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王败寇——高岗（下篇·角逐华北（1952-1954））

高岗在接到调京任命时的心情是非常轻松的：第一，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胜任组织交给他的任何工作;第二，他在东北任上的业绩已使他获得了毛泽东及党中央对他的充分信任。此时的他，春风得意，前途光明，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想象。1945年底高岗从西北调任东北后，他【初期】在名义上仍然是西北地区主要领导人;而1952年底高岗离开东北进入北京后，他【初期】同样仍任东北地区最高领导;他的两次跨大区调任都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不过，高岗的仕进之路上很快就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刘少奇，二人不但在权力争夺上水火不容，在政治观点和治国理念上也有根本的分歧【实际上，高、刘的政见之别决定了二人在权力斗争中只能相互对立;因为他们都在本质上难以接受对方的理念，故始终无法和对方站到同一个阵营里】。这种难以弥合的分歧早在高岗进京前就已经出现，而在他进京后更加激化，最终达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

一、就农村经济问题与刘少奇争论

在1952年底高岗调任北京之前，他在工作层面已经和当时主持中央日常事务的刘少奇发生数次分歧，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围绕土改后农村经济发展前途的争论。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农村的土改存在着新、老解放区两种不同的情形：新解放区(南方为主)尚未进行土改或刚开始进行土改，老解放区(北方为主)土改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在一些老解放区，土改的完成一方面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了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新富农出现、党员雇工、土地买卖、农村贫富差距加大等现象，引起了不少领导人的关注。东北作为老解放区之一，土改完成较早，上述问题出现的也较早。如何看待和处理农村经济中的新变化，很早便摆在了东北人民政府及主席高岗的面前。

早在1949年12月初，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就召集过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研究土改后的农村新形势。高岗在12月10日的发言中提出：

“今后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在一方面，应该是奖励农民生产发家，勤劳致富，使绝大多数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而另一方面，又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一方面必须反对各种各样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与好吃懒做、安于贫穷、以贫穷为光荣的糊涂思想作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反对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让其自流发展的资本主义的路线。”

也就是说，既要鼓励农民发家致富，但又必须加强领导，向集体化方向迈进。同时，高岗清晰地指出，放任农民自由发展的政策实质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对于农村中的单干、雇工现象，高岗同样给出了带有辨证意味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的主张：

“我们是允许单干、允许雇工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就应当在一定条件下允许雇工”;“但这绝不是说，让大家单干好了，我们不用领导，不用组织，去让它自流吧!绝不是这样。而是要我们组织得更好，真正使参加变工组[1]能更多打粮食改善生活，真正使变工组胜过单干......这里不但丝毫没有减轻对组织起来的领导责任，而是更加重了领导的责任”，“如果变工组织真正搞好了，自然会有绝大多数农民参加的。”

也就是说，既要允许旧事物暂时存在，又要积极培育新生事物，最终使新生事物能战胜旧事物。那么，对于农村中部分共产党员上升为富农、甚至雇工生产的现象怎么处理呢?高岗提出：

“从原则上讲，共产党是不允许剥削人的......党员要雇工时，应说服他不雇工，多买车马参加互助组，搞好互助组......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党在农村中组织起来提高生产的方针，是必须依靠农村党员去带头实现的。”

这里，高岗旗帜鲜明地反对党员雇工，认为农村党员要做的事情非但不是自己雇工自富(这是违背原则的)，反倒是要积极参加和领导互助组，带领村民搞集体经济。但对于已经雇工的党员，(由于尚处新民主主义阶段)还不能采取组织手段进行处分，而只能主要依靠说服教育争取后者转变【学过国史的读者想必已看出，高岗对农村经济前途的上述看法正与毛泽东不谋而合】。

根据高岗的讲话，东北局在12月31日起草了《农村支部工作指示》，同时报送中共中央组织部征求意见。1950年1月23日，中组部就东北的《指示》征求刘少奇意见，刘少奇在当日向中组部长安子文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刘少奇告诉安子文，在农业集体化上不能犯“急性病”，只有先建立了发达的机器工业才能进行集体化;对于单干、雇工、农村剥削等在现阶段都不宜进行限制;党员成为富农也不可怕，将来可以再把他们开除[2]。安子文便依照刘少奇的观点，以中组部名义回复东北局，对《农村支部工作指示》进行批评：

“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不得加以强制......如果在今天过分强调党员不准剥削别人......势必使部分党员对生产消极......党员不雇工，群众即不敢雇工;党员对生产消极，群众中的生产热情就绝不可能发动起来......在今天农村的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一个“过早”，一个“错误”，用辞之严厉，将东北局的《指示》完全否定，也自然引起了高岗的不满和抵触，增加了对刘少奇等人的反感【据薄一波回忆，高岗进京后曾将此材料面交毛泽东，使毛对刘大为不满;但周恩来在此方面认识与刘接近，他后来评价刘、安谈话说：“少奇同志的谈话，可能有个别话走了火，但本质上还是对的。”】。此次分歧在当时仅限于东北局与中组部之间，没有产生大的影响，也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但不久之后发生的另一件事，却使这一争论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山西也是老解放区，土改完成较早】就农村经济问题向华北局提交了一份题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对土改后的农村前途提出了与东北局相近的观点：

“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接到山西省委的报告后，华北局【负责人为薄一波、刘澜涛等，皆为刘少奇手下干将】在5月4日作出批复，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观点，认为“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同时，华北局将此事汇报刘少奇，刘少奇经酝酿研究，最终在7月3日对山西省委的报告作出权威批示：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3]

刘少奇能将此报告及批示广泛印发，可见他对自己的见解有充分的“理论自信”，也说明在他身边持类似看法的领导干部非常多，使他相信自己的观点能够被广泛接受。但是，毛泽东了解原委后，对刘少奇及华北局的意见表示反对，并频繁找刘少奇、薄一波等人谈话，最终使后者改变了观点【针对刘、薄认为只有先实现机械化才能实行集体化的观点，毛泽东曾以资本主义代替封建社会的历史为例进行反驳：“资本主义初期的工场手工业，没有先进机器，靠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先变革生产关系而后提高生产力。薄一波后来回忆：“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纠正了对山西省委报告的错误评价。

看到了毛泽东对山西省委报告的立场，高岗及东北局大受鼓舞。10月14日，高岗将自己整理的关于东北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的报告发给毛泽东，重新陈述了东北局对集体化的态度。10月17日，毛泽东将高岗的报告转发中央各负责人，并亲自加批语，对其进行了高度评价。

至此，这场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争论从中组部否定东北局的观点开始，经华北局批驳山西省委的报告，刘少奇代表中央进行权威批复，直到毛泽东介入将局面完全扭转，最终以高岗的报告得到毛泽东肯定而结束。一波三折，将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高岗与刘少奇之间的意见分歧清晰地暴露了出来。虽然刘少奇最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但他与毛、高的裂痕已经产生。得到了毛泽东肯定的高岗更加自信，他顺势在东北局内部讲了一些贬低刘少奇、抬高自己的言论，十分得意。

二、“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1952年，随着三年经济恢复期的结束，我国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中共中央决定对中央及地方权力机构进行调整。总的思路就是：削弱地方(“削藩”)，强化中央，建立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体制。

1952年6月20日，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要求张闻天详细了解苏联中央机构的设置情况，以便借鉴。随后，中央又就此问题先后向三位大区负责人征求意见(分别为东北局的高岗、中南局的邓子恢和西北局的习仲勋)，其中以高岗提出的建议最受中央重视【高岗长年在东北，离苏联近且来往频繁，对苏联情况了解较多】。高岗的方案意在削弱地方权力，主要内容为：第一，撤销大区一级，改“中央-大区-省”为“中央-省”;第二，原大区一级的职能一部分上归中央，一部分下放到各省，大区政府改为“行政委员会”，仅保留对辖内各省政务的监督检查之权;第三，大区级各机关裁撤缩减之后，多出来的干部一部分派往各省协助地方，一部分调往中央加强中央工作。

7月18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下发通知，基本采纳高岗方案，并决定在次年调各大区(中央局)负责人来中央工作。9月23日，毛泽东亲自致电高岗，请他早日来京。

10月8日，高岗离开沈阳来到北京【与他同来的还有他在东北局的几位部下】。不久后，其他四个大区的领导人——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也陆续到达北京。五大区书记到来后，高岗担任了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11月15日成立】，习仲勋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小平担任政务院副总理，邓子恢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五人均被委以重任，位高权重，尤以高岗为最，时人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国家计委是仿照苏联建立的计划经济领导机关，拥有编制全国经济计划的权力，是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中枢”，地位极高，与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平行。高岗主持国家计委，一下就跃到了在各中央领导中与刘少奇、周恩来同台起舞的位置】。

到了1953年1月，国家计委筹建工作结束，成为一个编制1225人、下辖16个厅局和1个直属处的庞大权力机构。不但规模惊人，计委工作人员的质量也经层层把关，素质极高。用高岗自己的话说：“计委的人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哪一个局长都能当部长。”

