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街五丁目的美術史筆記
書院街五丁目的美術史筆記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ecthelion1993/ 美術史是研究美術品與時代文化交涉互動下的歷史研究,而當代讀者的閱讀及傳播也參與了美術史的形塑。五丁目期待透過不同形式的短篇筆記,提供關心文化、喜好藝術的各位一個富知識性的生活提案。

【趣聞】「愛情與嫉妬、獸慾與敵視的亂鬪」:是真是假?某臺灣藝術家的劈腿疑雲

(编辑过)

「藝術家」是甚麼?過往從事藝術創作的人,舉凡文人、官員、畫工、匠師,甚至皇帝,都另有一個在社會上被認可的身分標籤。直到近現代,「藝術家」才被視作新的社會階級及身分認同,被獨立出來並受到大眾的敬重。

以臺灣日治時期為例,「藝術家」們活躍於媒體版面上。而其中最為優秀者,報紙除了報導他們在海內外各大展覽中入選、獲獎的消息,也將它們視為影視明星一般,熱切地追蹤他們的生活大小事,舉凡旅行足跡、家庭關係、交往八卦、財務糾紛,都逃不過報社記者的搜查。


1930年,在日本統治的時代,作為「臺灣人唯一發聲管道」的《臺灣民報》上,刊登了一則文章,標題是「愛情乎?拆白乎?繞圍青年畫家的葛藤」,所謂「拆白」是1930年代在中國沿海的俚語,用以稱呼設圈套騙財、騙色的壞份子。哇,這麼嚴重的指控,究竟這則報導是怎麼一回事?

有趣的是,這則報導隔壁剛好是林獻堂著名的《環球遊記》
中部某青年畫家,他曾遊學於東京,自從在臺展,他的作品一月而入圍特選,於是一個無名學徒,竟然成了一位畫伯的樣子。他得了州某課長、某女學校長、及某實業學校等的愛才提拔、百方介紹,青年畫家逐為世人共認,尤其是為純情的內臺人女性-在思春期的女性-戀慕的中心!
這位青年畫家為中心,繞圍著很多美麗的女性,內地人、臺灣人、有女學生、有職業婦人等等,在這之中竟然發生了愛情與嫉妬,獸慾與敵視的亂鬪之一大幕!
青年畫家自從去年暑假就和一位某職業婦人發生戀愛?女教員亦已很潔白的心,很熱烈地情供奉給他了。於是某職業婦人每月所得的薪水,大部分都送給他花用了。他亦似乎是有益於他的樣子,故當他在京的時候,每禮拜之中,都可有五六張信寄回來給她,窺其內容,沒有不是我我卿卿,一日不見如三秋的感慨了。
然而在臺展他的作品入為特選之後、他出名了。很多的女性跑近他的徬邊了。他儼然以畫伯自居、先生自稱了。女性們崇拜他、信仰他、所有的靈魂、所有的肉體、任其自由處分了。因此對於某職業婦人的愛情、已經漸漸減褪去、新的感情已經移轉到別的女性身上去了。落他的陷穽是年少的女學生、漂亮的交換姬、多情的裁縫師。

《臺灣民報》創刊以來,一直是文化協會、民眾黨諸如蔣渭水、蔡培火等知識分子發聲的場域,然而細讀這篇報導,更像是投稿者有意爆料這位「年輕畫家」的醜聞,把報紙當攻伐對方、八卦他人家庭醜事的場域。那麼,這位「青年畫家」是誰呢?


文章中提供了有關這位畫家的諸多線索,如「中部某青年」、「遊學於東京」、「臺展特選」,後文還提到「去年暑假就和一位某職業婦人發生戀愛」、「女教員」等資訊。只要是有在關注畫壇資訊的藝文人士,不難知道報中指涉的對象是誰。事實上,翻閱「臺展」(臺灣美術展覽會)歷年「特選」紀錄,從第一屆(1927)到第三屆(1929)間,獲得特選者的男性有村上英夫、郭雪湖、呂鐵州、陳植棋、服部正夷、任瑞堯、楊三郎、廖繼春、陳澄波、顏水龍等人。只要進一步篩選,很容易猜到該名「青年畫家」是為何人。

在這之中活動於中部者,且曾留學東京只有廖繼春。無獨有偶,廖繼春的妻子林瓊仙在跟廖繼春結婚前,任職於臺中內埔公學校(臺中內埔國小),其剛好就是報導中的「職業婦人」。而廖繼春與林瓊仙兩人最為動人的故事,就是當廖繼春赴日留學時,家境富裕的林瓊仙為他準備最好的船艙座位,並定期寄錢資助廖繼春。

但廖繼春真的是爆料中的那位「中部某青年畫家」嗎?若繼續看後文,會發現情況有些不一樣。

自從問題曝露出來之後,青年畫家亦羞得無面見人了?臺中亦住不得的樣子,即刻搬家了。那些女子們亦遭父兄一場的打罵了。那些教員們的頭亦將在空中飛翔了。女學生亦險被退學了,被棄的女教員已經反悔莫及了。一場的愛慾的葛藤似乎從此告終。唯留殘於世上的,只為青年男女,勿論是內地人、臺灣人,皆當作一個很大的教訓罷了!

文中結尾描述顯然與廖繼春、林瓊仙的婚姻並不相符。兩人婚後似乎一如既往地美好、似無異狀。現在來看,這則爆料更像是無的放矢。但,與其關注此篇報導所爆料的對象是為何人、是否為真,不如將焦點放在這篇報導所反映的時代意義。

晚年的廖繼春(中間)及林瓊仙(右側彈琴者)。出自雷驤,〈廖繼春訪問記〉,《雄獅美術》。

1923年創辦的《臺灣民報》,被定位為「臺灣人唯一的言論機構」,創設目的為支持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鼓吹農民、婦女、勞工爭取權益,並傳遞世界各地的新知,啟蒙臺灣人。但這種含沙射影、抹黑廖繼春(或是其他留日派臺展畫家)的八卦報導,卻反映當時文化界在看待新一代的「文化英雄」時,不見得都站在一致的支持立場。

1936年月13日,陳澄波與友人合影於臺南公會堂。前排左起為陳澄波、廖繼春、楊佐三郎,後排右起為謝國鏞、張萬傳。(照片背面謝國鏞與張萬傳的位置寫錯。)

這些年輕的「藝術家」前往世界各地遊歷、留學,在日本、歐洲的藝術展覽中獲取巨大的名聲及社會聲望,返臺後組織文化團體、參與官方美術展覽,成為媒體眼中的寵兒,被視為臺灣人的文化新星,於此同時,不難想像會有人將他們視為向日人諂媚的投機分子,或是只是單純對其獲取的名聲地位感到眼紅。也因此,本該是臺灣知識分子合作團結、對外發聲的《臺灣民報》,出現這種刻意被放出、抹黑某一藝術家的八卦消息。

對這些年輕藝術家而言,這是他們年少輝煌的時代,但也初嘗社會對他們的輿論、歧見及批判。自此開始,舉凡私生活、感情、交友活動都將會被放大檢視,在光鮮亮麗的「文化英雄」背後,實際上是暗潮洶湧、艱苦萬分的道路。

廖繼春,《有香蕉樹的院子》,1928。這幅畫在當時入選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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