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街五丁目的美術史筆記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ecthelion1993/ 美術史是研究美術品與時代文化交涉互動下的歷史研究,而當代讀者的閱讀及傳播也參與了美術史的形塑。五丁目期待透過不同形式的短篇筆記,提供關心文化、喜好藝術的各位一個富知識性的生活提案。

滋潤人心的偽物:日治時期臺灣的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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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個標題可能會想問,贗品都已經是贗品了,怎麼滋潤人心呢?但真跡的數量向來就不可能滿足市場的需求,所以像是畫家死後仍持續產出作品,或是古物市場上頭擺放著與故宮文物如出一轍的瓷器、書畫,也是十分尋常的事情。

另一方面,吾友子迂的蠹酸齋在一篇有關「動物森友會」的文章中曾提到:[1]

很多人以為藝術品若為贗品就沒有價值。事實上贗品在市場上有自己的獨特價值,購買的原因未必是講求其真,更多的是希望藝術品漂亮或奇特。遊戲中也是如此,你可以購買真品大衛像,但贗品大衛像於右手拿了一本書,反而十分吸睛,即便博物館不接受捐贈,放在自家門口,看了心情也是愉悅。

這也就是說,購買者在知道是贗品的情況下,因為十分喜歡這件作品,還是願意掏腰包購買。

動物森友會中的美術館功能(圖片出自https://www.facebook.com/21furu/photos/a.748408735265591/2623247197781726/?type=3)。

19世紀末,大清帝國的皇家收藏開始崩解,歷經英法聯軍、庚子拳亂與八國聯軍的劫掠,宮內藏品大量流散,根據研究,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可能就在此時流至英國,隨後轉售予大英博物館。[2]

顧愷之,《女史箴圖》局部,大英博物館藏。

1911年,清帝國終於結束數百年來的統治,紫禁城的珍寶亦隨著官員、皇室成員之手而流落市面。而這些資訊,在當時已由日本統治的臺灣亦有所聞。

早在1906年,《臺灣日日新報》就曾特別撰文介紹清帝國存於各地的藏書閣,「其中如文源閣。亡於英法軍侵入之時。文宗文匯兩閣。燬於長髮賊之亂(即太平天國)。文瀾閣亦其時散俟」[3]。到了1925年,直系軍閥馮玉祥(1882–1948)駐軍於北京的期間,臺灣報紙亦曾提及紫禁城長春宮、永壽宮「儲藏寶物甚多。有為人盜出行跡。最近發見」的情況,反映讀者民眾一直對於神秘的清室收藏充滿好奇,持續關注這些珍寶的流出與去向。[4]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04–13(版5)。

而社會大眾的好奇心亦投射在藝術市場的供給上,從1900年代開始,臺灣就逐漸形成由日人、臺人共同組成的古董市場及鑑賞圈,其中不乏「清室流出之寶」盛行於市。然而,縱使真有清宮珍品流出,亦不可能滿足為數眾多的買家,更何況是作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此時贗品的出現可謂必然。於是,在當時報紙上時常可見贗品流通於市的消息。

1924年,一則有關大稻埕慈聖宮醮壇的報導以「書畫骨董搜羅殆盡」為標題,介紹民間收藏家陳列在各個壇上,用以酬神祈福用的古董。

《臺灣日日新報》,1924–11–03(夕刊版4)。

報中提到壇內不乏「梁朝磁(瓷)塔」、「魏朝古佛」、「隋朝石佛」,甚至是「印度古佛」的陳列,以及「漢玉透身如意。聞係清宮流出之寶」。當然,裏頭可能偶有真跡,但大部分無疑都是從中國沿海一帶的古董市場所流出的贗品。然而這些在臺灣各地寺廟舉辦的建醮活動,仍成為藝術愛好者們共襄盛舉、競逐彼此收藏的慶典,縱使真贋難辨,無疑也被視作酬神祝慶的寶物般重視、珍藏。[5]