高岗主持计委后，立刻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中，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工作。而他所居住的东郊民巷8号住宅【本为法国驻华使馆，高岗进京后被安排住在了这里】，也一时成为北京城中的熙来攘往之地——计委会议定期在此召开，高岗昔日的战友、部下、同事经常登门拜访，东北各级政府人员也时不时来汇报工作;此外，高岗还经常在家中举办舞会【群体性舞会在当时确实是一种风气】，邀请好友、同事和各界人士参加。他已相当享受这种被权力、荣誉和众人的赞颂追捧包围着的感觉。

不过，高岗的权力之路并未到此而止。很快发生的“新税制风波”让他“更上一层楼”，风头直压周恩来。

事情得从1952年12月31日说起。这一天，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发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决定于1953年1月1日起在全国推行“新税制”。当天的《人民日报》也专门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为“新税制”摇旗呐喊。大体说来，“新税制”诞生的背景是建国后国家对私营工商业采取日益普遍的统购统销、经销代销措施，使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日益被纳入国家经济的“一盘棋”之中，私营工商业以往由于独立经营而上缴的税收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有所下滑。为解决此问题，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制定了修改税制、使国营工商业多交税的办法【以让国营工商业多出血的方式弥补在私营工商业上的税收损失】，即“新税制”。用《人民日报》社论的说法，“新税制”的原则是实现“公私一律平等”，通过增加国营工商业及合作社的税收负担(同时取消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内减免税收的优待政策)，使国营工商业、合作社与私营工商业处于同等的税收负担之下，“一方面照顾私营企业，一方面促使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努力改善经营，推行经济核算制，降低成本”【这话怎么听着有点耳熟?】。

不料，由于“新税制”推行过于仓促【从发布决定到正式实施仅有一天间隔，当时的考虑是赶在新年的购销旺季多征点税】，事前未向地方充分征求意见和进行宣传解释，一些具体的细则、规范也未来得及出台，导致其推行后引起了全国各地普遍的经济混乱，许多地方出现了短期内物价快速上涨、一些私商趁机囤积抬价、居民抢购成风的现象。很快，山东、北京、河南、天津等地的领导纷纷向中央报告情况，反映群众的不满。得知这些情况的毛泽东大为震惊，因为这个引起全国争议的“新税制”在颁布前根本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完全是政务院财经委绕开他进行的决策。因此，毛泽东在1月15日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严词要求他们作出解释：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4]

语气虽然委婉，但其间透露出的愤怒，已使周恩来等人深感不安【薄一波回忆当时看完毛泽东的信的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周立即部署人手赴全国各大中城市调查研究、解决问题。2月10日，财政部、商业部、粮食部三位副部长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新税制”的各项条文进行解释;随后，财政部又专门向毛泽东及政治局做了一次汇报，对“新税制”进行了更详细的说明。不料，听完解释的毛泽东不但没有对这一政策表示支持，反而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批评：

“‘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5]，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将“新税制”的错误上升到“右倾机会主义”，表现了他与周恩来等人在观点上的深刻分歧，他对周恩来等人的不满也前所未有的加深。

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后，时任财经委主任的陈云在事后承认了“新税制”的颁布存在着严重问题，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混淆了公私企业在性质上的根本差别：国营企业不是简单地从事生产经营，它们更主要的任务还是保障国计民生，是国家和人民意志的体现。因此国营企业除了按规定缴纳所得税外，还向国家上缴全部利润;同时，为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国营企业不论淡季还是旺季都要完成生产任务，有时甚至主动亏本运行，这些“逆市场”的行为无可避免地会影响国营企业的“赚钱”能力。而私营企业直接以盈利为目的，不对国家和社会负有责任，它们只会去进行能够获取最大自身利益的经营行为，其“赚钱”能力远大于国营企业。因此，“(实行新税制)私营商业就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对国营商业打击很大”，“私商和国营商业的性质是不相同的......对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提出公私一律，看起来好像是很公平合理，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此，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6]

“新税制风波”使毛泽东产生了两个判断：一是“右倾”思想已经在党的高层中形成一股势力;二是政务院工作存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风险【当时实际已发生过多起刘、周办事不经过毛的事件，毛甚至向人抱怨：“什么都是西花厅(周恩来处)，哪有颐年堂(毛泽东处)”】。针对第二个判断，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1953年3月10日】，规定“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政府各部门对于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和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同时，撤销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进一步削弱政务院的独立性。

而针对第一个判断，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已不堪大用，采取措施对周恩来进行分权。就在3月10日的《决定(草案)》中，规定将政务院工作划分为五大块：政法归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财经归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文教归习仲勋，外交归周恩来，其他(监察、民族、人事等)归邓小平。这意味着此后周恩来虽然名义上仍是政务院全部事务的总负责，但他实际只具体分管外交一项。5月15日，中共中央继续作出决定，将政务院下辖的合计20个财经类部门的领导关系重新分配：8个部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3个部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划归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领导;3个部门(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划归财经委副主任邓子恢领导;1个部门(劳动部)划归中组部长饶漱石领导;剩余的5个部门(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人民银行)仍属原财经委负责人陈云和薄一波领导。经此调整，政务院中的财经工作仅有四分之一掌握在原班人马手里，其余四分之三均被分割给进京的“五马”们【习仲勋除外】;而高岗一人独占8个部门，超过其他三“马”之和，再加上本就归他领导的国家计委，他俨然成为毛泽东的首席“经济大臣”，执掌财经大权【时人称之为“经济内阁”】。显然，比起“右倾”的周恩来，毛泽东更加信赖相对较左的高岗【毛泽东看到，高岗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上始终都和他保持着一致】。

可见，“新税制风波”带来的党内震动是巨大的，经此一战，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人的权力大大缩小，而高岗的地位首次跃居周恩来之上。

恰在同一时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也增加了起来。此时(1953年前后)正是毛泽东酝酿由新民主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时期，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在一系列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倾向是“右倾”和保守的，并认为刘的政策已经成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大阻碍。1953年6月15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批评了一些干部存在的“新民主主义秩序”思想：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7]

除了在思想观念上批判刘少奇，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所做的两件事也格外引人深思。第一件，他在5月19日专门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下令，要求后者检查近一年来中央有多少文件和电报是未经毛阅擅自发出的，这显然针对的是刘少奇【只有刘少奇才能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文件】。第二件，他在1953年年初曾秘密要求高岗去东北查阅敌伪档案，了解关于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沈阳)被捕入狱的详细情况，这表明他一度怀疑过刘的“忠诚”。

短短几个月内，周恩来被削权，刘少奇遭批评，这一桩桩变化被高岗看在眼里。恰在此时，毛泽东提出了在中央划分为“一线”和“二线”的设想，高岗由此感觉到毛泽东已有选择接班人的想法，并且，毛对于现有的刘、周非常不满。这是否意味着自己被委以大任的机会已经到来?周恩来已无实权，不成为威胁。真正挡在高岗前面的只有刘少奇。下一步，取刘而代之，自己当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一念头一旦产生，便再也无法消逝了。

三、全国财经会议

一下子执掌了8个经济部门，高岗无疑成为“新税制风波”的最大受益者。他在洋洋得意的同时，也错估了党内斗争的形势变化——刘、周大势将去，自己已成为毛泽东最信任的干部及毛泽东接班人最有力的人选【在当时的情况下，产生这一判断的并不仅是高岗自己，很多人都有类似的错觉。李锐(1947-1948年曾任高岗秘书)在2004年接受采访时曾说：“习仲勋跟我说过，1949年进城后谁接班?就是高(岗)。那已经很明显了嘛!高是国家副主席，又是国家计委主任......高很得意。”】。明确了自己潜在的“储君”身份，高岗的骄傲和自大便滋长起来，他的“得理不饶人”越来越明显，对于犯了错误的竞争对手的攻击越来越高调和不留情面。他自以为这是通往胜利的最后一击，不料却被对手抓住了把柄，最后反被置于死地。1953年6月的全国财经会议，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

1953是“一五”计划的开局之年，缺乏全国经济建设经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无可避免地会在操作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在年中召开一次财经会议，并委托主要由周恩来、薄一波负责筹备。6月9日，筹备会决定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为会议的经常主持人。6月13日，全国财经会议正式开幕。

虽然财经会议的召开初衷是为了解决经济建设中的具体问题【这也是周恩来的理解】，但毛泽东希望将会议目标拔高一下，借助对财经问题的研究引导到对“新民主主义秩序”观念的批评和对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必要性的认识上，从而在全党范围统一思想。因此，毛泽东虽然初期没有亲自参会，却在6月1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批评了以“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为代表的右倾观念，并首次完整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概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8]这么做显然是要给刚刚开幕的财经会议奠定思想基调【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指出：“全国财经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一篇系统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很显然，他是要以这条总路线为指导，通过对财经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的批评和讨论，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这条总路线上来”】。同时，毛泽东还对能够执行自己意图的“干将”高岗进行了专门指导，高岗的很多讲话稿都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和修改的【据参会人张明远回忆，会议过程中薄一波曾找高岗讨论发言内容，高岗把自己的发言稿拿出来给薄一波看，结果上面真的有毛泽东亲自做的批注和修改】。此外，毛泽东还要求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做详细的会议记录并每天汇报，以便及时掌握会议情况。

