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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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了又有什么用呢?”

最近和我的同学、亲戚有过几场聊天,发现大家有一种非常明确的,要在情感上逃避眼前的现实,这样的一种无力感。

他们都认为不要过于把自己代入到新闻中的受难者,比如贵阳9.18防疫转运中被害的27名同胞、防疫中因为饥饿或心理健康问题而自杀的人、防疫中因为无法得到及时医治而受害的人。提及这些事件的时候,他们的第一直觉和回应是,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不要想太多。如果追问,“假如因此死亡的是我呢?是你的亲人呢?”他们都会继续否认这种灾难落在自己身上的现实可能性——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所以不要基于这样的假设向我提问。但此时很明显,他们的语气已经没有刚才那样肯定。因为此地防疫政策造成的灾难,的确有可能落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但是他们不愿承认。

他们只愿意承认此地政策的合理性,即使用一些数据,如重症率、死亡率、本地极限时期(上海春季)的接诊能力,用一些其他国家或地区政策的论证作为对比,他们只会承认此地的防疫政策是最优的。此时还会抛出一些滑坡谬误或因果错位的话来,比如“以后病毒一代代变异了,这里会是最后沦陷为丧尸国的地方”、“中国人就是不自觉,如果不全民核酸,让一些人只做抗体自测的话,一定会有人不自觉,是阳性也不上报,影响防疫”。

他们认为真相是不重要的,或者说自己不需要知道真相,“死亡人数不只报出来的这么多,不报出来是为了让大家不惊恐”。他们认为人是可以无条件让渡自己的主体性的,不需要去质疑政策的科学性、合法性,不需要了解真相,认为配合才是最高效的应对。他们认为一定有一部分人,一定不会配合他们无条件相信的防疫政策,因此执行越严苛,越能避免一部分“不自觉的人”对政策的干扰,以实现清零。

但针对以上的追问,他们都不再给出明确的回答。比如,“死亡病例越多,才越能说明清零政策是最合理的,为什么要漏报呢?”“如果这些形式主义的流程或要求本身(如全民排查、戴口罩吹奏乐器)就是错的、浪费时间和资源的,越配合只会越浪费资源。”“如果你有急事需要越过防疫围挡,获得救治,你会‘闯关卡’吗?为什么你认为你可以做到理性自觉,而其他人无法做到理性自觉?”

对于这些追问,他们的回应大致可以总结为,我想太多,并且劝我不要想这么多;我的想法偏离了正常的社会。

只有一处,我觉得这是我们共同分享的一种期待。他们都是有孩子的人。当我问到,如果你的孩子可以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社会里,你希望他生活在那样的社会里吗?通过他们的语气和眼神,以及部分直接的回答,我知道他们都这样希望着。但表达了希望之后,有人还是会补充一句,“希望了又有什么用呢?没有那么完美的社会。”

他甚至连这样的希望也要否定,我觉得特别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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