倍(我的报告,第20页,图11)。她认为,我关于这种药物在集中营中被用于使妇女不孕的说法是误导性的。

然而,林显然误读了我的报告,或者可能是翻译错误,或者是故意曲解。我只是注意到喀什市和巴格拉克斯县的政府文件指出,醋酸甲羟孕酮一般用于计划生育。然后我的报告中说:"在拘留营中使用的药物可能更直接地针对抑制月经周期"。"(第19页)我只说醋酸甲羟孕酮可导致生育能力下降,直到停止注射后18个月,我只说出这种药物的名字,以表明诱导生育能力和月经周期变化的药物是维吾尔地区用于预防生育的常规手段之一。不过,我怀疑给收容所妇女的药物有所不同,因为它们的效果似乎更直接、更极端。

林以及北京和新疆的政府没有评论什么?

林和对我的报告发表评论的中国政府各机构都选择不对报告中的一些极其重要的说法发表评论。鉴于他们对我的个人和我的研究的强烈谴责,这些遗漏是值得注意的。如果我工作中引用的任何事实不正确,北京方面肯定会抓住这一事实。因此,这些疏漏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他们没有评论皮山县和和田市这两个维吾尔族人口占多数的地区的详细计划生育指标和相关绝育指标,这两个地区计划在2019年分别为约14.1%和34.3%的农村已婚育龄妇女实施绝育。这些文件很容易获得。它们的内容直接与林和中国政府关于所谓 "自愿 "选择生育的说法相矛盾。

第二,他们没有评论新疆卫计委的预算文件,该文件显示,该地区在2019年和2020年预算了合计15亿元人民币的预防生育奖励金,包括对 "自愿 "放置宫内节育器和绝育手术的奖励,以及合计2.6亿(也是2019-20年)用于南疆的 "免费预防生育手术",包括健康检查、宫内节育器服务、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

第三,他们没有评论从2018年开始,新疆开始普遍使用 "违法生育零发生 "一词,在2018年之前,中国其他地方和新疆都没有常规使用这个词。"违法生育零发生 "成为2018年和2019年的计划生育标准目标。这里特别严格的案例是和田地区,这个拥有253万人口的地区,在2019年计划违反计生政策的次数正好不超过21次(来源:我的报告,第12页)。

结语

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得出结论,林的报告并不是要建设性地、公平地讨论我的工作或分析的优缺点,而是要彻底否定它。

她的报告是打着学术的幌子发表的一篇复杂的宣传文章。

NOTES

[1] See https://archive.is/sAZOG. Her publication with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is a book review.

[2] Download page: http://archive.is/hfGL6 (file 2019年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机关及直属(管)单位绩效目标.xls). Archived download of the spreadsheet: https://bit.ly/31FcswE.

[3] Sources: a) Guma County government website, download page at http://archive.is/F86ts, file 皮山县计生委.pdf contained in archive at http://www.ps.gov.cn/Upload/main/InfoPublicity/PublicInformation/File/2019/03/04/201903041238580250.rar. Alternative archived download at https://bit.ly/3fOCTEH.

b) Hotan City: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514171345/https://www.hts.gov.cn/file/upload/201904/02/161938677.pdf.

For both Guma County and Hotan City, the 600 RMB price tag shown in the respective government planning documents indicates that these are female sterilizations (输卵管结扎), which throughout Xinjiang are budgeted at a standard 600 RMB per procedure, while male sterilizations (输精管结扎) are budgeted at 220 RMB. See e.g. http://archive.is/wip/m2b9x.

[4] Source: China Health and Hygiene Statistical Yearbook, table 8–8–2.

[5] Note: the June 29 version of my report incorrectly stated that Kizilsu’s 1.05‰ target for 2020 referred to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A July 21 correction, published well before Lin’s report, corrected this to say that this target refers to the birth rate, not the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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