在这种基调下，财经会议开始以后便很快从具体的经济问题集中到对“新税制”的批评上，进而集中到对颁布“新税制”的直接责任人薄一波的批判上【“新税制”虽然是周、陈、薄等人集体商议的产物，但制定时的具体负责人是薄一波】。而作为会议主持人之一的高岗，则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公开鼓动参会人员“放炮”，对“新税制”及薄一波进行批评。7月1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毛泽东指示召开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要求薄一波做自我批评，并使讨论深化。12日，周恩来向薄一波写信传达了毛泽东的态度：

“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着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9]

7月13日，薄一波在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作了检讨，这使他立即成为众人进行“桌面上斗争”的集中目标，会议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从7月14日到25日，十天之内，便连续召开了八次会议，对薄一波进行批评。一些人的发言相当尖锐，例如李先念说薄是中国的“季诺维也夫”，谭震林拍着桌子说薄是“布哈林式的人物”，饶漱石的批判也相当激烈【到目前为止，高岗和饶漱石还没有产生真正的交集】。8月1日，薄一波被迫第二次做公开检讨，但仍不能过关，一些发言开始把矛头指向薄的“后台”——刘少奇。此时，高岗眼见时机成熟，在会议上做了“指桑骂槐”的长篇发言，名义批评薄一波，实际指责刘少奇【时人总结为“批薄射刘”】，并提出党内正发生“两条路线”的斗争，将问题的性质上纲上线。他历数了薄一波在建国初期关于农村问题上发表的各种错误观点【如“允许富农发展”、“先机械化再集体化”等等，这些其实也是刘少奇发表过的观点】，猛烈批判之余，也鼓动其他人继续加足火力“放炮”，表现出不把薄、刘批倒批臭绝不松手之势。8月11日，财经会议的总结会议召开，刘少奇罕见作了自我批评，不但检查了在“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上的错误，也纠正了他关于土改、“和平民主新阶段”和天津讲话等问题上的不当言论。周恩来为大会作出结论【经毛泽东审定】：

“这条总路线【指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左’倾或右倾错误......以薄一波同志为代表的若干财经工作干部对私人资本主义所犯的错误，是直接违反上述规定的”，“修正税制的错误......正是在经济战线上一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表现，正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但“所有这些错误，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

8月12日，毛泽东亲自出席会议，做总结性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重点表达了两方面看法，一方面强调要继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指出“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列主义......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他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各大区和省市要开一次会......检查自己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

另一方面则指示要维护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分散主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关键是巩固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这显然是继续批评此前刘、周等人搞“独立王国”，绕开毛、不向中央请示便擅自做决定的行为。

末尾，毛泽东号召各领导同志都要根据责任大小做好自我批评，接受党的监督，以完成党的各项任务：“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接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恩来、陈云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至此，历时两个月的全国财经会议终于结束【原计划只开半个多月】。

应当说，对毛泽东而言，召开财经会议的目的基本已经达到了，薄一波、刘少奇等人已做自我批评，“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得到普遍批判，“总路线”成为全党的共识，接下来就可以放开手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了【毛泽东后来说：“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没有高岗这一勇将的全力配合，毛泽东要实现这一意图就会非常困难。

但如此同时，毛泽东也敏锐地注意到高岗在批判“新税制”和薄一波错误时表现的用力过猛、不加节制、上纲上线。在毛泽东的意识里，第一，批薄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凝聚共识执行“总路线”;第二，薄、刘等人的错误是思想认识问题(而且这一认识问题还在党内普遍存在)，不是路线问题，有滑往资本主义的倾向，但目前还不是资本主义[10]。因此，财经会议的理想进程是，在对以薄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秩序派”进行必要且有力的批判后(要批判到他们自己承认错误)，把关注焦点转移到普遍地教育党员干部、形成对于“总路线”的共识，团结起来，按照“总路线”完成各项工作上去【之所以只选了薄一波当靶子，显然也是为了团结刘、周，说明毛不愿意破坏党内高层的团结、统一局面。类似“敲山震虎”，既是敲打，也是维护，既促使刘、周反思和检讨错误，又给他们留有情面和改正错误的余地。毕竟，刘、周在具体工作上还是得力的，更何况他们在党内还代表着一大批人的意见】。但高岗的行为表现干扰了毛泽东的既定部署。

在7月底，毛泽东认为批薄的效果已经基本达到，可以转移焦点了。但高岗此时仍在不依不饶地纠缠薄一波(及刘少奇)的问题，发起一轮高过一轮的批判。毛泽东发现会议节奏面临失控，不得已临时召集正在外地休养的陈云、邓小平回京“救火”。陈云参会后发言表示：“工作中个别不同意见是有的，但不能说中财委内部有两条路线的问题”。邓小平也发表意见：“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得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会议气氛开始缓和。8月9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罕见批评高岗“态度不好”，表示对高岗的不满[11]。尽管高岗在会议中非常高调，但到11号大会收尾时，周恩来并没有采用高岗关于“两条路线”的说法，而是(根据毛的意思)维持了“有严重错误、但不属于路线之争”的结论。

那么，高岗为什么要在财经会议中采取如此出格的行动呢?按理说，他在会前和会中都受到过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不可能不了解毛的真实意图。但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不了解的(至少是不完全了解)。笔者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高岗已深陷争夺“储位”的斗争，权力欲已经蒙蔽了他的一部分理智，为了早日扳倒竞争对手，他不能不抓住财经会议这个绝好的机会，“批薄射刘”，给予刘少奇致命的打击。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面前，他怎么可能放弃到手的“肥肉”，鸣金收兵，转而与竞争对手谈“团结”呢?另一方面，他错估了党内斗争形势，误认为刘少奇大势已去而毛泽东最终会选择自己。他以为这是一场注定会赢的游戏，却不料游戏的“策划”此时并不打算让对面的玩家出局。他把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当成了打击对手的“尚方宝剑”，却不想一旦自己越线这柄“宝剑”就可能被收回去。毛泽东看的很清楚，高岗的用力过度绝不是在落实自己的“批薄”意图时没有把握好分寸，而是他借题发挥、夹带私货的表现。高岗固然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清除了贯彻“总路线”道路上的障碍，但他也不经意间表露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毛泽东后来说：“(中央是)在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在12日总结时提到的维护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既是针对刘、周，也是针对高岗，只是高岗当时没有领会到罢了。而1953年的财经会议，就此成为高岗政治生涯的一个顶点——一方面达到了最高处(连刘少奇也不得不在他面前承认错误)，另一方面也即将开始快速的滑落。

四、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如果说1953年6月开幕的全国财经会议是高岗的“个人秀”，那么9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就是饶漱石的公开演出。实际上，这次组织会议还被长期当作证明“高饶联盟”存在的直接证据之一。那么，饶漱石是何许人也?他又是如何在这个节骨眼上卷入了高岗与刘少奇的斗争?

别看饶漱石这个名字非常陌生，他却是个实实在在的老资格党员。饶漱石1903年出生于江西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学生时代受过良好的教育。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参与和领导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共产党，在赣浙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起先后担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代)、新四军政治委员(代)、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委员等职。1945年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1953年在华东局书记任上被调进北京，接替安子文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降为副部长)。

可以看出，饶漱石虽然也担任过新四军和“三野”的首长，但任职时间不长，且重在做政治工作;他最主要的经历还是在共青团、工会系统以及南方几省的党政工作上。这一履历实际与刘少奇是较为接近的，他也曾数次直接在刘少奇手下工作【例如他在华中局工作时，刘少奇就是他的顶头上司】。“五马进京”后，他更是被调任到由刘少奇分管的组织部。在当时不少人看来，饶漱石似乎应该是属于刘少奇“圈圈”的人，跟刘走得更近才对。

但是，饶漱石的政治嗅觉太敏锐了。他刚一进京，就发现北京的“空气”很不寻常：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管党务】和周恩来【管政务】虽然大权在握，却因频频发生的政治错误遭到毛泽东日益加深的不满;以“左”和“坚持社会主义”自我标榜的高岗则屡屡得分，受到越来越大的重用。而对于刘少奇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和薄一波等人的“新税制”，饶漱石自己也不甚赞同，在思想和立场方面，他是比较接近于高岗的。他在当时感觉到，高层可能要变天，刘、周以及他们领导下的各项工作可能都要被否定;继续跟刘少奇站队是不明智的，必须与目前正受到批判的犯错误的干部保持距离，利用形势变化，争取更有利于自己的地位。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在组织部内削弱甚至清除安子文的影响【安子文背后即刘少奇，而只要安子文还在继续主导组织部的工作，他这个外来的空降部长就始终有名无实】，让自己牢牢掌握住组织部的权力。因此，自打他进入组织部，便经常与安子文围绕大事小事发生摩擦，借机敲打对方。但是，要不要加入高岗的阵营与他一起争夺接班权力呢?饶漱石还没有这么大的欲望，他作为一个部长也实在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他此刻只想掌握住整个组织部。这就意味着，无论高岗还是饶漱石，在主观上都没有和对方结成“联盟”的想法。后来能被宣布为“联盟”，也实在出乎二人的意料【可以说，高岗在“造势”，饶漱石在“顺势”，二人虽没有刻意配合，行动效果却是“不谋而合”——共同打击刘少奇“圈圈”的人】。

