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街五丁目的美術史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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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ecthelion1993/ 美術史是研究美術品與時代文化交涉互動下的歷史研究,而當代讀者的閱讀及傳播也參與了美術史的形塑。五丁目期待透過不同形式的短篇筆記,提供關心文化、喜好藝術的各位一個富知識性的生活提案。

圖像的時代、時代的圖像:《跨越世紀的信號3:圖像裡的臺灣史(18-20世紀)》

(编辑过)
「一張圖片勝過千言萬語」,無論是回應當代社群媒體時代的圖像風潮,抑或是透過圖像重新認識臺灣史,我相信《跨越世紀的信號3:圖像裡的臺灣史(18-20世紀)》必能滿足求知若渴的讀者們

《跨越世紀的信號3:圖像裡的臺灣史(18-20世紀)》是由貓頭鷹書房出版,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張隆志所主編,以「圖像」這一看似直觀易懂,實則刁鑽詭譎,蘊藏複雜詮釋空間的材料為對象,由十位不同領域的歷史研究者參與撰寫,橫跨不同專業知識,內容豐富有料。從滿洲將領呈獻乾隆皇帝的戰圖,到日本人類學家鏡頭下的臺灣原住民;從戰後臺灣對手塚治虫漫畫「再創作」的盜版作品、到臺灣畫家筆下幽微折射出的蘭嶼意象。圖像在本書中扮演歷史的主講人,而非過往「以圖證史」的配角。


回應社群媒體的時代

實際上,在社群媒體(Facebook、instagram等)風行的當代網路社會,圖像往往比文字更能吸引大眾目光,流通的頻率與速度勝過過去任何一個時代。隨著歷史學大眾化,歷史研究者也開始善用圖像,不管是爭取流量關注,刺激討論,圖像的確成為承載知識、傳播知識的重要媒介。然而以流量掛帥的結果,是網路媒體往往以煽動性的圖像奪人眼球,隱藏可能誤導、扭曲真相的意圖。

在本書中,作者們的確意識到圖像所蘊藏的魔力與權柄。研究者小心翼翼地抽絲剝繭,檢視圖像製作者的意圖,並在提醒我們圖像研究的方法、危險。讀者往往能享受宛如閱讀辦案小說般的樂趣,跟隨作者的敘事軌跡,揭開圖像背後的意涵。

例如,盧正恒以經典讀物《威利在哪裡?》為開頭,介紹《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中戰爭與圖像中人物的對照關係,這件作品是平定林爽文事件的福康安,為向乾隆皇帝展示戰事經過的「圖像化的奏摺」。盧正恒提醒我們,作為圖像主導者的福康安,必定會對內容進行篩選,以凸顯福康安對平叛過程的重要性。以《威利在哪裡?》為引子的比喻確實巧妙,對乾隆皇帝(及後來的我們)而言,的確就像在尋找威利一般,於一幅又一幅的圖畫中尋找福康安或林爽文的身影,從而了解戰事的經過。

楊淳嫻的文章則介紹之前於北師美術館「不朽的青春:臺灣美術再發現」中展出的張義雄《蘭嶼紀念》。延續展覽中對《蘭嶼紀念》的研究,楊淳嫻以「視線的角力」貫穿全文,梳理蘭嶼在殖民者、藝術家、大眾媒體眼中的多重形象,以及張義雄在創作《蘭嶼紀念》時,如何幽微觸及達悟族文化日常--而非面向大眾的符號化刻板印象。最後,作者亦提醒我們,需要注意作為被描繪對象的蘭嶼人,其視線的主體性何在。

從當代社群媒體的視角來思考,我們頻繁扮演圖像生產者的角色,在拍攝風景、記錄個人生活,並發佈到平臺上時,往往也經歷過與上述案例相同的情況:揀選圖像、形塑自我或他者形象,以及有意無意間反映某種既定的刻板印象。從這點來看,《跨越世紀的信號3:圖像裡的臺灣史(18-20世紀)》是一本很能回應當代生活對圖像需求的書籍。另外,本書還附錄了作者在寫作時的「副產品」,如研究方法的思考、研究資源的取得等等,相信對有志朝向相關領域的研究者而言,也能帶來很好的對話吧。


