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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主义支持全民基础收入的论据(by Matt Zwolin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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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关于自由意志主义和全民基础收入(近来常被称为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文章,初看上去ubi和自由意志主义是非常相左的,但是其实并没有矛盾。译者认为ubi是非常有潜力成为未来主流的想法。

原文链接:https://www.libertarianism.org/columns/libertarian-case-basic-income

今天上午,我接受了CATO学院的简短采访,聊了聊自由意志主义和全民基础收入。这次谈话的起因是最近瑞士提案每个月给每个居民2500法郎(约合2800美元),而谈话很快便转向了全民基础收入是否和自由意志主义兼容的问题。我在Bleeding Heart Libertarians的同僚在过去就表达了对这种方案的强烈支持,而在Reason.com上,Matthew Feeney最近也写了一篇支持这种想法的文章。

当然,任何一个政策提案的细节都是关键,而瑞士的提案在很多地方都有问题。首先,每个月2800美元意味着一对夫妇什么也不做,每年可以得到67200美元。尽管瑞士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数额也相当可怕。另外,瑞士的提案是在他们现有的福利制度之上,再加上全民基础收入。很少自由意志主义者会认同这么干,但是如果说用来替代传统的福利政策,全民基础收入确实有不少我们能认同的好处。

如果你还是对此很警惕,这里有三个在自由意志主义上支持全民基础收入的论点。我会先从较弱的开始,这个相信大多数自由意志主义者都会接受,然后转向一些稍微有争议的论述。

1) 全民基础收入会比现有的福利国家制度好得多。

美国目前的联邦社保项目是一个昂贵、复杂的烂摊子。根据Michael Tanner的说法,联邦政府在2012年给大于126个反贫困项目投入了6680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花费的2840亿美元,那么对美国每个贫困人口的支出就达到了20610美元。

直接给穷人开一张支票不好吗?

每一个反贫困项目都有自己的官僚体系和拜占庭式的规则。如果你想缩减政府的规模和权力,那么把这些官僚部门都清除掉,用一个简单的电脑程序取而代之会是一个好的开始。清除臃肿的官僚机构意味着更多的钱在穷人手中,同时纳税人的成本也可以降低,这是双赢的。

全民基本收入也会大大减少家长制(paternalistic)的做法,按Andrea Castillo的话说,这是保守派和进步派都很热衷的调教/调戏穷人的方式。保守派想帮助穷人,但前提是他们能像杂技演员一样跳一系列的圈圈,来证明他们应得到帮助。这些圈圈包括证明他们愿意工作,愿意远离毒品,最好能安定下来,过上美好、稳定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而进步人士虽然普遍反对将这些传统价值观强加给穷人,但是他们几乎总是倾向实物帮助,而不是现金,来确保穷人得到他们“真正”需要的帮助。但我们不应该相信穷人比联邦政府更了解他们需要什么吗?

2) 自由意志主义在过去造成了一些不公正,而全民基础收入可以作为补偿。

自由意志主义忠诚于它对私有财产(几乎完全)不可侵犯的信念,但是这不代表现在已有的财产分配应当被视为不可侵犯,因为现有的分配在许多方面是过去没有代价的盗窃和暴力行为的结果。无论自由意志主义在理论上多么有吸引力,“自由意志主义……从现在开始!”听起来往往像逃避责任,尤其是出自那些在我们历史上大体干过最多血腥和谋杀的人之口。

激进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对修补过去的不公正有过一些提议,其中之一很多人已经忘记了,它来自于一个相对难以置信的来源。很多人记得罗伯特-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里提到的对自然权利自由意志主义的强硬的辩护,他写到任何超越了保护公民消极权利的,最低限度的国家,都是侵犯权利和不公正的。

但诺齐克的权益理论是一种有考虑历史的理论,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处理过往不公的“纠正原则”。诺齐克自己没有提供关于这个原则的具体做法的细节,但是他在下面这段话中提出,我们可以采用一些类似罗尔斯的差异原则的模式性的规则(patterned principles of justice),来作为实现纠正原则的粗略指标。

“或许最好的方法是把一些模式化的关于分配正义的规则,视作粗略的经验法则,来趋近纠正不公正原则的目标。例如,在缺少很多历史资料的情况下,假定1)不公正的受害者一般会比没有受害时候过得更坏,2)最不富裕的群体有最高的几率是那些收到了最严重不公正的人的后代,他们被那些从不公正中受益的人(假设是那些更富裕的人,尽管并不一定是)欠下了补偿。那么,纠正不公正的粗略法则似乎是:组织社会尽可能提高最不富裕的群体的社会地位。”

如果世界上的所有资产都是通过和平的labor-mixing(洛克提出的一种观念,如一片土地的所有权应当属于第一个在上面劳动的人)和自愿交易取得的,那么用税收去支撑的全民基础收入应当是违反自由意志主义的原则的。然而我们的世界并不是这样。我们并没有足够的信息来确定一个最精确的对过去不公正的修正方案,但无视这种不公正也显然是不正义的,那么也许全民基础收入可以作为一种近似的纠正?

3) 穷人确实需要全民基础收入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

前面的两个论点都把基础收入看作一种“次优”的政策,不是因为它本身很好,而是认为它比我们目前所拥有的都要好。但是自由意志主义者是不是能走得更远呢?让基本收入不是作为一种妥协而是作为一种理想?