就在主持党务的刘少奇遭受批判的时候，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也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正好为饶漱石事后整他提供了一个“杀手锏”。这就是著名的“三月名单”事件。

在一些较权威的史书里【包括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三月名单”事件的源头正是高岗。经过是：高岗首先从毛泽东那里得知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各部要进行改组的消息，然后把这一消息透露给了组织部的安子文;安子文随之拟定了一份改组后的政治局成员及各部负责人名单，交给高岗和饶漱石看;此后，高岗便利用名单中的宗派主义问题大做文章，煽动一干老将反对刘少奇。但这一描述的缺陷在于：高岗在得知“上意”后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正牌组织部长饶漱石，而是要透露给副部长安子文?安子文的消息来源虽然是高岗，但他的工作上级毕竟是饶漱石和刘少奇，他在私拟名单后，为什么要把名单交给与组织工作毫无关联的计委主席高岗呢?比较起来，原高岗秘书赵家梁的说法似更合理：安子文自己从一些渠道得知了毛泽东想改组中央的意图，于是先行拟定了一份名单，交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到名单后认为事关重大，专门传给自己的“心腹”高岗一份，供他了解情况[12]。也就是说，高岗是直到接到毛泽东秘书送的文件，才知道有这份名单存在【这样看来，一些权威史书中的说法可能是高岗倒台后，他的对手为了抹黑高岗而编造的，意图让人认为高岗才是“三月名单”的幕后黑手，同时造成高、饶在这一事件上形成联盟的印象】。

那么，安子文所拟“三月名单”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以至引起如此大的争议?笔者能力有限，目前未能从官方的权威材料中找到这份名单的具体内容，只知道高岗对这份名单大为不满，指责它“有薄无林”【有薄一波却没有林彪】。但根据薄一波的个人回忆录，这份名单中拟定的政治局委员应该是这样的(仅供参考)：

第一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

第二组——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

可见，在毛泽东之后执掌大权的依然是刘少奇和周恩来，高岗仅排第六，甚至在陈云之后;进京的“五马”虽已全部列入，但排位普遍靠后;刘少奇“圈圈”的几位大将(白区干部)几乎全部列入，就在1月以后便已因“新税制风波”受到毛泽东明确批评的薄一波居然也列入了，且身居第一组，位于邓子恢之前;林彪作为解放战争中功劳最大的战将却从中缺席[13]。高岗感受到，“三月名单”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问题，过于偏私刘少奇“圈圈”的人;薄一波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却依然被安子文写进去，说明安子文也不是什么“好鸟”，也是个“右倾”分子;“有薄无林”明摆着是不按功劳按圈子，林彪功劳盖世，却因不属于刘少奇“圈圈”而被排斥在外，是可忍熟不可忍?这些问题高岗能看出来，自然也逃不过毛泽东的眼睛。毛泽东之所以要把名单秘密传给高岗，就是要提醒他注意党内存在的某些现象【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后来官方史书要把“三月名单”描述成高岗向安子文透露消息、安子文又把名单拿给高岗看。“为尊者讳”，只有这样才能“擦除”毛泽东在这一事件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如果不是毛把名单传给了高，就不会有后面的一系列事件)，而把责任都推到高岗一个人身上】。但是，毛泽东并不想因一份非正式的名单挑起高层矛盾，因此他收到安子文的名单后并没有向外扩散，只是秘密地传给高岗一个人，并提醒他不要外传。然而，高岗判断，安子文作为一个副部长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去拟定一份如此重要的名单，他一定是得到了一个实权人物的授意和站台，这个人一定就是刘少奇。高岗猜测，刘少奇所以让安子文搞这份名单，一是夹带私货，往即将改组的新政治局里塞自己的人【因此他只能违规通过副部长安子文来做，如果通过的是正牌部长饶漱石，饶可能不会遵从他的意图】;二是以这份非正式的名单先去试探毛泽东的态度，借以得知毛泽东的看法。无论如何，这份意外被自己掌握的名单完全可能成为击垮刘少奇集团的一颗政治“原子弹”，面对如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怎能不利用起来?因此，高岗在权力欲的驱使下，没有保守“三月名单”的秘密，而是在高层中小范围地私下传播了这一消息。

那么，高岗当时究竟给多少人传播了“三月名单”?从事后结果推断，应当人数极少。但无疑，饶漱石知道了。于是，这一名单就成为了后来饶漱石攻击安子文的“杀手锏”【饶和高岗不同，他无意攻击刘少奇，只想收拾安子文】。

1953年7月，全国财经会议正在进行中，薄一波在会上受到猛烈批判，饶漱石也借机把那份“有薄无林”的“三月名单”抖了出来。在7月24日晚召开的领导小组会议上，饶漱石首次公开了安子文拟定的政治局委员名单，引起参会人员巨大震动。刘少奇、周恩来表示从未听说此份名单，要求安子文解释此事。安子文感到问题很严重，除在会上承认错误外，还在会后向中央写了书面检讨，请求免去自己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中央经过审查，认为安子文此举确实违反了党内纪律，给予安党内警告处分。毛泽东专门强调：“此事到此为止，不许扩散”，要求7月24日领导小组会议的参会人员保守秘密。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7月24日晚的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专门找到饶漱石，劝他冷静从事、对安子文手下留情，希望他不要再在组织部内部与安子文搞对立。原来，安子文曾在几天前私下找刘少奇反映问题，汇报了饶漱石在组织部处处针对和为难他的情况。饶漱石闻之大怒，非但没有接受刘少奇的建议，反而变本加厉针对安子文。7月26日，组织部部务会议召开，饶漱石专门批评了安子文绕开自己向刘少奇反映问题的行为，说这是“有意挑拨是非，制造分裂”，“胆大妄为”。财经会议结束后，饶漱石在8月17日和18日的组织部部务会议上再次严厉批评安子文，并向参会人员公布了安子文私拟的“三月名单”【饶漱石明知毛泽东“不许扩散”的指示，却仍在组织部内部进行传播。他在当时只是想进一步打击安子文在组织部中的地位，不料成了自己“非组织活动”的证据】，在组织部内部引起震动。

在这种情况下，1953年9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了。在毛泽东看来，6月到8月间的财经会议主要是为了在经济方面统一党内高层的思想认识，为“总路线”的推行奠定思想基础;而9月份召开的组织会议就是要在组织层面统一高层的认识，为“总路线”的推行提供组织保障。因此，与财经会议类似，组织会议的流程也是先批判错误思想，再制定适应形势的新政策。而这个所谓的“错误思想”，在当时主要就是安子文担任组织部长期间所执行的组织观点和政策。相比之下，财经会议的“靶子”是薄一波，组织会议的“靶子”就是安子文;财经会议中批薄的主将是高岗，组织会议上讨安的旗手就是饶漱石。

看过了财经会议经过的读者或许会产生一个问题：组织会议上的饶漱石是否也和财经会议上的高岗一样，为了打击对手而做出了过激和出格的言行?甚至可能猜测，也许就是因为在组织会议上的出格言行，饶漱石才在后来获罪?但事实是，从笔者收集到的材料看，饶漱石在组织会议上并没有什么出格言行，他只是正常地参与会议的主持，正常地走完各项流程，对安子文的批判也始终保持在毛泽东许可的范围内【这大概是因为饶漱石只想“讨安”，无意“伐刘”，而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安子文在组织部内已名誉扫地、基本失势了。对于饶漱石来说，他的政治目的已基本达到，9月的组织会议只是从中央层面确认这一结果罢了】。那么，组织会议是如何让饶漱石获罪的?又是如何成为“高饶联盟”的直接证据?要回答这一疑问，就必须谈到张秀山和郭峰在组织会议上的发言。

在全国组织会议开幕以前，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刘少奇、朱德、李富春、习仲勋、杨尚昆、饶漱石、安子文等人组成的会议领导小组，并由刘少奇总负责。从9月10日开始，领导小组召开了一系列预备会，对组织会议进行筹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更好地检查中央组织部的工作，需要充分向地方征求意见。对东北来说，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长郭峰[14]虽已来京参会，但他履职时间不长，对东北的组织工作不甚熟悉。因此，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安子文特意打电话征求了在郭峰之前担任东北局组织部长的张秀山的看法，并邀请他前来开会。张秀山在讲完自己的意见后表示东北已有郭峰做代表，自己不需要再额外发言。10月初，张秀山来到北京参加全国粮食紧急会议，顺便找安子文面谈了自己的看法。10月13日，刘少奇在组织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张秀山给安子文反映的意见很有价值，最好能在大会上讲讲。于是，领导小组作出决定，通知张秀山次日到会发言。当天晚上，张秀山又接到毛泽东邀请，到毛处探讨粮食问题。毛泽东顺便询问了张秀山对于组织工作的意见，表示支持他在大会上发言，但一些具体问题最好先找刘少奇商量一下[15]。10月14日，张秀山在向刘少奇做了简短的请示后，走上主席台发言【当时刘少奇坐在他的右边，安子文坐在他的左边】。概括起来，张秀山的意见大致有五点：

