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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葉利欽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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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利欽效應指在一個專制的國家裡面出現一個民選的地方政府,而中央政府還不是民選產生的,這個民選的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就高於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就可以抵抗中央的法律甚至可以自行宣佈獨立,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加盟共和國的總統和蘇維埃議會都已經實現了民選,但是蘇聯總統和最高蘇維埃都沒有民選,所以加盟共和國政府的合法性就高於中央政府,葉利欽選上了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的總統之後,就是按照這種方式帶頭宣佈各大加盟共和國退出蘇聯。


葉利欽效應的來源

  蘇聯時代蘇共將各個不同聯邦作緊密的結合,其中包括領土最大的俄羅斯,還有白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等15個加盟共和國,當時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讓俄羅斯舉行民主總統大選,結果沒想到葉利欽以57.3%得票率擊敗對手,當選為俄羅斯總統,以此產生了民意代表性的問題,即:蘇聯總統是通過蘇聯人代會間接選舉,俄羅斯總統是民選直接產生的,而戈爾巴喬夫的地位竟然可以在民選的領導人葉利欽之上。葉利欽便對蘇聯總統合法性、戈爾巴喬夫的命令開始質疑。


  因此,當元首的民意代表性不足時,有聲望的地方首長便會對其的命令排斥,即出現了葉利欽效應。


  1991年6月12日,葉利欽以57.3%的得票率榮登俄羅斯聯邦首任總統寶座。這時的總統儘管還不是真正國家的意義上的總統,但是這件事本身表明瞭維繫著蘇聯和俄羅斯的國家紐帶,已經變得越來越脆弱。趁此勝機,葉利欽對蘇共和俄共進行了堅決的打擊,簽署了"非黨化 "總統令,禁止共產黨在俄羅斯聯邦的政府機關和企業中進行活動。他要清除權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礙。


  1991年,戈爾巴喬夫試圖將蘇聯改為一鬆散的邦聯——蘇維埃主權共和國聯盟,引發蘇共黨內的傳統派不滿,而觸發了蘇聯舊體制的種種弊端卻又未能給予妥善解決,導致蘇共的威望一落千丈,各加盟共和國內的分離勢力大幅增長,令局勢一發不可收拾,傳統派為了輓救蘇共及蘇聯,便訴之以政變。


  1991年8月19日,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突然宣佈總統戈爾巴喬夫因健康原因無法履行職權,總統職務由其代為行使,其後亞納耶夫會同當時的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元帥及克格勃首腦等人宣佈成立“緊急狀態委員會”,下令武裝部隊接管國家政權,同時軟禁了在黑海度假的戈爾巴喬夫。緊急狀態委員會發表的《告蘇聯人民書》中指出戈爾巴喬夫領導的改革已經走入"死衚衕","蘇聯國家和人民的命運處在極其危險的嚴重時刻"。這就是“傳統派”為輓救國家命運,維護國家統一、維護共產黨地位、維護社會主義制度而採取的轟動一時的行動,即“八一九事件”。


  事發之時,剛從哈薩克回到莫斯科的葉利欽毫無思想準備。聞訊後,一時不知所措。但他很快便明白過來,這次事變,在很大意義上是針對他而來的,他的政治生涯已經到了最關鍵最險峻的時刻,他要面對挑戰。他先是和前去他別墅的哈斯布托夫等準備了致俄羅斯公民的呼籲書。隨後,驅車前往議會大廈一白宮,開始組織反擊。據葉利欽事後回憶說,當時,他深知在白宮堅持得越久,取勝的可能性越大。他還意識到必須到民眾中去,得到群眾的支持。於是,他走出白宮。冒著危險爬上了—輛包圍白宮的坦克,挺直身子,掏出事先已準備好的呼籲書,大聲宣讀起來。隨後,他還發表了演講。此時,葉利欽看到了人們期待的目光,聽到了群眾支持的呼聲,他感到自己正走向勝利。當他完成這一壯舉跳下坦克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時,覺得精力充沛,格外輕鬆。緊接著,他舉行記者招待會呼籲舉行總罷工;派代表前往克裡米亞半島,與被困在那翠的戈氏棄嫌聯手;用電話與西方大國領導人聯繫,尋求他們的支持;組織支持者去勸說包圍白宮的軍人倒戈;……如此等等,從而使"8·19事件"以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失敗而告終。葉利欽也因此成為平息"8·19事件"的英雄。