可以有,而且已经有了。

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都主张把类似基础收入的东西作为政府的一项适当职能,尽管他们的理由有所不同。弗里德曼的论点出现在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第九章,它认为私有力量在尝试解决贫穷问题的时候,会受到他所说的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s)或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ies)的影响,这种外部性会导致自愿的私人慈善会面临供应不足。

“我们大家可能都愿意为减轻贫困作出贡献,但前提是其他人都这样做。如果没有这种保证,我们可能不愿意提供相同数量的捐款。”

因此,弗里德曼的结论是,一些“减轻贫困的政府行为”是合理的。具体来说,政府有理由设定“社会中每个人的生活标准的底线”,这个底线也是他提议的“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所涉及的。

哈耶克的论点,在17年后出现在他的《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三卷,显得更为有力。

“保证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最低收入,或者说是一种即使在无法养活自己的情况下也不需要跌破的底线,这似乎不仅是针对所有人共同面临的风险的完全合法的保护,而且也是大社会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大社会中,个人不再需要依赖于他所出生的那个特定小团体的成员。”

对于那些通过二手漫画了解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的观点的人来说,这种说法无疑会让他们惊讶。但正如我的同僚Kevin Vallier反复记述的那样,哈耶克并不反对这样的福利国家(即使在《通往奴役之路》里也不反对)。至少,他认为福利国家的某些方面是一个国家可以选择追求的。不过上面这段话表明,基础收入不仅仅是一个可选项,更是民主合法性的一个强制要求,这是即使哈耶克式的国家也会需要强制性地采用的。

澄清 – 基础收入 vs 负所得税 vs 所得税抵扣

我在文章开头提到过,评估基础收入提案的时候细节很重要。但上面的论证中我把这些细节放在了一边,甚至没有提及基础收入和负所得税的区别。在结束之前,我想至少说一下这些不同的政策选项。但是这里有很多不同方案,而且每个方案都有很多细节。因此请记住下面的内容只是一些简略。

全民基础收入指的是向每个公民无条件地提供收入,因此在大多数提案中,每个人每月会得到一张支票。这里的“无条件”指的是,支票不以一个人的贫富或工作意愿作为条件。但是有些提案,比如Charles Murray的,只会给成年公民。几乎所有的提案也都只提供给公民。大多数提案规定,基础收入以外的收入按累进税率征税,但基础收入本身不需要。

负所得税指的是对那些低于税负门槛的人,根据他们低于税负门槛的程度给予补助。当一个人的收入提升而接近税负门槛的时候,他获得的补助就会越来越少,而越过门槛的时候,他就开始正向向政府交钱。

所得税抵扣是美国目前现行的政策,它受到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启发,但不足之处是它只适用于有工作的人。

(此处有一些关于不同政策的资料链接,暂且略过。)

反对意见

1) 对就业的负面激励

这是反对基础收入最普遍的观点之一,认为基础收入会激励人不去工作。这些反对观点可以从美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负所得税的一些实验研究中获得一些支撑。

不过这种反对依赖很多提案的细节,而且很有可能被夸大了。因为当你有一份基础收入,这笔钱是你所有的,你去工作赚钱并不会让你损失这笔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基础收入带来的就业抑制可能比现有的福利制度还要小,因为在现有福利制度中,劳动收入决定了能不能获得补助资格。

在负所得税下,负面激励是存在的,但是可以说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上。因为在负所得税下,如果你失业了,然后你找到了一份工作,你会因此得到更多的钱。(此处有一段描述译者无法理解,请参照原文。)

2) 对移民的影响

当大多数人想到帮助穷人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忘记两个基本看不见的群体,其他国家的穷人和尚未出生的穷人。关于第一个群体,人们确实担心美国的基础收入会造成比现在更多的限制移民的压力。毕竟,当每一个新移民都是一个从你的纳税款中领取支票的人时,把这些移民视为威胁并愿意利用国家的强制力把他们拒之门外,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这使我担心,因为我认为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最不应该想做的事就是阻止穷人中最穷的,通过一个有史以来最有效的反贫困计划(即美国相对开放的移民计划)进入一个相对自由的经济中。而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给那些已经是地球上最富有国家之一的公民的人提供一点额外的资金。

3)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即使是经济增长的适度放缓,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即使基本收入保障所产生的边际抑制不会对现有的人造成太大的伤害,它可能会对未来某个时间点出生的人造成很大的伤害。这里给喜欢数学的人设计一个思想实验:想象一下,美国人在1800年决定制定一项社会福利政策,使每年的经济增长降低1%,而且这项政策保持不变直到今天,美国会变得多穷?最穷的美国人会更穷多少?即使你唯一关心的是改善穷人的命运,但这些政策产生的好处是值得的吗?

扩展阅读

Tyler Cowen和Jim Manzi提出了在我看来对基础收入的最严重的反对意见。无论这个想法在理论上多么吸引人,任何实际执行的政策都会受到政治上的修修补补和寻租的影响,直到它看起来和我们已经有的一样糟糕,甚至更糟。Murray提议通过修宪来实施基础收入,同时取消所有再分配项目,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政策免受“普通政治”的压力,但我不确定这是否足够。

Basic Income Studies期刊出版了一期关于自由意志主义和基础收入的专刊,贡献者包括我,Mike Munger,Pete Boettke和Adam Martin,Dan Moseley,Dan Layman,Brian Powell,Peter Vallenty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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