第一，1950年前后，中央组织部曾对“党员是否可剥削”这一重大问题有过动摇【具体表现我们在本篇第一节已经叙述】，把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上一般地允许剥削与党员是否允许剥削这两个问题混同了起来。这使一些党员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很热心，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经济却较为冷淡。实际是一种右倾思想。

第二，1951年，中组部对于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认识，也有过动摇。在当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1953年的全国组织会议是第二次】上，由部长安子文领导通过的决议中写道：“中国革命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会后很多地方及军队都提出了不同意见，最后经毛泽东亲自批示，才得以解决。

第三，中组部此前对于检查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抓的不紧，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组织工作与政治任务相脱节的现象，这也与右倾思想有关系。

第四，中组部工作中存在着对保障党的纯洁性、严肃性重视不够的问题。对于一些曾在危机关头脱党、退党、叛党而在革命高潮时又回到党内的人员警惕性缺乏、审查不够，反而在中央及地方一些机关的选人用人时对他们轻易地加以信任。这有一定的“敌我不分”或敌我界限模糊的嫌疑。

第五，前中组部长安子文存在明显的思想方法问题。他接受新鲜事物较为迟钝，在国家形势向前发展时表现出右倾保守;对重大是非问题和具体工作问题的性质差别有时较为模糊;对干部的了解常常持一种表面的、静止的观点，不能全面深入地了解干部;等等。

就在张秀山发言后的第二天(10月15日)，郭峰也在大会上作了发言。相比张秀山，郭峰的发言更加针对具体工作，特别是批评了中组部在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及中央其他会议决议上的推诿、拖延、消极和不作为【比如，1951年中组部曾经提出要抽调2000名各地干部去东北保障工业建设，结果只去了72人】。也就是说，中央的很多政策已经走到前面去了，但中组部的人力调配还是慢吞吞的。郭峰认为，这一现象与中组部在思想认识上的右倾保守是分不开的，认识跟不上，行动便会滞后。

张秀山与郭峰的发言引起了会场热烈的反响，不少代表纷纷表示赞同，对安子文及中组部过去的工作进行批评。但华北局系统的一些代表进行了质疑，特别是对于张秀山批评安子文“敌我不分”表示不满。10月22日，刘少奇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一方面对饶漱石提出批评，认为饶此前在中组部内发动的斗争超过了正常界限，“使得许多工作不能正常地进行，使得中组部很多同志惶惶不安，在外部也发生了一些影响，这当然是工作上的损失”;另一方面也为中组部发生的分歧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对于这个争论，我也是有责任的。我没有在事先对双方做充分的工作，没有对双方充分交代清楚，使双方有充分的相互了解，我对双方的帮助都不够，这是我应该检讨的。”最后，他呼吁要维护和加强党内团结，“提倡全党一致的精神”。

10月27日，历时一个半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刘少奇再次发言。他在总结中组部所犯的各项错误的同时，也承认了其中不少问题实质是他的问题。例如，在关于土改后农村发展前途的看法上，他承认自己“曾经有一个时候有过一种想法是不正确的”，“主观上的想法落后于客观上的可能和需要”，“我认为农业生产集体化的时间要慢......认为互助组不能直接过渡到集体农庄”;在把乡村半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问题上，他说主责在他，“这件事情主要由我负责，应该放在我的账上，而不应该放在安子文同志或其他同志账上”;等等。进而，刘少奇提出，“(自己)所有说的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话都应该取消和修正。”

刘少奇自我批评后，饶漱石代表领导小组做了大会的总结发言。饶漱石在总结中说：

“中央组织部在过去许多年中，是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执行了中央路线的，是做了很多工作并有很大成绩的。虽然正如各地同志们所指出，在过去工作中并不是没有缺点和个别错误。这些成绩的获得主要应当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及各地区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但同时也是和安子文同志及中央组织部的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分不开的。”

显然，在组织部内部斗争中全面胜出的饶漱石此时已鸣金收兵，通过肯定安子文的成绩来与对方修好，在自己的领导下重建组织部的团结统一。同时，这也是符合毛泽东对会议结果的预期的：错误被批判和纠正，全党重新团结起来，为推行“总路线”而一致努力。

会议最后做出了三项重要决议：

第一，将上次组织会议决议中“中国革命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一说法彻底修正，改为“中国人民革命是由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取得胜利的”。

第二，将上次组织会议决议中“(党)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一说法彻底修正，改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国家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时期”。这实质是将保障“总路线”确立为了全国组织工作的中心任务。

第三，对以往发展党员的规定进行了补充，明确“非经党中央批准，不得接受资本家、富农和其他剥削分子入党”。

应当说，相比于“炮火连天”的财经会议，全国组织会议虽也出现了一些波折和争议，但整体仍是平和的、友好的、顺利的，饶漱石确认了自己的地位、安子文和刘少奇通过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获得了谅解、毛泽东也实现了自己的部署，可谓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不幸的是，由于张秀山和郭峰【二人都是高岗在东北时的亲信】在会上所作批判安子文及中组部“右倾”的发言【特别是张秀山对安子文“敌我不分”的评价】，这次大会的情况在高岗出事后很快被翻了出来。张、郭的发言被认为是高岗授意的，目的是联合饶漱石在会议上攻击安子文，进而攻击刘少奇。于是，1953年的组织会议就成了断定高、饶存在联盟关系的“铁证”。饶漱石也因此戴上了一顶“讨安伐刘”的帽子，与高岗在财经会议上的“批薄射刘”形成“紧密配合”。

实际上，从我们上述对组织会议的介绍可以看出，这一顶帽子扣得非常牵强。首先，饶漱石在整个会议上的言行都表明他无意“伐刘”，甚至对“讨安”都不如从前上心，以至于他这位“讨安”旗手竟然没有留下什么批判安子文的重要讲话，大家印象深刻的也都是张秀山和郭峰提出的意见;其次，饶对张、郭的发言没有提出批评，而是表示赞同，并不是因为他们早已“串通”好，而是因为张、郭的发言本身就态度良好、实事求是【郭的发言针对具体工作，摆事实讲道理，无可反驳;张的发言除了“敌我不分”引起争议外，也基本是客观的陈述。而大会最后通过的三项决议也证明了张、郭观点的正确性】[16];最后，组织会议召开时高岗已经不在北京，无法对张、郭具体指导，他虽然通过郭峰提前了解过张秀山的发言内容，也提过一点意见，但没有进行太多干预。更何况，张秀山早就跟安子文说过东北有郭峰在，自己不需要额外发言，最后还是刘少奇提出并决定让张秀山到会发言的。如果硬要说张秀山的发言是有人“授意”，那么“授意”他的也是刘少奇【或许还得加上毛泽东，毛在13号晚上亲自批准了张的发言】。

权力斗争有时就是这样：任何“莫须有”，(在利益驱使下)只要有一千个人说它是“实锤”，它就能变成“实锤”;说你有，你就有，没有也有。

五、南方之行：高岗的“不归路”

1953年的全国财经会议标志着高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胜利，至少在思想和理论上，他是正确的，而刘少奇是错误的【高岗认为，毛泽东当然会选择代表正确思想而非错误思想的人来做接班人】。此后的全国组织会议他虽然没有参加，但也取得了他想要的结果：刘少奇不但在财经问题上需要承认错误，在组织问题上也得承认错误。他感到自己的党内的地位已更加巩固，刘少奇则处于“风雨飘摇”中。他认为自己推倒刘少奇已是指日可待。被自信和骄傲冲昏头脑的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已经发现他的“马脚”，开始对他产生怀疑。他不知道在不久的未来，这一来自最高领袖的怀疑【后来被“坐实”了】将使他陷入极其不利的处境，而他的竞争对手正把这一怀疑作为“救命稻草”，企图利用它来做绝地反击。此时此刻，高岗只想把“倒刘”再推出决定性的一步——争取地方和军队的实权人物，对刘形成压倒性的“包围”态势，合力“歼灭敌人”。他判断，只要毛主席看到刘少奇已成为众叛亲离、全国声讨、人人喊打的“孤家寡人”，就一定会做出最终的选择：弃刘扶高【从这个角度看，高岗认为毛泽东所以批刘而不弃刘，是因为他顾及刘在党内的声望和影响力。这点他显然想错了】。

正是在这种思想下，高岗依照中央安排，在1953年10月3日至11月2日间去南方几省度假休养，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也正是在这次休假过程中，后世争议颇多的“两党论”(或称“红区党和白区党论”，周恩来概括为“军党论”)甚嚣尘上，成为高岗拉拢老将围攻刘少奇的理论依据，也引起了毛泽东对高岗的严重不满。

在高岗出发之前的一个小插曲值得一说。10月3日上午，正当高岗一行来到北京前门火车站，准备登车离京时，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突然赶来，与高密谈。罗走后，高岗对秘书赵家梁说，毛主席生病了，情况不明，他本不想再去南方，但罗让他照常出发，一旦有特殊情况再电话通知他回来。于是，高岗到达济南时，特意确认了北京方面没有消息后才继续向前行驶，到了南京后，他又给罗瑞卿打电话确认情况。当然，这个插曲后来没了下文，因为毛主席很快恢复了健康。但罗瑞卿的举动确实说明了问题：以高岗当时在中央的地位，就算不是毛的接班人，也是非常重要的“顾命大臣”;毛一旦出事，高岗就要回来主持局面(至少也是主持局面的人之一)。不过，这个插曲在当时很有可能也进一步催化了高岗心中“倒刘”的愿望，给了他不好的心理暗示——如果毛主席真的某天出事，他绝不能允许刘少奇先登大宝，他一定要尽快推倒这个竞争对手!

