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大社會所碩士。自由文字工作者。

香港製造的《少年》：自殺救命與「驚天動地」的勇氣

2022 年 4 月 17 日（编辑过）

《香港製造》給了一個複雜且有層次的答案，帶來煙霧瀰漫的惆嗆味道；《少年》則給了一個簡單無比的答案，鏡頭幾乎只近距離地跟在人身上，其餘以真實影像便足夠說明。

1997的《香港製造》與2021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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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陳果的《香港製造》拍攝「偏差少年」的故事，弱智的阿龍在街上撿到陌生女子阿珊跳樓的血跡遺書，從此男主角「中秋」被阿珊的鬼魂糾纏，他說這叫性騷擾，因為他會在夜裏夢到阿珊之後劇烈冒汗驚醒，原來是清洗夢遺後的內褲。故事設定看似戲謔，但中秋同時也跟備受欺負的阿龍、絕症女孩阿屏一起汲汲營營尋找阿珊的遺書收信人，並替阿珊的情傷抱不平，甚至到墳場大喊阿珊的名字，而那素樸的友誼與正義，使墳場這樣帶有死亡氣息的場所，仿若野餐郊遊般開心，成為全片最明亮開闊的一景。

2021年，任俠、林森這部無法在香港本地上映的《少年》裡，男主角阿南也是夜晚冒大汗，但是清晨驚醒之後，看見是鏡中後背被警棍打得傷痕累累。阿南驚醒之時，也是女主角YY的自殺意念落成書信之時；同樣年輕的YY，是曾在街上被撤退的阿南給撞倒而被警察逮捕的手足。所以，阿南跟其他香港人一起奮力營救想要自殺的YY，在水泥叢林之中，靠著機遇及巧合找到人。跳樓的那刻，天台及巷戰奮鬥的手足，都在一幅象徵性的畫面上，伸出了多隻援手，成為絕望寫實之中（這部片不時穿插真實的抗爭影像）最有力度的一則影像主張。

陳果於1997年的作品《香港製造》，講述了邊緣少年少女的反叛與彼此之間的情誼，而2021年的《少年》導演之一任俠，也曾在受訪時表示深受陳果導演與這部作品的影響。

社會要如何把年輕人逼上絕路，年輕人又會如何回應這個社會？《香港製造》給了一個複雜且有層次的答案，帶來煙霧瀰漫的惆嗆味道；《少年》則給了一個簡單無比的答案，鏡頭幾乎只近距離地跟在人身上，其餘以真實影像便足夠說明。我城的現實已無需更多詮釋，電影裡少年的能動性，要回頭引導這社會。這個意識具體呼應了《時代革命》裡的那句「不是時代選中了我們，是我們選擇改變時代」，也是《少年》作為運動當下拼搏拍出的劇情長片，以劇本及表演將人們看不見的事情「演出來」，因而具備無可取代的作品價值。

過去的香港電影，不乏飽富正義且面貌多元的警察，而今無論在現實或電影裡，我們的記憶深刻著鎮壓抗爭的殘暴黑警。正如《少年》裡演出警察家庭的十五歲少年，被社工問到會否擔心在「發夢」（抗爭）時遇到父母，他說「最好遇到被打死，反正『黑警死全家』」這樣簡單的一幕，台詞精確而無須贅述，警察的社會意義已經定型，政權亦無容得異質樣貌的空間。不只是警察形象的質變，少年的形象也在轉變。《香港製造》裡中秋原本要拿刀向「包二奶」的父親咎責，卻在廁所撞見另一名制服少年砍了他父親，原來那父親長期性侵制服少年的妹妹，中秋感嘆「原來不是只有我，每個人的背後都有一個故事」。極權之下，少年們各自被訴說的故事也趨向雷同，因為需要直面暴力、刑期及生命威脅這樣更具張力的「情節」，家庭及親密關係也多少會與政治意圖掛勾而產生掙扎，彼此能共感認同；而比起過往的討債復仇、逞兇鬥狠，勇武疊磚及拋擲汽油彈才是當代少年的行動，鬥爭的對象從有權有勢的敵方，變成一整個政權。

電影敘事中的正反雙方、正義與不義，都有著更截然的表現。若將作品並置，而非以單一的角度去認識這些角色，我們將看見創作者置於其時空，作品本是對整個社會景況的回應。

從「死亡」的主題出發，《香港製造》裡一開頭阿珊便跳樓了，中秋在飽受挫折之後，發現阿龍被老大殺死，阿屏沒有等到他的捐腎也因病死去，中秋說他要做「驚天動地」的事，便是槍殺老大，最終在阿屏的墳墓旁自殺。《少年》一開始是YY在手機畫面之中，興奮從高樓自拍看繁榮的彌敦道，好似普通無憂慮的小孩；然而她也得知香港少年因抗爭的無力感而墜樓，她帶著鮮花致意，自己上街被捕後，則感到人生希望渺茫，決定走上絕路。電影最後，朋友向天台邊的YY喊話「香港是不會因為你一人的死而改變的」，她則落淚點點頭，淡淡說了句「我知。」便轉過身。

對不同世代的年輕人而言，殘酷及絕望的本質並沒有消逝，誰也都想從這場恐怖的災難中免疫，可是現在有更多的少年起身行動，不願只是長大並妥協，就抹滅了理想。反送中少年們的「驚天動地」，是如水般綿延數月的抗爭，逼得政權醜態盡出，為歷史寫下一頁，是集體而切切實實的驚天動地了。

而「救命」這樣的主題，也是屬於反送中運動的特徵，無論是「以死明志」、「更激烈的手段來喚醒」或者「攬炒」意志，正如同香港主權的命運，在高度貧富不均及生活條件侷促的競爭社會裡，多數年輕人前途也未明，充滿躁動及焦慮。《少年》的台詞經常精確點到香港在地的脈絡，就像阿南對即將前往英國讀書的女友說「你是中大畢業，不像我考不上大學，香港留給我們這些沒有選擇的人就好」，這樣的設定也快速凸顯出階級的衝突。YY的父親長年在中國工作而未返家，被警署逮捕後，律師也告訴YY等這班年輕人的法律代價及出境的風險。看不見「離城」選擇的香港少年，更可能不得不挺身為爭取自由而付出，甚至不惜犧牲。「要走，還是要留」的命題從現實之中的七一佔領立法會、理大圍城行動裡被警察封鎖而絕望的情境，延展到大抓捕及國安法之下的移民潮，人們或許無法翻體制，卻仍能夠努力拉住那些想要以個人生命「想走」的手足。

因為時間，不一定總是站在少年的這邊，少年只能天真地期盼自己不要長大，如英文片名《May You Stay Forever Young》。電影裡，角色的相遇是在2019年7月21日，YY說那天人們開始在街上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少年》的片長只有《時代革命》的一半，如其片名，它處理的可能是一個局部，可能「通俗簡單」，在大歷史當前顯得小了，但它會碰到很純粹的情感核心，尤其是年輕人的核心。也許過了十年二十年，《少年》才會因為未來的觀眾「幾乎分不清哪些片段是用真實影像，哪些是特別拍的」而驚嘆，或者因為它把紀錄片不可能拍到的警署內畫面、受強暴者的慟言、黑警小孩的掙扎、路人老人也拿著手機在街上救人的畫面等等也被「演」出來，才受到肯定。期盼這部電影，能像我們曾經在電視上看過的輪播經典港片那樣，少年對抗黑警的故事會被傳唱，決不無疾而終的勇氣，也會再鼓舞下一代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