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頓
費頓

獨立撰稿人,關注中國公民社會發展以及為此付出的行動者們

劉偉偉:我想看看誰讓我不自由

不想被困住就必須死命折騰

2020年7月15日,藝術家劉偉偉失聯了,約好的採訪時間裡遲遲沒出現。

次日得知,他又進了一趟派出所,被審了22小時。

「理直氣壯活蹦亂跳。」聽到他弟弟劉超如此轉述,我心生佩服,轉頭又想,這個樂於在各種社會事件衝突現場橫衝直撞,穿著藝術的防彈衣到處撒野的藝術家,誰碰到,誰倒霉。

果然,幾日後受訪,劉偉偉生猛依舊。他說,和員警談藝術就聊了12個小時,「對方聲音都啞了」。他簽名的筆錄裡,只有對員警暴力執法的投訴和要見律師的內容。

上一次被失聯是2018年6月。劉偉偉做律師維權項目,在深圳被強行羈押18個小時。釋放後他編寫和排演了一齣論壇劇場《18個小時》,還讓律師起草了行政起訴狀,準備狀告派出所。

這次呢,他想讓員警寫一份道歉,在派出所大喊,「不道歉,我就要把這裡鬧得雞犬不寧」。

這很符合劉偉偉的作風。與他交過手的人都知道,劉偉偉桀驁不馴,論述能力強,行動力更強,是那種「你混蛋,他比你更混蛋」的人。公權力給他造成的困境,劉偉偉都如數歸還。

重慶「唱紅打黑」時,他把因言獲罪的勞教人員的困境做成訪談和展覽,質疑中國違法存在的勞教制度;被員警跟蹤、調查,他就把員警送到展覽現場被展覽和觀看,消解警權;出租車司機陷入維權困境,他把300多名司機帶進美術館看紀錄片、談訴求,造成社會事件;重慶千秋村土地使用不公,劉偉偉又潛入村子,攪動兩百多村民遊行、選舉,還和政府談判,刺激公民政治參與;人權律師紛紛被逮捕,其家人被嚴密監控,劉偉偉帶人逃走,又請來21位公民在監控下發表公開聲明,挑戰言論自由和政治參與權……。

就這樣折騰,近十年來,劉偉偉堅持把肉身投入社會衝突地帶,展開行動,質問制度權力對個人權益的壓迫,攪動政治參與和實踐,用他的話說,「我他媽的要試試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活著的樂子」。

困難和風險,在中國政權維穩為首的治理邏輯下不言而喻。大型的治安秩序裡,不想被困住,就需要死命折騰,但這在劉偉偉看來,都「真他媽的有意思」。

把肉身投入社會衝突的旋渦裡

「他媽的」、「行動」、「社會現場」、「藝術」是劉偉偉的高頻詞。不管熟不熟悉劉偉偉的人,都能在短暫的交流中快速辨識他的個性:說話勇猛,做事無畏,行動大膽,活得自由,又充滿挑釁性。

2007年入讀四川美術學院,他很快就反感了。學院的美學教育太滯後、太無聊,裝腔作勢的畫廊氛圍更是讓人討厭。 2010年毅然退學,他開始在社會現場橫衝直撞四處撒野。

劉偉偉對藝術的立場很鮮明,認為藝術要有批判性,直言「當代藝術是種社會行動」。他又反感對藝術家的拔高,嘲笑自己是「拉皮條的」,同時鄙視當下大多數藝術家「為了政治安全,切斷了跟中國現實政治和社會現場的聯繫」,甚至毫無顧忌地稱他們為「蛆」,被資本操控和圈養著。

不想做蛆,就得把自己扔進社會現場。劉偉偉如今回憶,他的退學決定和藝術行動可能與博伊斯有關。

博伊斯是歐美最有影響力同時又最難被理解的當代藝術家,他強調藝術對政治、社會、文化的介入,鼓勵個體身體力行參與到公共事務中。他做過很多至今讓人津津樂道的作品,如向一隻死去的兔子解釋什麼是繪畫,如把自己與一隻狼關在一起,又如在一個空白空間裡做了一個叫「直接民主局一天的事項記錄」。

逃出校園的劉偉偉,開始了點子式的藝術行為。在車水馬龍的路上,用一袋麵粉做了個斑馬線;他去IKEA拉響報器,被保安追著跑;他鋸下廣場上革命人物雕像的一小堆粉末,並用粉末畫了薄熙來的像送到警察局,要求把畫像上交給薄熙來,被員警趕出警察局。這些荷爾蒙式的行動很快讓劉偉偉感到無趣,他意識到,自己並未進入真正的社會現場。