高岗首先到达南京、上海，在这里进行了短暂的逗留、游览、参观，与地方干部座谈，行为还算正常。10月7日晚，他到达杭州，一直在这里呆到25日才离开。为什么高岗在杭州住了这么久?因为一个人：林彪。

林彪是高岗的老领导，二人在东北共事多年，配合默契，对对方非常信任。他们都记得刚来东北时发生的那场关于东北工作方针战略的争论，当时，高岗旗帜鲜明地反对彭真，而林彪也支持高岗，最后中央指示下达，果然是高岗的意见正确、彭真的意见错误。东北解放后，高岗留守，林彪前往其他战区指挥解放战争，但二人始终保持着联系。建国后，由于身体不好，林彪【当时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在1952年年初便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休养。现在高岗也来到杭州，二人必不可免地要谈上一谈，既叙感情，又聊工作。高、林都是聪明人，几句话后，便谈到了共同的主题——刘少奇，而且很快达成了一致——刘少奇很危险，必须打倒他。

实际上，军队里对刘少奇执掌大权的不满之声早已存在。甚至关于“白区党”和“红区党”的议论，也不是始于高岗。目前能看到记载的，至少谭震林就直接对毛泽东说过：“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白区党的人掌握着党权、政权和财权;另一个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大权旁落，这很危险，应该把权夺回来。”林彪在休养期间，也曾对探望他的干部说过：“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很危险。中央的领袖，毛主席年纪大了，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高岗)是久经考验的。”没有被记载下来的类似言论，可能还有更多。老将们觉得，自己打天下浴血奋战、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等新中国建立了，党政大权却落入了没什么战功的白区干部手里【自己却只能守着一支在和平年代已无用武之地的军队被慢慢边缘化】，着实令人气愤。但是，每个人都是私底下说说而已，没有形成完整理论，也没有人真敢动手;并且，老将们被分散安置在全国各个地方，虽然各有怨言，但没有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力量。直到高岗挺身而出，改变了这一切。

高岗与林彪在杭州密谈的详细内容已不可知【没有记载】，但根据高岗倒台后所做的揭发，他与林彪谈的核心观点就是“两党论”：

第一，中国共产党中间存在着“根据地和军队的党”(或“红区党”)以及“白区的党”两个部分，前者的代表是毛泽东和自己(高岗)，后者的代表是刘少奇、薄一波;

第二，根据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观点，可以推出“枪杆子里出党”【因此后来被周恩来概括为“军党论”】。政权和党都是靠拿枪杆子的人(军人)建立起来的，没有枪杆子，中国革命就不会胜利，党也不会发展到今天。相反，白区工作(学生、工人、市民运动和地下工作等)的作用十分有限，它对中国革命的地位是从属性的，军队和根据地工作的地位却是主导性的;

第三，由于出身、生活和工作环境、所经历考验等等的原因，白区干部通常是不可靠的：他们往往革命意志不坚定，经常动摇，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行动保守，易犯错误，更热衷于发展资本主义，因而经常走到右倾的道路上去。社会主义绝不能依靠他们接班【需要指出的是，高岗本人对白区干部有着很深的历史情结。当年在陕北大搞“肃反”，陷他和刘志丹于牢狱的，正是从北方局派来的干部朱理治;后来在东北争论方针战略，与他对立的也是来自北方局的干部彭真;后来土地会议向刘少奇请示，刘又刻意偏袒彭真。总之，高岗的自身经历让他认为白区干部不可靠，他也曾说过“白区干部爱犯错误，有帮派”这样的话】;

第四，建国后，定都北京的新中国实际建立在刘少奇华北局的班底之上【另外刘少奇用人也较窄，加剧了圈子化现象】。加之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使得在城市工作和经济建设上更有优势的白区干部取得了更大的权力。在中央，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等人手握党、政、财大权，几乎把毛泽东架空了。而原军队干部和根据地干部则因文化水平低(普遍出身工农)、不熟悉城市工作、不懂经济等原因在这一轮权力分配中被边缘化了。

第五，为改变现在的局面，有必要对党中央和国家机关进行彻底改组，将刘少奇等人赶下台(至少是不再执掌大权)，由真正可靠的干部来领导国家，辅佐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

林彪完全认同高岗的观点[17]。

此外，高岗还将“三月名单”之事透露给了林彪，使林大为恼火。他想着自己为革命做了这么大的贡献，到头来却是“有薄无林”，自己进不了政治局，反倒被薄一波之流占了位置。他判断，只要让刘少奇等人接班，他们这些战场功臣的结局就会像“三月名单”所揭示的那样，被逐渐淡忘，只有让高岗接班他们才有希望——高岗当时确实是老将中最得毛主席信任、在党内地位最高、最有望(也最有意志)取代刘少奇的人选，同时，他也是工农干部中难得的会搞经济、搞工业、搞城市建设的人才。因此，林彪承诺全力支持高岗。

除林彪外，高岗在杭州还会见了陈正人【高岗在东北时的老部下，建国后任江西省委书记、建筑工程部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刘亚楼【高岗在东北时的同事，随林彪南征北战，建国后任人民空军司令员】等人，同样宣传了“两党论”思想，争取了他们的支持。

10月25日，高岗到达广州，继续进行活动。在广州，高岗与叶剑英【时任广东军区司令员、中南局代书记】、陶铸【时任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广东省委书记】、谭政【高岗在东北时的同事，后随林彪南下作战。时任中南局副书记】等当地领导人秘密会谈，继续散布“倒刘”言论，并进一步扩散了“三月名单”，得到了他们不同程度的支持。

11月2日，高岗结束休假，返回北京。这次南方之行让他收获颇丰，他非常满意。

除利用休假机会在南方几省串联外，高岗还试图在北京争取彭德怀、邓小平和陈云等人。对于彭德怀和陈云，高岗非常熟悉，和他们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一个是朝鲜战争中结下的友谊，一个是在东北共事时形成的信任。对于邓小平，高岗则缺乏接触和了解，只知道邓办事能力很强，很受毛泽东的好评。面对高岗的拉拢，彭德怀非常谨慎，他虽表示认同高岗，但行动上对是否参与“倒刘”存有顾虑，态度不甚坚决;邓小平明确反对，申明刘少奇的错误不属于路线错误，且刘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宜改变【随后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陈云则一面热情聆听高岗的陈述，表示理解和认同，另一面又在心中反复盘算，最终决定向毛泽东揭发汇报【事后，高岗才知道陈云“出卖”了他】。当时，一圈下来，高岗感到自己的游说活动还是基本成功的：在地方获得了林彪等人的支持，在中央又获得了彭德怀等人的认同，虽然没拉动邓小平，但“倒刘”已是绰绰有余、十拿九稳了【往后的历史证明，无论是林彪或彭德怀中的哪一个，都能对刘少奇产生致命的威胁，更何况是林、彭、高三个人联合起来。如果林、彭都能坚定支持高岗，就相当于大半个军队都站到高岗一边了】。因此，邓小平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他(高岗)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了彭德怀同志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候六个大区，他得到四个大区的支持，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西北是彭德怀同志。华北是高所反对的。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

王海光《政争与权争》一文中对此分析道：“毛泽东所设想的中央分一线二线的体制，应是一个在他掌控之下的‘集体领导’分权制衡的格局，而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格局。在这个格局中，刘、高各有其位，相互代替不了”，“所谓‘集体领导’，实际上是要变更历史上形成的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格局”，“这是个体制性的制度安排，并非是更换接班人的走马换将”，“体制性的分权，要比人事上的换马更具制度上的稳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毛能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划分一线二线”的设想，也说明他对当时的党内形势非常乐观，即：就算他退居“二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能平稳进行。王海光《政争与权争》中指出：“以毛泽东这几年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工作积累下的诸多不满而言，如果不是在政治上确立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组织上削弱了刘、周的权力，实现了刘管党务、周管外交、高管经济‘三分天下’的格局，很难想象毛泽东会放手把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交给一线，自己安心退居二线考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情。也可以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立即承认错误的示弱态度还是能够认可的。”

