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潤人心的偽物：日治時期臺灣的贗品

看到這個標題可能會想問，贗品都已經是贗品了，怎麼滋潤人心呢？但真跡的數量向來就不可能滿足市場的需求，所以像是畫家死後仍持續產出作品，或是古物市場上頭擺放著與故宮文物如出一轍的瓷器、書畫，也是十分尋常的事情。

另一方面，吾友子迂的蠹酸齋在一篇有關「動物森友會」的文章中曾提到：[1]

很多人以為藝術品若為贗品就沒有價值。事實上贗品在市場上有自己的獨特價值，購買的原因未必是講求其真，更多的是希望藝術品漂亮或奇特。遊戲中也是如此，你可以購買真品大衛像，但贗品大衛像於右手拿了一本書，反而十分吸睛，即便博物館不接受捐贈，放在自家門口，看了心情也是愉悅。

這也就是說，購買者在知道是贗品的情況下，因為十分喜歡這件作品，還是願意掏腰包購買。

19世紀末，大清帝國的皇家收藏開始崩解，歷經英法聯軍、庚子拳亂與八國聯軍的劫掠，宮內藏品大量流散，根據研究，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可能就在此時流至英國，隨後轉售予大英博物館。[2]

1911年，清帝國終於結束數百年來的統治，紫禁城的珍寶亦隨著官員、皇室成員之手而流落市面。而這些資訊，在當時已由日本統治的臺灣亦有所聞。

早在1906年，《臺灣日日新報》就曾特別撰文介紹清帝國存於各地的藏書閣，「其中如文源閣。亡於英法軍侵入之時。文宗文匯兩閣。燬於長髮賊之亂（即太平天國）。文瀾閣亦其時散俟」[3]。到了1925年，直系軍閥馮玉祥（1882–1948）駐軍於北京的期間，臺灣報紙亦曾提及紫禁城長春宮、永壽宮「儲藏寶物甚多。有為人盜出行跡。最近發見」的情況，反映讀者民眾一直對於神秘的清室收藏充滿好奇，持續關注這些珍寶的流出與去向。[4]

而社會大眾的好奇心亦投射在藝術市場的供給上，從1900年代開始，臺灣就逐漸形成由日人、臺人共同組成的古董市場及鑑賞圈，其中不乏「清室流出之寶」盛行於市。然而，縱使真有清宮珍品流出，亦不可能滿足為數眾多的買家，更何況是作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此時贗品的出現可謂必然。於是，在當時報紙上時常可見贗品流通於市的消息。

1924年，一則有關大稻埕慈聖宮醮壇的報導以「書畫骨董搜羅殆盡」為標題，介紹民間收藏家陳列在各個壇上，用以酬神祈福用的古董。

報中提到壇內不乏「梁朝磁（瓷）塔」、「魏朝古佛」、「隋朝石佛」，甚至是「印度古佛」的陳列，以及「漢玉透身如意。聞係清宮流出之寶」。當然，裏頭可能偶有真跡，但大部分無疑都是從中國沿海一帶的古董市場所流出的贗品。然而這些在臺灣各地寺廟舉辦的建醮活動，仍成為藝術愛好者們共襄盛舉、競逐彼此收藏的慶典，縱使真贋難辨，無疑也被視作酬神祝慶的寶物般重視、珍藏。[5]

另一方面，寓居臺灣的日本人也參與臺灣書畫市場的買賣，他們除了關注從中國流出的文物珍寶，也將日本古今名家的作品介紹到臺灣。其中，「祇園辻利」大茶商三好德三郎（1873–1939），以及藝文記者尾崎秀真（1874–1952）等人都是當時赫赫有名的收藏家。從目前典藏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三好德三郎書畫目錄」來看，裏頭不乏中國、日本古今名家的作品，不過目前來看仍是真偽難辨，這是因為這些收藏迄今下落不明。

對這些在臺日人而言，他們長年在臺辛苦積累的財富及珍藏，都將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國民政府的到來而土崩瓦解。戰後國民政府規定，日僑在引揚歸國時攜帶的物品及金錢有種類及重量的規定，此時的他們只能到處拋售、寄存財產。1971年，經歷過那段混亂日子的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楊雲萍（1906–2000）曾回憶：[6]

日本人一向喜歡在客廳懸掛書畫及古玩等，到這時很多日人就將所收藏的書畫、古玩、書籍及日用品等，拿到中山北路兩旁求售，賣出很多的書畫等。現在臺灣留存下來的日人舊藏品，大多是當時留下來的。

而灣生畫家立石鐵臣（1905–1980）則以插畫與文字記錄了當時的景況：

他們（日本人）委託臺灣人販售財產，沿著大街兩側成長列。其中掛軸甚多令人驚訝。然而這裡面有雪舟、狩野派、光琳，近人也有大觀（橫山大觀）、御舟（速水御舟）等，幾乎網羅了日本畫家名鑑上的所有人物。……大部分贗品都曾帶給殖民地異地生活的日本人無上滋潤。真品當然無法供應這麼龐大的需求量。然其所有者皆信其為真，脫手之際不免留住萬斛之淚水。

在立石鐵臣身為專業畫家的眼光中，這些名家書畫多為贗品。然而，正如他所說「大部分贗品都曾帶給殖民地異地生活的日本人無上滋潤」。在缺乏專業美術館、難以一親古代名家大作的殖民地臺灣，縱使是贗品，也撫慰這些收藏者寓居異鄉的心靈。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這些收藏者都知道自己購買的並非真跡，但或許對他們而言那又如何，畢竟，自己喜歡這件作品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所謂的「贋物萬歲」吧！

參考書目：

[1]https://www.facebook.com/21furu/photos/a.748408735265591/2623247197781726/?type=3

[2] 石守謙，〈清室收藏的現代轉化──兼論其與中國美術史研究發展之關係〉，《故宮學術季刊》第23卷第1期（臺北，2005），頁1–33。

[3] 〈七閣書庫〉，《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06–16（版6）。

[4] 〈盜舊清室寶物〉，《臺灣日日新報》，1925–05–06（夕刊版4）。

[5] 〈大甲街鎭瀾宮醮事 醮壇陳列書畫骨董 普施多至二千餘棹 觀衆十數萬人極呈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36–12–03(夕刊版4)。

[6] 黃琪惠，〈台灣書畫收藏展與傳統文化再詮釋〉，《史物論壇》5期（臺北，2007–12），頁111–139。

[7] 邱函妮，《灣生．風土．立石鐵臣》（臺北：雄獅美術，2004），頁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