劉偉偉說的社會現場具體是公共領域的事件和衝突地帶,說白了,是制度壓迫和個體權利的較勁現場。 「這才是應該去折騰,去攪動,去較勁的最緊迫現場。」

沒多久,他去了重慶,直接進了大型權力壓迫衝突地帶。 2011年到2012年的重慶,在薄熙來主政下,「唱紅打黑」政治氛圍十分濃厚。不少人因言獲罪,有人只因在網上跟帖一句就被抓去勞教一年。更甚者,一句批評被判三年五年。

「勞教人員出來後都不服,憑什麼呀,一句話就毀了幾年人生啊。」劉偉偉陰差陽錯認識了他們,看著他們找律師、上訪維權,質疑違法卻長期存在的勞教制度。他和勞教人員混在一起,給他們做訪談、拍紀錄片、重走勞教之路,還做了展覽。

在政治旋渦中心明目張膽地和勞教人員搞事情,劉偉偉很快被當地員警盯上,反複審問:想做什麼,做什麼藝術,什麼是藝術行為,有什麼目的。員警還把電話打到劉偉偉大學老師家中,得到一句「劉偉偉是神經病」才作罷。

在他活潑和快速的講述中,可以感受到劉偉偉對肉身進入衝突旋渦裡的興奮和享受,「鮮活、豐富、充滿挑戰性」。更重要的是,他接觸到了真實的個體,進入了具體的困境現場,觸摸到了政治毛細血管的末端。 「越是具體的事,越能激發真實性和行動性,然後瓦解權力的控制。」

刘伟伟作品《西瓜》(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他媽的」、「行動」、「社會現場」、「藝術」是劉偉偉的高頻詞。不管熟不熟悉劉偉偉的人,都能在短暫的交流中快速辨識他的個性:說話勇猛,做事無畏,行動大膽,活得自由,又充滿挑釁性。與他交過手的人都知道,劉偉偉桀驁不馴,論述能力強,行動力更強,是那種「你混蛋,他比你更混蛋」的人。公權力給他造成的困境,劉偉偉都如數歸還。近十年來,劉偉偉堅持把肉身投入社會衝突地帶,展開行動,質問制度權力對個人權益的壓迫,攪動政治參與和實踐,用他的話說,「我他媽的要試試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活著的樂子」。

困難和風險,在中國政權維穩為首的治理邏輯下不言而喻。大型的治安秩序裡,不想被困住,就需要死命折騰,但這在劉偉偉看來,都「真他媽的有意思」。

鬥智鬥勇消解警權

劉偉偉大多數的行動直指社會現實,強調對事件的重製與指證。本質上,這承載著他對社會和人生的理解和態度。中國的政治環境下,大多數人都有自己的困境,可以選擇的有限,要麽同謀要麼抗爭。在制度壓迫與個體權利的較量中,劉偉偉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媽的,決不能共謀啊」。

「你面對的不是正常制度下的權力分配和運作,你面對的是精神錯亂的文盲和野蠻人,能怎麼辦?只能反抗,和他們拼了」。劉偉偉隨後又強調,與權力鬥就要逃開治安邏輯,「不要做無謂的犧牲,要鬥智鬥勇,這才有趣。」

在重慶多年,員警對劉偉偉的監視和約談繼續著。劉偉偉不恐懼也不生氣,他用員警接近他的方式介入員警的生活,帶他去動物園,教他畫大象,畫老虎,畫樹林。員警也算坦誠,告訴劉偉偉,他姓王,在部隊學過吹小號。劉偉偉取笑,「你算半個藝術工作者,我也算半個,我們加起來成立一個團結友愛藝術小組吧,就叫『一個文藝工作者』」。

刘伟伟(右)用员警(左)接入他生活的方式介入对方的生活
刘伟伟教这个负责他的王姓员警画画

更有意思的是,2014年劉偉偉接到上海邀請去做個人展覽,劉偉偉把邀請告訴王警官。王警官問他可不可以一起去。劉偉偉當然知道王警官帶著監視任務,靈機一動,答應了,給王警官買了機票安排了住宿。只是臨出發前,劉偉偉找了個理由推脫不去了,而王警官已經上了飛機。劉偉偉還說服王警官,「你不是想知道我做什麼藝術嗎?去展場感受感受」。就這樣,王警官在劉偉偉缺席的個展上呆了7天。