总之，毛泽东“划分一线二线”的战略，是一个在“疑似右倾集团”的势力已削弱、“总路线”的障碍已清除、领导班子中有自己可信赖的人等条件皆具备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既能实现权力平稳交接、又能把控大方向不偏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央权力架构变革的制度性方案。

不幸的是，作为毛泽东“心腹爱将”的高岗，却因自身认识高度不够及权力欲的蒙蔽，误判了毛泽东意图，凭借着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四处串联，煽风点火，最终因“非组织活动”触犯党内大忌，让刘少奇抓住把柄得以“反戈一击”。当高岗的“阴谋”活动从各个渠道被报告到毛泽东，毛泽东的痛心和惋惜是可想而知的：一个自己曾经信赖有加的干部，却为争权夺利走到这步田地;自己很想保他，但党的纪律摆在那，高岗的违纪行为又件件有实锤【有一部分是似是而非的，但刘少奇等人的舆论攻势已经把它们说成了实锤】;不保高岗，自己在中央就将损失一员大将，而如果执意保高岗，不但意味着违背党纪，也意味着把自己置于刘少奇的对立面上，破坏掉刚刚修复的与刘少奇等人的关系，破坏党的团结，甚至引发党的分裂【“总路线”也可能受到干扰而中断】。相比之下，第二种代价毛泽东更加不愿意承受。思虑再三，毛泽东最终决定放弃保高岗，将他交给刘少奇等人发落[47]。

但毛泽东认为高岗在大节上是不亏的【拥护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总路线”】，他内心里也不太接受刘、周把高岗的活动上升为“反党”甚至“叛党”的观点，他始终认为高岗虽然一时鬼迷心窍，但并非不可救药。因此，毛泽东多次跟刘少奇嘱咐不要过分批判高岗，要“治病救人”，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进而，毛泽东设想在“高岗事件”结束后，让高岗回到陕北【一说延安】当一个地委书记，让他在基层接受锻炼和改造。不料，座谈会才开了两天，就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的事件，刘、周主导的舆论立刻将之解释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使高岗问题的性质更加严重;几个月后高岗第二次自杀，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使毛泽东挽救他的希望和尝试彻底落空[48]。事已至此，毛泽东只能“顺水推舟”，接受刘、周对高岗的审判结果，认定高岗为“反党集团头目”、“篡党夺权的野心家”。

读到这里，我们就能回答本节刚开始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

为什么高岗进京后要一轮猛过一轮的“倒刘”?因为他误判了毛泽东的意图，加之权力欲已冲昏头脑。他认为只有早日推倒刘少奇，自己才能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为什么毛泽东从1953年12月24日后便避免与高岗见面?因为高岗攻击刘少奇的一些言论就是自己对他讲的，高岗“倒刘”活动的背后，是自己想让刘“挪挪位子”。现在高岗已经因触犯党纪成为众矢之的，如果自己这时候还为高岗站台，那就相当于公开与刘对立，党就有分裂的危险。七届四中全会之前高岗写信要求面见毛泽东，刘、周担心形势逆转，其实毛泽东自己也担心见到高岗后听了后者的解释会骑虎难下，使自己与刘、周的关系再次紧张。毕竟，毛、高的关系曾经非常亲密，认为刘不适合做接班人并非高岗一个人的观点，而是毛、高二人的共识。后来开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依然休假不归，也是出于一种“避嫌”的考虑。邓小平后来说：“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少奇、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的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权力很大......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话很清楚，高岗的很多“消息”是从毛泽东那来的。如果毛与高见面，或出席四中全会，那么在争论到一些问题需要对质时，自己就可能撇不清干系，而被当作高岗“倒刘”的“后台”。当然，毛泽东也相信，自己已经多次嘱咐过刘少奇不要过分批判高岗，要“治病救人”，刘少奇就应该会“得饶人处且饶人”，批判的效果一达到就让高岗“过关”。这样，就算自己没有出面，高岗也不至于下不了台，还是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可是刘少奇不会这么听话，毛泽东不在，会场就是我的天下，当然要利用这个时机把高岗批倒批臭，让他永无翻身可能】。[49]

为什么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后要致高岗于死地?因为刘少奇也有权力欲，甚至不小于高岗。他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须致竞争对手于死地【就像苏联的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要致贝利亚于死地一样】。同时，他非常清楚毛泽东与高岗的亲密关系，他知道要想万无一失，就必须赶在毛泽东休假期间把案子做成铁案，让高岗在政治上彻底垮台。否则，如果等毛泽东回来了案子还没有审完，极易生变[50]。

为什么毛泽东在高岗获罪后依然对他频加保护?因为高岗本来就是毛泽东的“爱将”，二人在思想认识上高度一致，毛泽东还指望着高岗以后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不愿意在此刻放弃挽救他。他频频保护高岗，就是希望高岗能渡过这关，改过自新，有朝一日回到自己身边。

接下来，就是回答本节刚开始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结果呢?

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使毛泽东试图重建高层人事结构的“一线二线”战略彻底落空[51]，刘、周、高“三足鼎立”、分权制衡的格局被打破，毛不得不继续依赖刘、周，同时扶持邓【先前进京的“五马”，高岗死了，饶漱石被打倒了，习仲勋、邓子恢能力一般且态度模糊，只有邓小平能力最强且最有政治头脑;高饶倒后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空白，使邓小平借机上位，成为“高饶事件”的最大受益者】。

第二个结果，使刘少奇的地位更加巩固，毛泽东更加孤立、在高层中的力量对比更居于弱势。对刘少奇来说，处理“高饶事件”一举消灭了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还拔除了组织部里的“刺头”，可谓大获全胜;虽然周恩来的权力遭到严重削弱，但顶上来的新秀邓小平很快便与自己抱到了一起，使自己又获得了新的盟友[52]。官方的党史中通常评价七届四中全会加强了党的团结，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实际上这一“团结”只是因为刘少奇清除了异己，这反而使高层的力量平衡进一步打破，为后来毛泽东与刘少奇间更激烈的冲突埋下伏笔[53]。

第三个结果，由高岗在南下串联途中发展和传播的“两党论”、“军党论”正式撕开了军队干部对权力分配不满的口子，让建国后已在逐渐积聚的军队和政府的矛盾暴露出来并大大激化，由此拉开了后来一系列军人夺权事件的序幕【最重要的就是1959年的彭德怀和文革期间的林彪，与1953年的高岗一样，彭、林后来反对的也是刘少奇(区别是林在打倒刘少奇后又想取代毛泽东)】。“党内分为‘白区党’和‘红区党’”的说法虽然不是高岗首创，但将仅有只言片语的模糊提法完善成为较为周密、系统的理论却是高岗的发明。他在南方之行中之所以一路受到老将们的欢迎和支持，就是因为他所宣传的“道理”恰恰切中了老将们的心理和需要，说出了他们一直想说又没敢说出的话[54]。高岗事败身死后，军队和政府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相反，老将们从高岗的下场中得出一个结论：只要刘少奇还在把持中央，我们就没有好果子吃，高岗就是一个例子。

第四个结果，给建国后的党内斗争开了个很不好的头，使过去革命时期的“肃反”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为了打击对手，拉帮结派，私下串通，搞“阴谋”;斗争过程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上纲上线，“帽子”满天飞;此外，有罪推定，“莫须有”，落井下石，“一棍子打死”，不是“治病救人”，而是打倒批臭;同时，任意株连，深挖“集团”、“同盟”，搞扩大化......作为建国后第一次重大党内斗争，几乎为此后几十年的历次斗争都提供了样板和“经验”参考。特别是，刘少奇等人意外发现，“非组织活动”真的是打垮竞争对手的一件有力武器，此后数次斗争，这个罪名都屡试不爽：不管是谁反对我，只要他拉帮结派(或疑似拉帮结派)，我就可以给他扣上“非组织活动”的帽子，而共产党又是一个极注重组织纪律性的政党，谁要是“非组织”，那就是“非党”，也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就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就是罪大恶极，我就可以正义凛然地打倒他，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无翻身之可能。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高岗已经在这次党内斗争中被定性为“反党”，导致“高岗分子”在后续的斗争中被作为“反党”的代名词使用，并且批斗者们还频频以高岗这个死人为武器，想打倒谁，就说谁是“高岗分子”、“漏网的(或隐藏起来的)高岗团伙成员”，总之就是把他与高岗建立联系。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继原始版本“高饶反党联盟”之后)“彭、高反党联盟”【彭德怀、高岗】、“彭、高、习反党联盟”【彭德怀、高岗、习仲勋】以及所谓“文艺界的高岗”【丁玲、陈企霞】，等等。发展到文革时期，甚至连作为高岗对立面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打倒后也被戴上“高岗团伙成员”的帽子，令人大跌眼镜[55]。

总之，高岗事件的影响非常坏。不但使高层的斗争向着不利于毛泽东的方向发展，而且恶化了党内的政治生态，并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那么，如果当年没有发生“高岗事件”，或者高岗没有选择自杀，会是怎样一种结果呢?

杨浩甫先生在其《回眸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中写道：

“高岗当年若不要被搞死，即使半‘打倒’，也很有可能‘东山再起’取代刘少奇，并因他紧跟毛泽东走社会主义道路，毛也许就无必要发动‘社教’乃至‘文革’运动来打倒刘少奇邓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了，国民经济自然也不会奔溃到边沿程度!”