另一方面,寓居臺灣的日本人也參與臺灣書畫市場的買賣,他們除了關注從中國流出的文物珍寶,也將日本古今名家的作品介紹到臺灣。其中,「祇園辻利」大茶商三好德三郎(1873–1939),以及藝文記者尾崎秀真(1874–1952)等人都是當時赫赫有名的收藏家。從目前典藏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三好德三郎書畫目錄」來看,裏頭不乏中國、日本古今名家的作品,不過目前來看仍是真偽難辨,這是因為這些收藏迄今下落不明。

德三郎的孫子喜久在回憶中提到:「祖父有時將字畫掛滿接待室牆面,一邊凝視,一邊選出擬掛在本宅和幸町別宅的掛軸,似乎是為接待近期將造訪的客人,選定最適合的掛軸。」(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典藏)

對這些在臺日人而言,他們長年在臺辛苦積累的財富及珍藏,都將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國民政府的到來而土崩瓦解。戰後國民政府規定,日僑在引揚歸國時攜帶的物品及金錢有種類及重量的規定,此時的他們只能到處拋售、寄存財產。1971年,經歷過那段混亂日子的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楊雲萍(1906–2000)曾回憶:[6]

日本人一向喜歡在客廳懸掛書畫及古玩等,到這時很多日人就將所收藏的書畫、古玩、書籍及日用品等,拿到中山北路兩旁求售,賣出很多的書畫等。現在臺灣留存下來的日人舊藏品,大多是當時留下來的。
戰後日人引揚的情況(圖片出自https://pylin.kaishao.idv.tw/?p=7319)。

而灣生畫家立石鐵臣(1905–1980)則以插畫與文字記錄了當時的景況:

他們(日本人)委託臺灣人販售財產,沿著大街兩側成長列。其中掛軸甚多令人驚訝。然而這裡面有雪舟、狩野派、光琳,近人也有大觀(橫山大觀)、御舟(速水御舟)等,幾乎網羅了日本畫家名鑑上的所有人物。……大部分贗品都曾帶給殖民地異地生活的日本人無上滋潤。真品當然無法供應這麼龐大的需求量。然其所有者皆信其為真,脫手之際不免留住萬斛之淚水。

在立石鐵臣身為專業畫家的眼光中,這些名家書畫多為贗品。然而,正如他所說「大部分贗品都曾帶給殖民地異地生活的日本人無上滋潤」。在缺乏專業美術館、難以一親古代名家大作的殖民地臺灣,縱使是贗品,也撫慰這些收藏者寓居異鄉的心靈。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這些收藏者都知道自己購買的並非真跡,但或許對他們而言那又如何,畢竟,自己喜歡這件作品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所謂的「贋物萬歲」吧!

立石鐵臣筆下的日僑拋售書畫古董的景況 (圖片出自邱函妮,《灣生.風土.立石鐵臣》(臺北:雄獅美術,2004),頁124)。

參考書目

[1]https://www.facebook.com/21furu/photos/a.748408735265591/2623247197781726/?type=3

[2] 石守謙,〈清室收藏的現代轉化──兼論其與中國美術史研究發展之關係〉,《故宮學術季刊》第23卷第1期(臺北,2005),頁1–33。

[3] 〈七閣書庫〉,《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06–16(版6)。

[4] 〈盜舊清室寶物〉,《臺灣日日新報》,1925–05–06(夕刊版4)。

[5] 〈大甲街鎭瀾宮醮事 醮壇陳列書畫骨董 普施多至二千餘棹 觀衆十數萬人極呈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36–12–03(夕刊版4)。

[6] 黃琪惠,〈台灣書畫收藏展與傳統文化再詮釋〉,《史物論壇》5期(臺北,2007–12),頁111–139。

[7] 邱函妮,《灣生.風土.立石鐵臣》(臺北:雄獅美術,2004),頁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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