劉偉偉讓朋友在展廳提前裝好了攝像機,把王警官到現場的消息發到網上,監控著王警官在展館的7天。 「他媽的,他,一個員警,被我展出了7天,這才是作品的核心。」說起這個作品,劉偉偉像談一件趣事,語氣中滿是調侃和挑釁,「在今天這個治安秩序裡,一個監控他人的人,成了被眾人監控、觀看的對象。王警官的出現和故事,是一次肉身監控、審查邏輯的曝光,也是一次對警權的消解。」

今天的中國是個監控大國。維基百科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中國大陸的「天網」系統在各地設有約2億個監控攝像頭。中國IDC(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預測,到2022年中國視頻監控攝像頭部署量將達到27.6億台,也就說,到時每個人頭上頂著2台攝像頭生活,「無處不在的權力已經入侵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了,他媽的,越來越容易形成政治壓迫,個人權利也越來越容易被侵害。」劉偉偉發現,被不同程度地監控和侵害,是我們都要面對的基本困境。

展後,王警官給劉偉偉擱下狠話「以後給我小心點」。劉偉偉也不客氣,「我遭遇什麼便回應什麼」。

藝術家鄭宏斌與劉偉偉相識多年,合作頻繁。他見過劉偉偉那種「遇事平事,臨時發揮」的技能。 2013年,劉偉偉本來邀請了一群重慶訪民前來參加活動,但都被警方羈押滯留在了火車站。劉偉偉臨時起意,買了200斤西瓜,邀請了 9 位安保人員在現場踢碎西瓜。血紅的西瓜汁蔓延整個展廳,預示著被權力碾殺的個人權利,極具視覺衝擊力,反而成了媒體焦點。

「劉偉偉肉身投入旋渦的時候,他從不瞻前顧後,迎面而來的不管是現場衝擊還是官方打擊都可以順勢而為,採取任何可以使用的方法和途徑,轉化成藝術行動,消解權力。」鄭宏斌和劉偉偉一樣,認為藝術要走進社會衝突現場,而藝術家需要這種能對任何現場「立即做出有創造性的反應」的技能。

搭建證據鏈,指證暴力與人權傷害

身處困境的人,組成這個國家僅有的真實。

劉偉偉強調,個體困境赤裸裸,無處不在,更大的難題是,「身處困境的人被忽視、拋棄,言論審查下也沒有證據來確定暴力,指證產生暴力的邏輯。」劉偉偉的樂趣和挑戰是和這些困境較勁,重新搭建證據鏈,指證暴力。

北京打工子弟和他們的孩子,因為打工子弟學校的拆遷,數十萬人面臨失學失業困境。 「這是一種教育制度下的暴力」,劉偉偉覺得有必要瓦解精英構建起來的美好社會幻覺,以藝術方式固定證據。

可是,北京有多少家打工子弟學校、建在哪裡、哪些被拆除了、學校有多少人、學校拆除後孩子去了哪裡,沒有官方數據,也無處查詢。劉偉偉把電話打到教育局、北京市教委,要麽沒有回答,要麽說不清楚。他申請政府信息公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九條: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權對行政機關的政府信息公開工作進行監督,並提出批評和建議。),也沒有回應。

劉偉偉只能在網上查,一個個打電話諮詢,又一間間學校去實地走訪、確定。花了三個月收集、整理資料,製成圖片,放在網上,引起關注。經過劉偉偉的初步調查,2014到2016年間,北京打工子弟學校有112所,在校人數約65000人,在校學生比2014年少了28000人;到了2018年,在校人數又少了兩萬人。

按理說,在中國近四十年快速發展的經濟成果上,九年義務教育應該可以惠及大多數城鎮居民。然而,對非北京戶籍的孩子而言,上學仍困難重重。他們看似有三種選擇,一是公立學校,二是貴族學校,三是打工子弟學校。公立學校需要至少30份證件,對外來務工人員來說,幾乎辦不齊,進不去。貴族學校收費高,非富即貴的人才上得起。其實,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大多只能上打工子弟學校。可近年來北京驅趕低端人口,大多打工子弟學校也遭拆除,孩子們上學後退無路。

學生失學,家長可能失業,「這麼大的不公不義,牽涉這麼多人的權益,這麼大型的施暴,卻不被討論和追問」。劉偉偉只能自己試圖用創造性的事件和行動,搭建一條證據鏈,「我只能做數據檔案可視化,讓集權的後果和代價固定下來,作為『證據』,指證暴力和人權傷害」。