最后一句“国民经济到奔溃的边沿”，自然是采用了主流的说法，但前面提出的“东山再起”，倒确实是可能的。刘少奇的思想毕竟与毛泽东根本不同，他可以凭诚恳的认错换来毛泽东一时的认可，但长期下去二人的分歧必然越来越大;同时，刘少奇给高岗泼上的污水也能脏高岗一时，但时间久了也注定会被验明真假[56]。只要高岗不死，就算他被撤职、被下放，毛泽东总有一天会想起他、重用他，甚至将他取代刘少奇，立为自己的接班人。那样，在1966年文化革命爆发后，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可能就不是像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这样缺乏经验的政治“生瓜蛋子”，而是高岗这位文武双全的“大将”;而以高岗的头脑、能力、政治经验、人脉资源，左派在毛泽东逝世后至少不会失败的那么快。当然，如果如杨浩甫所设想，高岗顺利过关，很快受到毛泽东重用，紧跟毛泽东搞社会主义，那么文革可能真的不会发生，或者发生也是另一种结果。

然而假设只能是事后的猜想，历史不可能倒回去重新选择。

就在1954年的座谈会分别给高岗和饶漱石定罪后，1955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正式使用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提法，邓小平随后代表中央做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的长篇发言【两万余字】，全面总结了事件的经过，为这个建国第一“反党联盟”盖棺定论。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时任中组部长胡耀邦开始着手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1980年3月，邓小平召集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特意嘱咐了对高饶事件的定性：“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揭露高饶问题没有错”，指示对高饶维持原判，不进行平反。这次谈话使“高饶反党联盟”成为铁案，高岗、饶漱石至今仍以“反党”罪名写入党史[57]。

共产党修史历来有“隐恶扬善”的传统，某人被打倒了，他的名字就要从石碑上抠掉，他的头像也要从与领袖的合影中被裁掉，等等。高岗因为当了几十年的反面人物，自然充分享受了这一“殊荣”：媒体不报道他，论文不研究他，主流舆论不宣传他，教科书、影视作品里也几乎没有他的姓名、形象和事迹[58]，导致年轻人中绝大多数都不曾听说过他、不知道他的存在。这位曾经声名显赫的陕北红军领袖、西北根据地的创建者、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抗美援朝的总后勤、共和国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就这样成为了一名“隐身”的领袖，在公众视野中销声匿迹【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还知道“高饶联盟”，但通常也仅限于此】。

但是，民间自有一杆秤。多年来，高岗昔日在西北和东北的战友、同事还在不定期聚会，纪念高岗;在高岗的家乡陕西省横山县，也有一批老人为给高岗恢复名誉而奔走呼告;在横山县高家沟村高岗故居的纪念馆，也为民间出资修建。2009年8月29日，由当地民间筹划、铸造的高岗半身铜像在高岗故居前揭幕，以纪念高岗诞辰104周年。2009年10月23日，民间募资拍摄的高岗事迹记录片在横山县首映，引起社会关注。

最后评价一下高岗其人：

一个文武双全、功劳卓著、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革命家;

一个在取得成绩后骄傲自满、执着于追求权力和地位并触犯党纪的犯错误干部;

一个存在着性格缺陷和各种偏见及错误认识的死硬的毛派。

篇末总结：

1952年底，高岗调任北京。进京之前，他已与刘少奇发生数次争论，其中以1950-1951年间围绕土改后农村经济发展前途的争论较为典型。高岗明确反对党员雇工，并提出限制富农、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主张，遭到刘少奇和安子文反对。争论最终以高岗的意见得到毛泽东支持而结束。

1952年底，高岗进京担任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位高权重，时人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1953年1月起发生“新税制风波”，毛泽东对政务院下属经济部门进行了重新分工。高岗一次性接管8个部门，成为“新税制风波”的最大受益者，风头超过周恩来，从此产生了强烈的争夺接班人位置的想法。

1953年6月，为统一党内思想、批判错误认识，毛泽东指示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会上，薄一波因为“新税制”的错误受到猛烈批判，高岗“批薄射刘”，把会议当作向刘少奇进攻的机会，致使毛泽东对会议的部署被干扰，高岗因此罕见受到毛泽东批评。同时，饶漱石在会议期间抛出“三月名单”向安子文发难，表明高岗已小范围扩散了此名单。此次会议后，高岗的活动意图开始被毛泽东察觉。

1953年9月，为进一步统一党内思想，并为推行“总路线”提供组织保障，毛泽东指示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上，安子文成为批判的对象，张秀山、郭峰作为东北代表做了重要发言，对此前中组部的工作进行质疑。后来，组织工作会议被当成“高饶联盟”的“铁证”。

1953年10月，高岗依照规定南下休假。他在途中借此机会找林彪等人串联并获取了后者的支持。南下期间，高岗广泛传播了“两党论”或“军党论”，作为拉拢老将们的理论武器。同时，他进一步扩散了“三月名单”。这一时期，高岗还争取到了彭德怀等人的支持。就在高岗为自己的“倒刘”事业进展顺利而自鸣得意时，形势开始逆转。陈云和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了高岗的活动，加之从其他渠道得到的信息，毛泽东判断高岗有野心，决定出手限制。随后，陈云沿高岗的路线南下，向沿途各地主要负责人打招呼，林彪表示不再支持高岗。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两个司令部”，严厉批评高岗，将高岗问题的性质升级。

1954年1月，高岗写信要求面见毛泽东，经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争取，最终方案改为由毛泽东委派刘、周、邓与高岗谈话。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对高岗进行猛烈批判，并揪出饶漱石为高岗的“盟友”。随后，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召开，对二人进行连续猛攻。高岗招架不住，中途自杀，未遂。高岗问题的性质遂更加严重。2月25日，周恩来在总结会中提出高岗的“十宗罪”，将高岗定性为“反党”、“叛党”、“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4月28日，高岗《我的反省》定稿，被批评为“要害问题，只字未提”。8月17日，高岗吞安眠药自杀，享年49岁。

结语

杨浩甫《回眸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高饶事件’表现的是刘少奇等与高岗的路线及权力之争，实质上折射的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及其以后的接班人的问题。而且高岗问题，说到底，主要就是在毛泽东‘削藩’、‘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后，高岗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最得力，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器重，地位显赫，他自己又太显眼，引起中央高层一些领导尤其是‘白区党人’的不服、嫉妒和反对。正如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2009年3月12日何亮亮先生在《腾飞中国建国60年纪事》中说的：高岗‘过去他在地方是独当一面，工作能力强，到了中央以后，权倾一时，但他个性张扬，城府不深，不了解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触犯了党纪，又触犯了权力场的潜规则’。于是被人揪住‘尾巴’不放，在‘帮派斗争’中败阵‘落马’!”

尽管经常为人所忽略，但作为建国后第一次重大党内斗争，“高饶事件”的意义和影响都是不容低估的。它以权力之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实质却混合了思想认识差异、政策策略之别、制度及人事调整、路线及方向选择、派系及山头对立等等因素，使得这次斗争的性质非常复杂。在笔者看来，“高饶事件”不能简单地视作一个“事件”，而应把它当作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一个环节，以这个环节管中窥豹，可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新生事物的艰辛与不易。其中的考量和较量，远远超出我们许多人的想象。

再回到高岗的一生，历经了无数磨难、承受了无数考验、建立了赫赫功勋，才最终迎来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进入和平年代后，他也没有停止奋斗，而是紧跟时代的航向，勇立潮头，做了一回弄潮儿。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党多年培养的、在各种考验中锻炼出来的杰出干部，竟然因为在党内斗争中落败而受屈自杀，使党和人民损失了一个优秀的领袖，更对此后几十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产生不可挽回的消极影响。干社会主义的人却被扣上“反党”、“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罪名，英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死在自己人手里，这不能不让人感慨和痛心!

此外，高岗的一生也告诉我们：革命者不是完美的，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有的缺点甚至相当严重;革命也不是纯粹光明的，也会有各种消极和黑暗的现象，有的黑暗面甚至令人发指。在一些对社会变革停留在浪漫主义的幻想中的人看来，表现出骄傲自满、个人主义和强烈权力欲的高岗简直不能算一个革命者，但事实上他不但是革命者，还是杰出的革命家;而多次上演“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自己人斗自己人”的革命也简直不能叫一场革命，但事实上这不但是革命，而且是古往今来的革命中最伟大的一次。这就是最现实的革命者，这也是最现实的革命。

我们需要明白，任何革命都不是单靠崇高的信仰和关于美好的想象就能实现的，相反，它是由一个个不完美、有各种缺点甚至会犯各种错误的革命者去推动的;它在进行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面对各种矛盾和问题——外部的或内部的、暂时的或长期的、个人的或集体的、工作方面的或人际关系的、物质利益的或思想认识的、泰山压顶的或鸡毛蒜皮的，等等。革命者对这些当有正确认识和心理准备。格瓦拉说的好：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