  葉利欽在“8·19事件”中的勝利成為蘇聯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它使葉利欽為首的"民主派"徹底戰勝了以亞納耶夫為首的"傳統派",而且也根本上削弱了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主流派",為其搞垮聯盟、將前蘇聯的一切實權轉移到俄羅斯聯邦手中奠定了基礎。


中國的葉利欽效應

  中國周朝諸侯實力權勢大於周王室,唐朝末年的藩鎮割據。東周春秋初期有一百多個諸侯國,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有14國: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吳,越。面對如此多的諸侯在中原的土地上,此時的周天子之地被壓縮到了一二百平方里,實際控制的人口也所剩無幾。更有在王室被迫東遷後,縈繞在人們頭上的周天子的神權和極權光輝頓時消失,以天子為代表的宗法網路也一下子失去了約束力,社會進入了信仰和權威重塑的時代。這一時期各路諸侯紛紛興起,諸侯不再聽從天子的命令,不再定期向天子納貢,朝聘和述職。王室失去了貢賦收入,經濟日擢,入不敷出。


  王室衰微不僅使周天子的地位名存實亡,同時維繫天子地位的禮樂制度,發生了動搖。井田,分封,宗法和禮樂制度本是維繫西周奴隸制王朝的四大支柱,它包括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的幾個重要方面。


  首先,在經濟基礎的壘石----井田制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被諸侯,大夫等擁有封地者轉化為私有,而且還千方百記的擴大著自己的封地,擴充著自己的“私田”。而做為田地名義上的主人--周天子似乎已被各諸侯排除在外,失去了他本該納入囊中的糧食。


  其次,我們關註一下分封制。隨著土地占有權由周天子下移過程,各諸侯並不滿足於現有的土地權。他們希望進一步的加強,擴大控制力。於是,對傳統分封制的改造被提到了議事的日程,更因為西周的分封弊端已顯露無遺。所以一種新的政治制度被“發明”了,這就是諸侯為加強地方控制力,使周天子失權的“郡縣制”(對當時是減弱周天子對諸侯的控制,可以後卻加強統治者的制度)。


  再次,是宗法關係的變革。分封親系兄弟,加強對各地方的控制,這是宗法關係最初的本意,可時間在推移原來的血親關係也在漸疏漸遠,時間讓宗法制只留下了赤裸裸的等級統治。那麼這些諸侯早已在心中沒有了“親系”的觀念。他們努力的掙解著宗法的束縛和權利固定的繩索。在他們努力中也表明著周天子王權的進一步下移,失去他天下共主的特權。


  最後,我們在看看禮的變化。周禮講的是“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認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就是禮,然而司馬遷卻在他的自序中寫到:“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數。”在這我們不難看出春秋時期的混亂局勢。


  兼併式的無“義”戰爭在春秋的土地上愈演愈烈,諸侯雄霸的割據也早已成了定局,從中原的西歧到東邊的臨淄再南往吳越,可我們聽到周天子的聲音卻不予加多,反而更少,一切的一切只能說明一點——周天子的地位已下降。那被萬千瞻仰,受上千崇拜的日子已成了當下周天子回味往日的甘甜。


  安史之亂把唐朝政治打的七零八落,為解困局,唐朝採取以方鎮御方鎮的方針。當時,安史餘部還保持相當大的勢力,唐政府於763年任命安史降將薛嵩、李寶臣、李懷仙、田承嗣等仍為節度使,造成事實上“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的局面。並且,在平叛過程中,設置在關中、江淮的藩鎮還在保留。“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形成了複雜的割據局面。勢力最大的是河朔三鎮:即成德、魏博、盧龍。唐末的皇帝成為各派政治勢力爭權的工具。當時“郡將自擅,常賦怠絕;藩鎮廢置,不自朝廷”;“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軍閥經過互相廝殺,也只剩十幾個了,其中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和河東節度使李克用的勢力最大。他們在軍事上互相排擠,政治上又力圖操縱中央政權,號令全國。而在中央政府內部,宦官和朝臣又分別勾結藩鎮為外援,宦官專權和朋黨之爭十分激烈。公元907年,朱全忠終於篡唐自立,建立後梁,唐以290年而亡。割據的藩鎮在本境內,召集黨徒,練兵修城,自收租稅,自定法令,自除文武官員,儘量保持獨力的權力。“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其職位父子相襲,或為部下所襲。中央政府往往承認既成事實,不能稍作更改。藩鎮“喜則連橫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並”。他們擁兵自重,“自擅一藩,職貢不入,賞罰由己”,儼然成為一個個獨力王國,不但不聽命於朝廷,而且挾持朝廷為其所用,唐中央政府成各藩鎮玩弄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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