以圖像串聯歷史

綜觀本書收錄的十篇文章,隱約可以感覺到本書以時間為序的編排方式,以及意圖概括臺灣史研究中,不同領域學術成果的編纂野心。然而文章主題雖看似各異,實則能相互對照、比較,彼此亦有關聯可循。

如本書第一章中,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馮秉正,通過文字描述,交由比利時畫工繪製出虛實交雜的「臺灣原住民形象」(本書37頁)。馮秉正之所以知曉原住民長相,是因為他曾以康熙皇帝欽差的身分到訪臺灣,以其幾何學知識協助輿圖的測繪工作。而馮秉正有一位知名的耶穌會同僚——郎世寧,在馮秉正測繪臺灣的隔年來到中國。他在清宮製作銅版畫戰圖的過程中具有很大的貢獻及指導,其中包含《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本書第三章)的銅版畫版本。換言之,到訪清帝國的耶穌會傳教士,不僅以圖像向歐洲介紹東方,同時也藉由圖像幫助清宮認識自己統治的疆域。

而在《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中,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內容,描繪苗栗獅子頭社的「生番」堵截林爽文大多數的部眾,擊殺後獵首。畫面刻意描繪獵首與支離破碎的血腥場景,向觀者--乾隆皇帝呈現帶有獵奇色彩的生番形象。相反,同樣是原住民形象,《敦仔衣冠盛粧圖》(本書56頁)卻描繪出符合中國功臣、祖先像傳統與禮制規範的臺灣番社領袖形象。換言之,宮廷與地方,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觀看視角與圖像生產機制的不同,影響帝國邊陲原住民形象的差異。

不同於傳統帝國以君臣或民番視角處理原住民的形象建構,隨著西方自然史研究的發展,臺灣的人種及動、植物,也被納入全球博物學知識競合的科學帝國主義(Scientific imperialism)中。例如日治初期,深入臺灣山地踏查的人類學者森丑之助,便以人類學的方式留下原住民的人種攝影(本書167頁)。除此之外,包含森丑之助在內,熟悉臺灣山地的專家,偶爾也會協助植物學方面的調查,將採集到的臺灣植物樣本,交付日本內地的學者鑑定。其中,早田文藏便是在類似的輾轉流程下,成為首個確認新種「臺灣杉」(本書192頁)的研究者。這些扎根於自然田野經驗的成果,都使得日本博物學得以茁壯。

到了昭和時期,當時出版的博物學圖鑑中,已對臺灣的動植物累積豐富的研究。事實上,創作《原子小金剛》的「漫畫之神」手塚治虫,年輕時所閱讀的《原色千種昆蟲圖譜》,便出自上述時代背景,收錄了臺灣的昆蟲品種。而手塚的筆名「治虫」顯示其對昆蟲的興趣,自己甚至有創作手繪的《原色甲蟲圖譜》,影響其未來走向漫畫之路。而手塚的作品也在戰後,以盜版、改作的形式流通於臺灣社會,參與了臺灣漫畫史早期發展的奇特一頁(本書第九章)。


通過上述例子,圖像的確能夠串聯起歷史的漫漫長河。從宮廷到大眾,從他者到自我,《跨越世紀的信號3:圖像裡的臺灣史(18-20世紀)》提供我們藉由圖像與實證學術研究,探索歷史背後的複雜性與豐富面貌。

「一張圖片勝過千言萬語」,無論是回應當代社群媒體時代的圖像風潮,抑或是透過圖像重新認識臺灣史,我相信《跨越世紀的信號3:圖像裡的臺灣史(18-20世紀)》必能滿足求知若渴的讀者們。


本文轉載自書院街五丁目的美術史筆記臉書粉絲專頁所舉辦的書本抽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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