劉偉偉也很清楚,即便有「證據」證明暴力,但要解決問題還是幾乎沒可能,解決問題需要多方參與,多方配合,還要權力妥協。 「行動給我力量,也給我悶棍。」

但劉偉偉相信,證據鏈固定下來了,現實中來回較勁,未來就多一種可能,「它對體制隨時隨地的批判,是實實在在的指證和自我意志的覺醒。」

劉偉偉反感任何權威,尤其討厭超然於事態、置身事外的藝術家,也厭惡那種高高在上進入、觀察、指導的方式。他選擇進入社會現場的方式是參與式合作,針對具體問題共同商討,激發公民主體性。

參與式合作,激發公民主體性

2015年,劉偉偉受西安美術館邀請參加「青年藝術家計劃」。但他很快對在美術館裡的討論失去耐心和興趣,跑到郊區和出租車司機(計程車司機)混在一起。

司機們告訴他,出租車行業壟斷,所有司機每個月都要交至少8000元人民幣的「份子錢」,入不敷出;還沒有保險,看不起病。不想繼續被剝削和壓迫,95名司機成立了「眾泰」新公司,嘗試自營自救。劉偉偉發現,「眾泰」更像一個自組織,每個司機出資三萬,人人平等,都是股東,還通過選舉和投票聘請了管理層,成立了工會,是一個民主樣板。

「眾泰」雖然拿到了工商執照,但至今沒有取得「上路權」——經營許可證。其實早在2004年,國務院頒布412號令,通過行政許可防止壟斷,確保出租車行業依法運行。但現實中,政府部門與資本聯合壟斷,不給私企發放營運許可證。 《眾泰》紀錄片裡,每個司機說起「份子錢」都是氣憤又悲傷,「要住房要吃飯,孩子要讀書,每個月先交公司8000塊,我們怎麼活?」、「明明合法合規,為什麼不給我們發證?」

被剝奪者如何反抗?基層民主如何操作?劉偉偉對司機們的困境和抗爭產生了強烈的興趣,他帶著攝像機,和司機們住在了一起,他和司機們商量:要持續向政府申請信息公開,曝光利益機構的阻礙;要拍個紀錄片,記錄行業壟斷和司機困境;要組織個放映會,攪動集體行動,推動媒體曝光。

「所有的拍攝都是一起商量達成共識的,拍攝後的素材也一起看,一起剪,尊重彼此意見,確保整件事中大家的平等。」劉偉偉時刻把自己與司機們放在同一個政治平等線上。

劉偉偉的這種參與式合作其實受到藝術家小川紳介影響。小川紳介拍攝時會與對方共住,紀錄片帶著強烈的政治訴求,他曾說「如果權力一定要來施壓,對農民實施暴力,那就扛起攝像機,正面迎上去」。

讓攝像機參與到農民的抗爭中。劉偉偉也曾帶著攝像機潛進重慶市的千秋村,那時村裡政府引進的項目爛尾,農田被荒廢,農民上訪遭挫。

刘伟伟在村子里

劉偉偉住進村裡,一戶戶去解釋「我不是政府的人,是獨立第三方」;他每天參加村裡的會議,和村民一起商討該做什麼,「發揮公民自主性,為自己的困境找出方法」。

劉偉偉用這種參與式合作進入現場,四處攪動,他也很驚訝最後攪動出了些集體行動:《眾泰》的紀錄片放映現場來了300多位的出租車司機,還有國內外數十家媒體。司機們看完片子現場接受媒體採訪,探討行業自治,一度變成社會事件,現場還出現了國保和警車。而千秋村更是誇張,村民們組織了村代表選舉,200多村民在村裡舉行了小型遊行,還把廣場變成談判場,與政府對土地使用、補償費拖欠、糧食補助等問題進行談判。

我發現,劉偉偉總能十分敏感地嗅到制度壓迫與個體權利的較勁現場,並通過他的參與式合作,在這個政治表達和藝術表達都處於高壓的限制環境中,找到政治與藝術的罅隙,把藝術行動當作真實的政治過程去實踐,折騰出民主政治和實踐的小小空間。

「不去行動實證,光討論有個屁用?」劉偉偉鄙視一口一個「民主」、「自由」,卻根本不去行動和實踐的人。聊起政治參與和民主話題,他總會不斷反問:民主是什麼?哪個國家的民主?哪個時期的?如何實踐?

劉偉偉不喜歡說虛的,他只看具體的操作。他另一個民主實踐是,從2016年開始,每年1月3日他回去甘肅石節子的村子住上一段時間,召開村民大會,去年談路燈,今年談危房,明年談村子規劃,「一開始村民連坐著開會的姿勢都很彆扭,但慢慢地,一年年下來,討論越發激烈,這才能激活基層政治民主參與,搭建公共生活空間,讓村民主導自己的生活。」

不受歡迎的人:中國人權律師與行為藝術家

劉偉偉找旁聽過夏霖案子審判的人描述,由7位畫師以法庭速寫完成了38幅畫作,命名《在庭上》,把秘密的審判公開出來,創造可視可談論的言說空間。(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採訪劉偉偉像參加一場辯論賽。他較真每一個問題的具體語境和指向,他會挑釁,問題太寬泛,用詞不準確,語境不清晰,甚至和我分析社會學家、記者和藝術家提問方式的區別。

不受歡迎的人

他挑戰任何籠統的話題和任何權威人物,敢於評論這個藝術家是「蛆」,那個律師是「傻B」,連熟識好友的作品,他直白評價「政治正確,但沒有創意」;對曾經喜歡的藝術家,他也敢批判「現在他把自由和民主當成商品來販賣」。

劉偉偉的直白和大膽,尖銳和勇猛,讓他成為繼艾未未之後,最關注人權的藝術家。劉偉偉說,藝術一定是與當下的社會運動有關,與毒奶粉有關,與工人農民權益有關,與天津爆炸案有關,與中國的司法現實有關。

2016年,中國公民不合作運動倡導者、維權律師唐荊陵被判五年有期徒刑,他的妻子汪艷芳長期被嚴格監視。 2017年,維權律師夏霖被判監12年。也是2017年,曾代理《非新聞》案的律師黃思敏發現,她住的樓道裡被廣州市公安局海珠分局安裝了監控。

劉偉偉沒想到,作為法律使用者的律師,在中國權力機器和維穩邏輯下面臨同樣的困境。這些看起來風險很高,直接觸碰政治紅線的衝突現場,又挑起了劉偉偉的好奇心和行動欲。他想進入這些衝突的又被限制的現場,重建或製造另一個自由的現場。

於是,劉偉偉帶著生活受困的唐太太「越獄」,從廣州逃到北戴河,一邊逃一邊拍攝記錄片《私人生活》。劉偉偉還把唐太太帶到能看見關押唐荊陵的監獄的山坡上,站在山坡上,唐太太把一條珍珠項鍊拆開,用彈弓把一顆拆下來的珍珠彈射進了監獄的院子裡。

律師夏霖被秘密審判,即便律師申請了公開審理,也沒有任何現場相片和資料得到公開。劉偉偉找到旁聽過夏霖案子審判的人,通過他詳細描述,由7位畫師用法庭速寫的方式完成了38幅畫作,命名《在庭上》,把這場秘密的審判公開出來,創造一種可視可談論的言說空間。

他又把黃思敏被監控的19.5942平方樓道空間變成公共劇場,邀請30位公民來此樓道空間對著攝像頭發表公開聲明,做成「不受歡迎的人」。有人說「只想滿足自己的興奮感」,有人聲明「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有人直接把監控錄像的線給拔斷了,有人在攝像機下沉默了2分鐘,有人跳了7分鐘的舞。第22個人要進入樓道的時候,廣州的警車開了進來。

劉偉偉「不受歡迎的人」

劉偉偉成了不受歡迎的人。他的藝術行動因內在批判性和對體制的挑戰性也常受到官方審查,甚至時常被叫停。他受邀參與的演講節目,過了一年才被播出,演講內容也被審查得十分溫和。

《私人生活》原定在北京緩存空間的展覽,從網路消息到展廳現場都被審查。 《在庭上》找不到展出的空間,只能帶到香港開展。廣州的員警禁止劉偉偉進入黃思敏居住的小區,他就帶著21個聲明去到上海做活動。

劉偉偉看清了中國司法現實和群體困境,卻激發了進一步的行動欲,「這些體驗會讓我成為更好的鬥士,做個更不受歡迎的人,才能完成更有效的問題輸出」。

鄭宏斌評價劉偉偉總是「直接碰觸最硬核的政治,處理最直接的問題,如言論自由、法治和政治參與」。藝術家金鋒則指出劉偉偉「從公民的立場站在了異見的層面,並對現有秩序進行不和諧的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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